内容提要漢代酒風的熾盛是漢賦中酒文化的社會原因。調和人倫、獻谀神靈和祭奠祖先是漢賦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審美判定來審閱漢賦中的酒文化，可見以樂

　　内容提要漢代酒風的熾盛是漢賦中酒文化的社會原因。調和人倫、獻谀神靈和祭奠祖先是漢賦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審美判定來審閱漢賦中的酒文化，可見以樂為本是漢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漢末則成為酒文化以悲為懷的開端，此後借酒澆愁、寄酒為迹則成為中國文人酒文化的常态。關鍵詞漢賦；漢代酒文化；以樂為本；調和人倫；獻谀神靈；祭奠祖先

　　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酒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早就為人們所熟悉。文人們往往津津樂道于詩酒流連，當今關于詩歌與酒文化的論述可謂是洋洋大觀。然而，賦作為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與酒文化的關系卻鮮有論及。賦是兩漢的“一代之文學”，漢賦與酒文化的關系大有探讨的必要。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曆來論者對漢代的酒缺乏應有的文化闡釋。因為人們除了津津樂道于鴻門宴上暗含殺氣的觥籌交錯、高祖回鄉把酒唱“大風”之外，似乎就隻剩下相如滌器、文君當垆的逸事了。缺少了對酒文化和賦之關系的探讨，則我們對酒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盡管漢賦存世作品有限，但漢賦對後世的影響所依靠的正是這些有限的存世作品。所以不妨以這些作品中的酒文化現象作為探讨對象，或可收窺一斑以見全豹之功，探求漢代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變，以期對漢賦和中國酒文化都能有進一步的熟悉。一、漢代的熾盛酒風釀酒技術在中國有着悠久的曆史，發展到漢代有了很大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制曲技術的提高和釀酒方法的創新。漢代已經生産餅曲，由散曲到餅曲是酒曲發展史中的一個飛躍；釀酒除了傳統的方法外，漢代還有“酎酒法”、“九醞酒法”等方法。漢代的酒業生産規模比前代有了很大的發展。私人開辦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鄉鎮分布極廣。《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說：“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大商賈的酒業作坊于都市有很大的售賣空間。漢代皇室、貴族官僚和田莊内的豪強地主也在宮中和莊園内設立制酒作坊，滿足自身驕奢生活的需要；在中心政府内部，設有專門官員治理皇室的酒制品生産。反映漢代地主田莊的經濟文獻《四民月令》一書多次出現“曲室”、“作曲”、“釀春酒”、“漬曲釀冬酒”的記載。與酒業生産相應，兩漢酒風之盛承前代餘緒，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祖衣錦還鄉把酒唱《大風》是鼓動漢代酒風的一把明火。文景之治、漢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興等漢代的富足之世為酒風創造了充分的物質條件。盡管每碰到災荒之年，統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間釀酒，以達到節約糧食的目的，但是這根本無法遏止如火如荼的釀酒和飲酒之風。無論是宮中朝堂的達官貴人，還是民間士林的細民九流對酒都極為熱衷。王粲《酒賦》說：“暨我中葉，酒流猶多；群庶崇飲，日富月奢。”《漢書・食貨志》曰：“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代一度實行的“榷酒”之政（即酒類由政府專營）也無法徹底施行。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面對如此興盛的酒文化，漢賦作為當時文學樣式的傑出代表，就曆史地承擔起了反映漢代酒文化興盛的使命。二、漢賦中的酒在現存漢賦作品（含殘篇、殘句）中（本文論及賦作時以龔克昌《全漢賦評注》為基本的文本依據），以酒名篇者有鄒陽、揚雄和王粲的同題之作《酒賦》3篇。此外尚有言及酒事者共約30篇，其中“酒”字出現了約60處，涉及的内容非常廣泛。諸如釀酒的原料和方法、飲酒的場合與功用、濫飲的弊端、飲酒的禮儀和習俗、酒器、名酒的品類和特色等等。這些都構成了漢代酒文化的重要内容，對當時和後代的社會生活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兩漢辭賦中涉及到的酒種類繁多，其中基本分為酒類、醴類和醪類。鄒陽《酒賦》說：“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駿。”漢賦中不少地方都是酒、醴并提，這裡已經比較了二者質地的不同：酒之色澤清亮，而醴之酒體則比較渾濁。又張衡《南都賦》：“酒則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醴”而稱“甘”，表明是甜酒。《漢書・楚元王傳》：“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在功能上，酒、醴有不同的适用場合，在各種儀禮中，雖然酒、醴并陳，但相比而言，酒使用的場合比較多。如前，以“聖明”譬喻清酒，以“頑駿”指稱濁酒，可見“酒”應是用于正式場合的。這與《詩經》的時代大不相同。《詩經》的時代以醴為尊，酒次之，醴多用于祭奠和國宴。如《詩經・小雅・吉日》寫周王田獵後會飲諸侯：“以禦賓客，且以酌醴。”而酒多用于一般場合。漢賦中的酒除了稱為“酒”或“醴”的外，還有“醪”。