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潇水 原創 轉載請注明作者

墨子是戰國初期的人，他和魯班也是同一時期的人。魯班是木匠，據說發明了刨子、鋸子、直角尺、墨鬥。然而魯班遭到了墨子的批評。魯班做了一個木頭的小鳥，裡邊裝上永動機，使這個小鳥在空中連續飛翔三天三夜不停息，自以為自己巧到了極點。墨子就教育魯班說：“你做的這個鳥，不如工人做的軸承。工人在很短的時間之内削三寸之木作出個軸承，可以承載六百斤重壓。你制造出來的東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無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嗎，所以你的飛鳥是奇技淫巧，光給富人看着玩的，全然沒有他的車軸有用！他的車軸是幫助勞動人民幹活的！”

魯班被說服了，很受教育，從而他放棄了對古代飛機的深入研究，改按勞動人民的需要而創造了，于是創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

種種迹象表明，墨子出身可能是不怎麼高的人，所以他創見了自己“尚賢”的下層人民哲學，意思就是庶人雖然出身不高，不是大家族，但一樣也有賢人，應該讓這樣的賢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組成聯合政府，讓賢人參政議政，做到“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大家族的親戚不能老壟斷着政府，要讓出一些肥缺和名額到普通階層出身的人。

墨子作為戰國初期的人，這時的社會問題已經不是春秋後期的國君卿族等級倒置，貴族秩序不複和諧，而是各國互相攻殺，民間也是大戶欺小戶，有本事的欺負沒本事的，所以，因當時的社會主要問題不是貴族等級倒置，墨子也就對孔子以禮來試圖恢複等級秩序和諧，沒有什麼切身感受了，于是覺得禮樂就是無用，隻是白耗費官僚們的時間經曆和給民衆增加稅斂上的負擔，所以他就大肆批評孔子的禮。

不過，對于孔子的另一個基本點——仁，墨子倒是不反對的，不過，他提倡的仁，目的不是像孔子那樣為了追求貴族内部的等級秩序和諧（即卿大夫要有仁心，從而不要犯上侵害國君，從而維護君卿大夫的等級和諧，這是孔子強調仁以服務于自己的“維護等級和諧”這一個中心的用意所在），而是為了改變戰國時國君民衆相侵相害，相奪相鬥，所以墨子對仁的理解，就是更廣義的愛了，就是國君要少搞奢侈，少弄宮室車馬衣服，從而減輕民衆負擔，施惠于民，民也要互相愛對方，這樣社會就不再互相侵殺欺奪了。所以，墨子所強調的“兼愛、非攻”就出來了，就是沒有戰争，沒有侵害，人人相愛的社會。每個人都把别人的家當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體當成自己的身體。總之，這就類似“共産主義”了。這是墨子對仁的概念的擴展。因此墨子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希望節儉、互相愛，不要攻戰，不要為禮樂而虛耗财富，從而改善了民生，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美化了社會關系。墨子要魯班做車軸，因為這個能幫到别人，是有利于别人的，就是一例。

最後，墨子把他的崇尚艱苦樸素、兼愛、非攻這一系列社會理念，付諸實踐，就組織了一個在野的武士團體，在團體内實行他主義所描述的這一切原則，就是愛别人，幫别人，于是，成員們刻苦自砺，吃藜藿之羹（是當時流行的蔬菜，大約是蒿子杆），不吃肉，食求無飽，吃飯用最難看的陶碗，穿短褐之衣，粗衣草鞋，不穿絲綢，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日夜勞作不休，總之，向丐幫的“污衣派”看齊就是了。同時，團體内的人都特服氣墨子的學說，感服墨子所唱的兼愛非攻等大義，于是都肯墨子赴湯蹈火，死不旋踵。這個墨家團體的老大叫“钜子”，墨子就是第一任钜子。钜子下達命令，分散全國的追随者都會不折不扣地執行。于是這個組織開始行動，要通過自己的組織帶動全社會都實現兼愛非攻，于是這幫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意思就是幫人做好事，排解糾紛，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墨子思想發揚光大。

于是，這些被稱為“熱腹”的團體成員們開始闖蕩江湖，去列國找各種社會問題去解決它，積極宣導墨子主義，身體力行，參與時事。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這個團體離墨子的思想漸漸遠了，而變成了古代的遊俠團體。遊俠在當時的定義就是愛别人，幫别人，包括幫别人消解仇恨和糾紛，使對方不要互相仇殺，與别人分享财物，自己則保持貧儉啥也沒有，幫助了别人後還不矜誇自己的功勞。在這一點上，遊俠觀念和墨子的兼愛、非攻乃至自己保持貧儉，頗是有着聯系。

