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還記得一個日子。

2020年12月29日，這一個多災多難年份的倒數第三天，中國的北方迎來了三十年來最冷的冬天。在天津濱海的于家堡洲際酒店，八級大風刮過門口，人群魚貫而入，本來排好的隊形，立馬往裡縮了半截。出租車司機說着一口地道的天津相聲，心情格外陽光：

國産CPU公司飛騰在今天舉辦生态大會，各路人馬集齊了，一天的打車費可以多賺幾百上千了。

發生在濱海的飛騰生态大會，是國産CPU近年發展狀态的一個縮影。宏觀環境愈是冷冽，國産CPU愈是烈火烹油，蒸蒸日上。

遊走在展會的各個公司間，你肯定能感受到市場的這種熱烈。

做電腦服務器整機的航天部某所市場人員說，年底了公司很忙，這麼大的展位隻有他一個人，長城與他們的競争激烈，互相勘察樣機，彼此知根知底，斜對角展位的聯想公司可就尴尬了，他們沒有進入“央采”的名單，不被信任，到展會來純粹是打醬油的。

說起打醬油，做安防攝像頭的大華算不算？還真不算。

展位工作人員說，大華上了美國的黑名單了，開始做電腦服務器的整機了，突出優勢是視頻監控。大華這種自帶工廠buff的做起整機來，輕車熟路，快速上馬。

更令人震驚的是國産操作系統。一位小哥講到，國産操作系統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家，領頭的某麒麟系統人數從幾百人增加到了幾千人，足足有20倍的擴張！

而這多出來的幾千号人員，主要是做軟件适配的，用他們的話來說：軟件适配工作兩三年都做不完！考慮到360給兩個軟件搭建了100人的研發團隊做國産化适配，這個規模和時間算不上稀奇。

國産CPU搞得好不好，就是看兩條：一個是整機廠的生産意願，一個是軟件适配的積極性。沒人搞生産，沒人搞适配，國産CPU就是一個光杆司令。

光是看着飛騰CPU生态大會現場，我們便可以知道，國産CPU的确是搞起來了。展會上的整機、操作系統、軟件、雲服務和運維等廠商一條龍擺起來，撐起了濱海價值400億的産業。

飛騰對外公布的數據也的确證明了國産CPU的火爆：2020年交付150萬片，相比于2019年的20萬片足足增長了6.5倍；營收從去年的2.1億，增加到了13億；約80%的出貨，來自于政務市場。2021年，飛騰的收入突破20億元大關，增速驚人！

除了飛騰，龍芯也趕在2020年的尾巴，在北京證監局官網公布了自己即将登陸科創闆的消息：中信證券已對龍芯展開上市輔導。

一年半後的2022年6月底，龍芯成功上市，成為國産CPU第一股。這個上市速度，可以說很快了。

放到十年前，國産CPU還是一個遙遠的神話。圍繞國産CPU的争論在知乎上讨論激烈。漢芯事件在衆多旁觀者中的印象實在過于深刻，以至于“騙補”的标簽打在身上難以逃脫。國産CPU瞄準英特爾的星辰大海，被當成大放厥詞。

從十年前的被唱空、被揶揄到突然崛起，這十年間，國産CPU究竟發生了什麼？

2010年的冬天，已成為龍芯公司董事長的胡偉武，遭遇了他職業生涯曆史上的最大挫折：做了九年CPU，流了好幾次片，最新回來的龍芯3B1000芯片，卻連操作系統都啟動不了。

龍芯3B1000采用65nm工藝，核又多、浮點峰值性能又高，放到全球學術界都是領先的。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十一五期間“核高基”支持的芯片項目。

國家正在展開國産CPU和操作系統的實際應用，主管部門催得緊，大家都很着急，龍芯流片完一上來測試卻崩了，這怎麼好？

之後，龍芯選定32nm工藝繼續推進這款八核芯片項目。但芯片回來後卻又是無盡的煩惱，把芯片裝到實際環境後，問題像打地鼠一樣層出不窮。

在實際應用密集攻關的2013年，龍芯的表現堪稱是災難級别的，上級部門和使用部門被磨得失去了信心。

同年爆發的斯諾登事件令環球皆驚，高層對于提高國家安保的需求更為急切。眼看走自主路線的國産CPU無望，拿來主義的路線被順勢提起，AMD、威盛等英特爾的昔日對手紛紛赴華，與中國的合作夥伴成立了海光、兆芯。龍芯被抛在了一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龍芯之所以被打入冷宮，基于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