如枚乘《柳賦》：“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桓譚《仙賦》：“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灑輕霧，濟傾崖”。張衡《南都賦》：“若其廚膳，一酒則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薪。”“醪”的基本詞義是汁滓混合的酒、帶糟的酒，但在更多時候則釋為味道醇厚的酒。此外，漢賦顯示當時的人們好飲色濃味厚的酒，而且往往以此為标準來評價美酒。鄒陽《酒賦》曰：“其品類，則沙洛渌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自薄，青渚萦停。凝醇醇酎，千日一醒。”“凝酵醇酎”意謂味道濃厚的酒。“沙洛渌酃”等各種酒之所以為名灑，就是因為其酒味濃厚。三、漢賦中酒的文化功能從酒文化發展的曆史來看，在西周，酒禮已經成勾相當嚴格的禮節。酒行為自然納入了禮的軌道，灑禮必須體現出貴賤、尊卑、長幼等各種關系。這時的酉更多的是與酒能緻人迷狂因而具有通神效果的祭奠、巫蔔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尚書－酒诰》有言：“‘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在周公頒布的這一《酒诰》中，他以文王代言人的身份下達戒酒命令，明确指出，上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為了祭奠天地神靈和列祖列宗，因此嚴禁“群飲”、“崇飲”，違者處以死刑，即使是位尊如康叔，也要“剛制于酉”。_4j這是在借天的威靈來鞏固世俗的權威。随着天之威靈的真實面目逐漸為人們所熟悉，“君權神授”僅僅成為維護統治所需要的宣傳口徑，人間英雄（帝王）可以完成對現實的強力統治時，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們更傾向于借助“禮”來建立帝王在k間的權威，而“禮”必須落實于各式各樣具體的事勿上，酒即是其中之一。于是在秦漢以後，随着禮樂文化的确立與鞏固，酒文化中“禮”的色彩也愈來愈農，嚴格的酒禮顯示出的是世俗權力，昭示着森嚴的等級，這與此前酒所附有的神巫特征大異其趣。叔孫通在漢初制作禮儀，對當時及其後的曆史有很大的影響，對酒禮的嚴格規定也是如此。據《史已・劉敬叔孫通列傳》：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于定陶，叔孫通就其儀号。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日：“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日：“得無難乎？”叔孫通日：“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禮畢，複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觞九行，谒者言“罷酒”。禦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辄引去。競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者。其中“禦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辄引去”，是指對那堂不符合酒禮的官員要采取制裁措施。漢代對酒禮向重視和執禮的嚴格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孔臧在其《楊柳賦》中亦叙酒禮為“威儀抑抑，動合典章”，酒禮已經成為治理國家的“典章”的一部分。《史記・禮書》中說：“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集解》引鄭玄解釋：“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膈孰之也。”可見，在重大祭典中酒是不可少的祭品。統觀漢賦作品，賦家寫酒，更多的是從飲酒的生理作用，從酒滿足口腹之欲的飲食功能出發，這是漢賦酒文化的邏輯起點。誠如揚雄在《太玄賦》中所說：“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正是在這樣的起點下，漢賦中的酒展現了其文化功能。

　　1．調和人倫以酒成禮，并以此來調節人際關系，是漢賦中最為着力描寫的酒文化内容。舉凡展示帝王的“恩榮”、敦睦同宗同好的友誼、論功行賞布酒犒勞軍中将士，乃至心懷殷切舉觞緻誠意中之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中記載有多次“大酣”，這是漢代皇帝經常使用的向臣民施恩，籠絡、褒獎臣民的辦法。《史記・文帝本紀》載文帝即位時诏告天下：“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酶五日。”《集解》引文穎日：“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今诏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隐》引《說文》日：“酶，王者布德，大飲酒也。”漢賦對此則有更多具體形象的描寫。試看班固《兩都賦》中藩邦大定綏靖内外後天子大宴群臣的情景：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後，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鐘。列金翼，班玉觞，嘉珍禦，太牢飨。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铿鈎，管弦烨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傣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浃，群臣醉。降煙煜，調和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旨酒萬鐘”以美酒之量多襯場面之大；與樂相和，鳴鐘列鼎，煌煌廟堂“食舉《雍》徹”，彰顯帝王氣派；曲終人散，“皇歡浃，群臣醉”，君臣相得，酒之于人倫，其功卓荦。