這種遊俠團體和遊俠作風，風行戰國一時，所謂遊俠作風，或是“為任俠”，就是幫人排解糾紛，“損己而益所為”（不惜損失自己的财富生命去做他認為對的事，比如幫助處于困厄中的别人，這就是任俠了），還要言出必行，不畏生死，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如赴湯蹈刃，死不旋踵。

雖然墨子的兼愛、非攻、節儉的社會思想，沒有在戰國時代得到廣泛的認同和實現，但是這種損己利人的遊俠作風，卻也頗是有一定的影響力，乃至一直影響到秦漢時期。張良、袁術年少時都好為任俠。不一定會武功才叫任俠，損失自己的财富去幫助有難的别人，愛别人，幫别人，就是任俠，或者遊俠。

但是，到了漢朝的時候，國家統一了，他們這種損己利人地幹預各家族或者他人事務和糾紛，相當于替政府行政和裁決，越俎代庖，剝奪了政府應有的統治力，而且，有些遊俠，憑借自己的名聲和影響力，也挂羊頭賣狗肉地幹些無恥圖私的事情，于是，墨家流變出的這種遊俠團體或任俠個人，不斷遭到政府打擊，最終慢銷湮于曆史。

總得來講，墨子的思想，是一種平民思想，與貴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互相沒有什麼關聯，是在春秋與戰國兩種不同的社會狀态與社會問題中各自産生的，墨子的兼愛、非攻、尚樸素，隻靠着民間力量帶頭推行，确實也是難事，終于在後代慢慢銷湮，後代皇權政治的皇帝，本身對民衆是奪利和不愛的，因此也不可能真的幫着推行它，把它作為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态，所以墨家一度在戰國成為顯學後，也就慢慢被人遺忘了。而貴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則容易被皇權政治下的社會所改造和繼用。孔子的維護貴族階層内的等級秩序和諧，比較易于改造為維護皇權君臣體制的等級秩序，但是由于皇帝及臣僚的侵奪國民權益的本性，也就無法仁，孔子的兩個基本點的仁和禮，也就被改造成了忠和禮。而孔子其實是很少講忠的，他講到的忠也隻是忠于職事和朋友利益罷了。所以，孔子的以仁和禮維持貴族秩序和諧，被變成了維系皇權官僚政治秩序，以忠和禮來實現，這就是後代的儒家了。

就這樣，墨家的學說和他的遊俠幫派，歸于沉寂了，而孔子的仁禮貴族等級和諧，也被修正，孔子自己的真正思想，也随着他那個時代的特征，而翻做了曆史的曾經而已。

墨子的思想中，本身還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強調“尚賢”，這符合戰國開始後的社會情形，但是“尚賢”往往就等于“上功”，所謂賢人，就一定是立功，能幫助國家，具體來講，在當時列國競争的環境下，賢人的“賢”之處，就在于能出去打仗。實際上，這些布衣，為了能夠出人頭地，無不希望國君出去打仗和擴張，乃至慫恿國君這麼幹，這樣，自己方才能夠立功，從而當上大官和得到富貴。最後的表現就是，國家也“尚”了“賢”了。譬如吳起，一見到魏文侯，就唆使他出去打仗，後面又鼓舞魏國領導人去向西滅了秦國。可以說，戰國時代，之所以戰争的殘酷性開始加強，跟布衣的崛起有關。這些布衣的“賢”，為了能被“尚”，能上去當官，無不是挑撥君主的貪婪和擴張野心，從而使得列國的混戰升級。從前春秋時代，君主也是貪婪的，也想出去占地盤，但是還沒有布衣為了自身階層利益的最大化，為之推波助瀾，其戰争還未到“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的地步，春秋的戰鬥，多數還是華夏和南楚的種族戰鬥，以及讨伐不仁的國君或者篡亂的弑君犯之類的維和行動，多少還有“義”的色彩，戰國則更談不上“義”戰了。

所以，墨子的“尚賢”，必然導緻的是列國間的戰鬥升級，可是墨子同時又嚷嚷“兼愛、非攻”，這就是他矛盾的地方。要想“兼愛、非攻”，那就不要尚賢，也不要尚智，還是春秋時代那樣世卿大夫世代為官，也許社會還和平一些。尚賢、尚英雄，也就等于尚了戰争。這種思想體系本身的矛盾，大約也是随後的墨家走向末路，最後流于遊俠，從而不知該往哪裡走，最後使得墨子的學說，成為曆史的遺痕，最後把尚賢以及非攻的思想，在後代的儒家中，有所借鑒體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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