2006年的時候，龍芯2E的單核性能與主流x86 CPU還隻差一兩倍，到了2013年，龍芯CPU的單核性能隻提高了50%，而同期的x86 CPU則提高了五倍，算下來，龍芯與x86 CPU的差距被拉到了約十倍。

七年時間，雖然龍芯把核的數量搞的多多的，但單核不能打，基本滿足不了實用需求。

2010到2013這三年，是走自主路線的國産CPU的滑鐵盧。引進派與自主派交戰激烈，走x86路線的引進派強烈要求把龍芯換下，在一些場景，龍芯被下馬。痛定思痛，胡偉武總結了兩大失誤：

其一，龍芯前期搞研發，胡偉武作為總負責人從頭盯到尾，項目組“人盯人”，仿佛一個緊密團結的小作坊，擰成一根很緊的麻花。

但公司化後，胡偉武忙于公司事務，無暇他顧，沒有建立起“工業化”的嚴密流程，龍芯出了很多簡單的問題，而這些簡單的問題交纏到一起，便織成了一個難解的蜘蛛網。

其二，龍芯3B在開頭的産品定義就錯了，不是兄弟們不給力，而是被國際學術界給帶彎了。

龍芯雖然已在2010年轉為公司制運營，但一開始難以擺脫學院派的氣質，急于追上多核CPU和浮點峰值性能的國際學術界熱點，核數做的比國外同行還多。但一路狂飙下來，卻發現英特爾等x86玩家不湊這個熱鬧，一心一意搞高單核。

沿着學術界劃定的彎道，龍芯走到了一條CPU的死胡同：練就了兩塊很長的闆子，但其他闆子都短的很，一把水倒進去，都漏了。

一團亂麻應做何解？擺在胡偉武面前的兩個問題都很嚴峻。一款CPU從設計到流片也就兩年時間。如果兩年内無法挽回戰局，等待龍芯的，是十年努力的付諸東流。

為了解決龍芯面對的兩大難題，胡偉武采取了三個舉措：建立管理制度、糾偏研發路線、從低端市場颠覆做起。

首先，是工業化流程體系的建立。龍芯之所以頻繁出現低級的流片問題，正是從科研産品原型量産落地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大偏差，沒有用制度取代“人治”。

研發制度的建立，一為分工，二為激勵。

在分工上，胡偉武着手建立了“五步法”，确立了從立項、方案、簽核、測試到結項的研制全流程，并詳細規定了每個階段的研發與審核内容，此後，效率大為提高，并且龍芯的流片再無出現嚴重的質量問題。

在激勵上，龍芯在事業部和銷售部建立與市場效益挂鈎的績效體系，兩部門由此開始被引導關注，怎麼服務好才能增收、研發成本如何分攤、立項是否應再多考量等諸多關切自身利益的問題。

分工明确，激勵有規則可循，CPU的研發便不會陷入無序的盲亂狀态。

制度捋清楚了，接下來是研發路線糾偏。CPU研發之所以出了問題，就在一開始的産品定義出了方向性錯誤，也就是沒有搞清楚客戶想要什麼，應該怎麼定義未來産品的形态，規劃将來的工作。這種大的錯誤一旦犯下，便有可能導緻随後兩三年、乃至三五年的挫折。

2012年，龍芯意識到最大的問題不在于核不夠多，而在于單核裡面的微結構沒吃精吃透。微結構沒吃透，相當于CPU研發搞了一堆花架子，形似而神不似，遇上内力深厚的國際巨頭，自然被打的滿地找牙。

2013年，龍芯暫停了16核的流片，轉向做精四核3A2000，大刀闊斧的完善微結構，并學習英特爾，設立了兩條根本原則：引腳兼容、軟件兼容。如此，老龍芯用戶拿到新款芯片，便可換下直接用。

對于龍芯來說，研發路線不僅包括了最底層的芯片。

因為MIPS架構與主流計算機體系絕緣，龍芯研發的芯片仿佛一片荒原，如果龍芯自己不去做生态，芯片平台上隻能生長出幾根草木，這對于使用者來說是絕對不友好的。所以，龍芯的研發路線，必然天生包括了系統、中間件到最上層的應用。

在夯實完最底層的芯片後，龍芯的研發順流而下，逐次圍繞三個方面展開：

在系統層面，龍芯規定好從CPU、BIOS到操作系統的技術規範，統一系統架構，方便打印機、掃描儀等外設IO設備接入。

這樣一來，在操作系統、軟件應用商做适配的時候，一來按圖索骥顧好自己的就好，二來不會出現一個問題找半天源頭、卻找發現是更底層的情況。

在中間件層面，龍芯抓住操作系統與軟件應用的薄弱環節，API接口。以往，國内适應了微軟和安卓建立起來的操作系統生态，中間件一般是遵循“拿來主義”，基本沒有成建制的研發隊伍。