張衡在《南都賦》中則将酒調和人倫的作用放到宗族賓朋的層面上來展現：若其廚膳，……酒則九醒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辨。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糾宗綏族，榆祠蒸嘗。以速遠朋，喜賓是将。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羞琅矸，充溢圓方。琢調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博鮮明。被服雜錯，履蹑華英。儇才齊敏，受爵傳觞。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唏。接歡宴于日夜，終恺樂之令儀。“糾宗綏族，稿祠蒸嘗。以速遠朋，喜賓是将”即是對酒的調和這種功能明白表述，調和當然是有效的，其結果是“接歡宴于日夜，終恺樂之令儀”。其他如孔臧《楊柳賦》日：“于是朋友同好，幾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觞，……洗觯酌樽，兕觥凄揚。”揚雄《蜀都賦》日：“若其吉日嘉會，期于送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範壘楊。置酒乎榮川之閑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都是如此。酒為血性男兒之飲，将士馳騁沙場當然少不了它賦予的能量，斬将骞旗之後的犒賞當然也少不了它。張衡《西京賦》這樣描寫征戰将士凱旋後縱酒為歡的情景：“割鮮野飨，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觞舉燧，既醇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焦夥，清酤皴。”2．獻谀神靈神靈，作為古人心目中不可捉摸而又無處不在的外在力量，一直受到人們小心翼翼的侍候，歲時年節的供奉、形式多樣的活動都必不可少，而酒往往在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杜笃《祓楔賦》中說：“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棗绛水，酹酒酞川。……巫鹹之倫，秉火祈福。浮棗绛水，酹酒釀川。”祓楔是從先秦時代即開始流行的古代民俗，每年春、秋兩季在水邊舉行祭奠以除妖災去污垢的儀式。此後春三月的上巳節即來源于此。古人以好酒之心推測，神靈也應是嗜酒的，而人投其所好就會得到神靈的庇佑；酒可以使人麻醉、緻幻，從而通神，與神親近，更好達到人的目的。《說文解字》解釋“喲”酒為：“攸服以降神也。”張衡《觀舞賦》說：“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于是飲者既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将舞，………‘靈鼓，鼓名，古時祭地祗時用。”酒會之上有錯綜抑揚不絕如縷的音樂助興，氣氛熱烈，人神雜處的神秘感與和諧感在酒與樂的交融中漫衍開來。3．祭奠祖先祖先崇拜在中國古人思想觀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酒也是其儀式活動現場的必備祭品。孔臧《楊柳賦》中說：“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綱紀。洗觯酌樽，兕觥凄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退坐分别，其樂難忘。”可見酒在祭奠場合被納入到嚴格的法度中，而且對飲酒的量也有一個基本限定，即“飲不至醉，樂不及荒”，當然這并不是一個量化的限定，而是考慮到個人能力差異的人性化規定。從反面來說，飲酒一旦至于醉而流于“荒樂”，則意味着對祖先的不恭和亵渎，那可真是罪莫大焉。張衡在《東京賦》對酒的這種功能有更為明顯和細緻的描寫：“于是春秋改節，四時叠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于廟祧，奉蒸嘗與龠祠。……靈祖皇考，來顧來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實際上在更多的情況下，獻谀神靈和祭奠祖先是結合在一起的。揚雄《蜀都賦》：“若夫慈孫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奠，練時選日。瀝豫齋戒，龍明衣，表玄毂。俪吉日，異清濁，合疏明，綏離旅。”娛神祀祖也是在調節關系，隻不過是調節人與神鬼的關系。可見，着眼于調節關系或者說倫理化是漢賦中酒文化的典型特征。鄒陽《酒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骐。”以人之道德品行譬喻酒之質地高下，倫理化的判定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以酒設喻也往往與此相關，張衡《東京賦》：“客既醉于大道，飽于文義，……罔然若酲。”其次，酒的功能也是有層次的。既然酒是禮的重要内容，而禮的基本功能是“别同”，所以酒對不同的對象也有不同的意義。鄒陽在《酒賦》中說：“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可見在作者的眼中，不同的飲酒者目的各異，“庶民”飲酒是為了取樂，而“君子”則是禮節的需要。所以，既然酒是禮的一部分，則酒承載了大量禮的内涵，有節制的飲酒才是快樂的，濫飲則适得其反。孔臧《楊柳賦》說：“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張衡《東京賦》也說：“好樂無荒，允文允武。”四、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變可見，對待酒，我們固然要有對大杯痛飲、花天酒地給予批評的價值判定，但是對适度的飲酒所帶來的精神愉快、人倫和諧和人神共歡，我們則要超越價值判定，走向追求快樂的審美判定。