但是，API對于在一個操作系統上面開發軟件的應用商來說，便如搭樂高需要的積木顆粒。龍芯選擇了一些最為關鍵的API接口加以構建，造好了一些關鍵的積木顆粒，操作系統不需要自己費力再行研發，軟件開發商也可拿來即用，最後皆大歡喜。

在應用層面，針對目标市場，龍芯重點深入優化了浏覽器、辦公軟件、版式文件等應用。

總之，龍芯對蘋果公司有樣學樣。蘋果為了建立一個封閉順暢運行的系統，遵循一個原則：對整個系統進行深入分析，一個個應用挨着深化，一個個特征優化，一個個像素優化。而龍芯，也正是這樣做的。

裡三層，外三層，龍芯在研發路線上的糾偏最終取得了成效。龍芯放到實際中應用，總算極少出現要溯源到CPU等底層的問題。同時，經過芯片、系統、中間件和應用四層的緊密優化，龍芯建立了一個集約型的優化系統。

龍芯體系相比于x86 CPU體系，猶如乞丐之于龍王，但是作為一個獨立于x86的體系，龍芯可以在各個層面消除冗餘、提高效率。2016年中，在一次辦公應用研讨會上，基于龍芯得到了“基本好用/好用”的認可。

研發路線完成撥亂反正，最後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市場路線。

早在零幾年的時候，一位承接了北鬥項目的中科院同仁來找胡偉武，請求龍芯幫忙做嵌入式CPU。剛開始胡偉武還看不上，最後還是勉強答應了。

但實踐證明，在龍芯為桌面和服務器CPU研發忙的手忙腳亂的時候，正是那些看起來低端的嵌入式CPU養活了龍芯。

嵌入式CPU有兩個特點，一是軟件單一省勁，恰好避開了龍芯市場化初期軟件生态荒蕪的軟肋；二是進入門檻高，北鬥等嵌入式CPU應用環境嚴苛，不是極寒高溫，就是壓力山大，認證周期長，更換供應商困難。

如此，嵌入式CPU在龍芯最艱難的幾年，為其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

這也啟發了胡偉武對于市場路線“三步走”的思考：先是單一軟件應用的嵌入式CPU，然後是固定軟件應用的政務桌面和服務器CPU，最後是複雜軟件生态的商用CPU。

管理制度初步成型，産品研發面向市場定義，從嵌入式CPU逐級而上，龍芯逐漸渡過死亡之谷。

國産CPU最大的市場景氣周期即将來臨，在下一輪激戰，最大赢家是誰呢？

從2013年開始，對于國産CPU，胡偉武提出了兩個原則：

一，政策劃定下的黑暗森林競争。在通用CPU的黑暗森林裡，政府圍一個籬笆牆建一個小森林，把國外芯片擋在外面。進入籬笆牆内的公司，應該嚴格界定為真正自主可控的國産CPU。

小森林的環境内，各國産CPU遵循市場競争法則，誰最後勝出了，那便踏着失敗者的屍體走出這堵籬笆牆，然後與黑暗森林中的國外CPU展開競争；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舉國體制。這個機制包括了三個原則：首先是政府引導，在特定市場應用的牽引下形成一套産業鍊；其次是在政府組織下，通過性能評測、小批量供應、價格等市場手段優勝劣汰，而不再是以往那樣通過傳統的專家評審機制選擇供應商；最後是央企發揮引領作用。

胡偉武提出的國産CPU的兩大原則，幾乎完全契合了日後市場的走向。

按照胡偉武在《龍芯的足迹》中的分類，真正完全意義上的自主可控的國産CPU，要麼有自己的微結構，要麼能基于别人的微結構改進提升，完成從模仿到自主設計的跨越。

如果遵循胡偉武的定義，龍芯和申威是當然符合的，兩者分别享有對MIPS和Alpha指令集架構的所有權和自主權。

走x86架構的引進派，胡偉武稱之為“O”派，也就是ODM路線。他認為，即便拿到國外CPU的源代碼，每一行都看得明白，但把幾百萬行代碼拼在一起就不知道在幹什麼，就像打開一頭豬的大腦，卻不知道在想什麼。

走ARM架構的國産CPU，胡偉武稱之為“攢”派。他認為，購買ARM内核與架構、GPU核以及各種接口IP，然後通過一定的設計流程搞出一個CPU，這個過程不涉及微結構的自主設計，無法形成能力，無法保證安全可控。

但是，這個标準明顯過高了，三星和高通兩大廠在曆史上試圖推出自己的微結構，但都不是很成功，三星最終砍掉了研發團隊，高通的微結構則飽受诟病，被外界認為不如ARM自己設計的好。

就實際效果來看，三派路線各有千秋。

最為自主可控的龍芯，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中科院版本的申威，本質上，龍芯的崛起，是對于中科院在六七十年代軍隊計算機系統地位的一種恢複。

走x86架構的引進派，原本為救時之選，但時間愈長，愈是尴尬。引進的費用一般幾十億打底，但在此基礎上重新設計出堪用的CPU，還需兩三年時間，正好在這個當口，原有的自主團隊已經推出了有競争力的方案。

在自主可控含義愈加收窄的時況下，引進派路線在政務市場的開拓面臨不利局面，如此，投入産出比堪憂，經濟性越來越差。

而走ARM架構的飛騰和華為，獲益非淺。

中興事件後，來自官方的訂單雪片一樣飛往國産CPU各廠商手中，“爆單”成了最近幾年的常态。

在政策性市場的壓力下，采用ARM架構的國産CPU展現出了自主、生态與市場的雙重彈性：一方面研發足夠深入，另一方面自帶ARM生态威力，别人吭哧吭哧幾年才能實現的軟件應用生态，ARM架構芯片是自帶手機生态的幾百萬應用的。

而且，無論是華為還是飛騰，都享有很大的市場号召力。

華為研發ARM芯片已久，輕車熟路，久在ICT行業浸淫，政商網絡強大；飛騰屬中電旗下，這一電子工業體系曆史悠久的巨無霸國企建立了“PK”體系，飛騰CPU和麒麟操作系統在天津濱海的辦公地同在一個園區，兩家公司配合緊密，甚至在一個食堂吃飯，再加上中電在中央政府采購市場的影響力，飛騰的市場優勢十分明顯。

由是，從2018年到現在的國産CPU市場，其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

以龍芯為代表的全自主路線補足短闆，市場的基本盤穩固，進而穩紮穩打；以飛騰為代表的ARM路線增長迅猛，充分受益于政府采購市場的爆發式增長。

x86路線，則要坎坷很多。近期，據财新報道，海光系幾家企業不但被列入“實體清單”，而且屬于28家額外受制于“外國直接産品”規則限制的企業。這一限制，已與華為受到的制裁類似，所有獲得美國産品和特定外國産品都受到美國的出口管制限制。

國産CPU行業已經進入了一個擴軍備戰的階段，軟件适配成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龍芯聯合數十家IT廠商，建立了一個适配聯盟；飛騰近年擴張了近一倍的人馬，新增的人員主要用于建設生态。

接下來，擺在國産CPU面前的有兩大任務：

1. 建立全國産化的産線。早在2014年，胡偉武提出，應建設一條配備完整IP庫和設計平台的8寸和12寸線，分别用于130nm和40nm。

出于防範風險的需要，胡偉武的這一建議無疑是先見之明。

2. 準備好進入商用市場。胡偉武曾說，龍芯在2019年的一個工作重點，是在2-3年政策性市場消失後，龍芯準備好成為有市場競争力的貨架産品。

在京東上，已經可以搜到龍芯、飛騰等裝配國産CPU的電腦産品，在不遠的将來，可以預見商用市場會有更多動靜。

國産CPU的過去十年，是鳳凰涅槃的十年，這十年很痛苦，也隐身于大衆認知之外。

像CPU這樣一個複雜系統的重建，起碼需要三十年的時間，正是在罵聲一片的頭十年裡，國産CPU終于痛定思痛，在第二個十年重新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這個建立過程有很多問題是十分複雜的，包括從科研團隊到公司的轉軌，從專家評審到政府采購的市場化，等等。

國産CPU的曆史進程遠遠不是一個技術追趕的問題，而是當技術追趕、科研體制轉軌和政策性市場發展交雜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像蜘蛛網的絲一樣交雜彼此勾連，難解難分。

當我們清楚了國産CPU重建是有多困難之後，或許會懂得馬斯克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技術不一定會自動進步，它需要有很多人不斷努力。

與國産CPU類似，曾經跨過世界屋脊的國産運十大飛機在1986年被拆解，31年後，尚未全國産化的新一代C919大飛機才重新首飛。

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形勢顯然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惡化，拜登在中期選舉之前的日子裡瘋狂發禁令，國産CPU所面臨的機遇，顯然比挑戰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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