賦作在漢代是受到朝野廣泛推崇的文體，尤其是受到官方肯定而使其具有相當多的政治色彩，從而賦予酒以大量政教、禮教的内涵，酒承載着很多的社會化情感，則個人私情受到抑制，個人出處窮達的小情緒，往往被國家政治教化的大道理所“沉沒”。我們看到漢賦中置酒罕言愁，言愁則很少涉及到酒。在漢賦中，酒和愁甚至是格格不入、對立的文化元素。對此《史記・樂書》中的一段話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所謂“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在漢賦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酌酒為歡的描寫。枚乘《七發》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傅毅《舞賦》曰：“溢金晷而列玉觞。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顔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揚。”張衡《東京賦》曰：“因休力于息勤，緻歡忻于春酒。……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浸，盈溢天區。”在漢賦興盛期的賦作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即使到了漢末建安時期，賦家寫酒，也多是借酒暢叙歡愉之情。徐幹《車渠槐賦》為詠物之作，其中“盛彼清醴，承以h盤。因歡接口，媚于君王”明言“歡”情；劉桢《瓜賦》乃奉曹植之命而作，其中“憑彤玉之幾，酌缭碧之樽”寫帝王宴樂之情。在抒發悲愁之情的賦作中則“酒迹”罕至。董仲舒《士不遇賦》、劉徹《李夫人賦》、《秋風辭》，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揚雄《反離騷》等抒發悲愁之情賦作，都言未及酒。張衡《思玄賦》據作者自述為“宣寄情志”之作，《南都賦》有言：“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彈筝吹笙，更為新聲。寡婦悲吟，鵑雞哀鳴。坐者凄欷，蕩魂傷精”；蔡邕《述行賦》布滿“郁悒而憤思”之氣，也都言未及酒。即以建安賦而言，繁欽《愁思賦》寫“士感時而情悲”，其《弭愁賦》直以消愁為題，王粲《登樓賦》寫有志難騁、久客異鄉的愁緒，都未借酒澆愁。王粲《酒賦》惜為殘篇，然揣其辭意，其旨似在曆叙酒史，并與曹操之禁酒舉措相應，無意關涉酒之哀樂之情。縱觀兩漢愁情賦作，例外的隻有兩位女子有置酒言愁之作，班健仔（祖）的《自悼賦》說“顧左右兮和顔，酌羽觞兮銷憂”；班昭（孫）的《東征賦》說“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這可能與女子的社會角色有關。在男性賦家的賦作裡我們幾乎看不到這樣的寫法。這種情況與兩漢賦家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及生存狀态密不可分。在兩漢時代，“賦家被整合進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亦成為士大夫，制作賦篇有時直接服務于專制政治，是一種政治行為，有時則又逸出專制政治之外，成為一種業餘行為。前一種情形的賦篇，歌功頌德，維護現世秩序，後一種則抒寫情志，發洩憂憤，乃是賦家生存性焦慮的集中展現。”就賦與酒文化的關系而言，前一種賦往往隻能暢叙歡樂之情，酒自然是歡樂的載體；後一種賦，如前已述，罕有借酒抒發愁情的現象。因此漢賦中的酒展現出的是漢代酒文化以樂為本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漢代文人主體意識的消解。酒文化情感内涵的轉機發生在漢末。王瑤先生《文人與酒》一文分析文人飲酒之風在漢末非凡興盛時指出，文人飲酒是“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為了享樂”，而“對死的達觀正基于對死的元可奈何的懼怕，而這也正是（漢末魏晉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東漢後期，政治黑暗，戰亂頻仍，文人的主體意識被喚醒，面對殘酷現實，他們意識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酒在社會生活和文學中扮演的角色已與此前大相徑庭。《後漢書・五行志一》注引《風俗通》說：“時（指靈帝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栓’（即喪家之樂，“顔氏家訓”作‘傀儡’），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嘉會美酒之後是“喪樂挽歌”，這種荒唐的組合，跟武帝盛世時“置酒乎颢天之台，張樂乎膠葛之字，……千人唱，萬人和”（司馬相如《天子遊獵賦》）縱酒宴樂的壯觀場面不啻天淵之别。美酒作為消愁去憂之物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纨與素。（《古詩十九首》之十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可見，東漢末年時代巨變下文人自我生命意識的覺醒，促成酒文化從以樂為本向以悲為懷的轉變，成為魏晉風度縱心于酒的起點。此後借酒澆愁、寄酒為迹則成為文人酒文化的常态之一。漢代社會生活中酒文化現象的存在對漢賦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是漢賦對酒文化進行描述和記載的對象，又是漢賦賴以傳播的文化背景。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變是一個值得注重的問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們對這一問題必将有更加透徹的理解，酒與文學的不解之緣也必将得到更加豐富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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