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雀童裝：“變”出來的原創品牌

10年間不止一次在最“順”時主動自我調整，為更好适應服裝行業品牌化轉型打下基礎

今年9月，“久違”青島面孔的中國國際時裝周秀場終于再次迎來了青島品牌——禾雀童裝。對一直緻力于發力原創設計，開辟紡織服裝産業品牌化轉型路徑的青島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具有标志性意義的事件。而回顧禾雀的成長曆程，對青島企業和産業發展來說，相信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2010年，先後從國企和外企辭職創業的劉雲峰和王曉紅夫婦創立青島吉美譽服飾有限公司。像青島的很多服裝企業一樣，吉美譽最初也從外貿生産做起。但與很多企業不同的是，吉美譽更加“善變”。

短短10年多時間，“變”一直是吉美譽成長的關鍵詞。從線下生産到線上批發品牌，再到重新回到線下打造零售品牌，吉美譽踏着産業變革的鼓點，積極思變求變，并大膽将變化落地。也正是一次次走出舒适圈，造就了現在的吉美譽以及禾雀。

今年9月，青島童裝時尚品牌禾雀亮相中國國際時裝周，這是時隔多年之後青島本土時尚品牌再度登上國家權威時裝秀場舞台。

“逼”上品牌路，拿下阿裡巴巴“夥拼王”

生産加工能力強大，擁有即發、雪達等國際知名品牌的優秀供應商，外向型特色十分鮮明，這些是外人對即墨這座中國針織名城的典型印象。創業沒多久便紮根于這裡的劉雲峰和王曉紅起初瞄準的也是類似ODM的發展路子。

劉雲峰和王曉紅的“第一桶金”來自外貿尾單生意。将從即墨或其他地區服裝廠“淘”來的優質外貿尾單，銷售給終端零售店。2010年前後，外單貨源減少導緻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劉雲峰和王曉紅開始将業務延伸到上遊生産，吉美譽由此誕生。服裝設計專業畢業的王曉紅發揮專業優勢自己進行童裝設計，然後打樣做樣品，客戶覺得好就下單，接下來就組織生産。

但很快，夫婦二人就發現這條路對吉美譽來說走不通。不論内銷加工還是外銷加工，一旦訂單上規模，就十分考驗工廠管理能力，而這是夫婦二人都不擅長的。“與其拿自己的短闆比别人的長闆，不如發揮好自己的優勢。”劉雲峰說，轉型做内銷品牌的想法逐漸在夫婦二人腦中成型。

某種意義上，吉美譽最初是被“逼”上品牌路的。面對周圍個頂個的生産“能手”，隻有另辟蹊徑才有可能找到生存空間。但也正是最初的這次小挫折讓劉雲峰和王曉紅得以在生産加工發展模式還蓬勃發展時，比很多同行率先跳出來審視和研判未來的産業趨勢和機會。他們迅速抓住方興未艾的電商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通過阿裡巴巴1688平台發展内銷批發品牌，在試水品牌的道路上“初戰告捷”。

既有設計感、又保證品質，很快吉美譽的Anddywoo品牌就在平台上脫穎而出，成為“網紅品牌”。2013年，Anddywoo品牌的線上業務再攀高點，在阿裡巴巴童裝銷售額排名中位居全國第八。當年九、十月間，Anddywoo有三款産品夥拼達到十幾萬件，單款幾千件的都不列入統計，Anddywoo也在這一年被授予“夥拼王”稱号。

最旺時放棄線上，精心打造品牌

在很多人以為吉美譽要借着“夥拼王”的勢頭，繼續依靠電商流量紅利拓展市場時，劉雲峰和王曉紅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向線下to C品牌轉型。這時才是2014年，吉美譽拿下“夥拼王”稱号的第二年。

“做電商批發品牌，說到底還是要靠量。”劉雲峰表示，做批發品牌主要為基礎款，且款式少，經營模式還是沖量賺錢。電商風口剛剛起來的時候，機會很多。但随着越來越多服裝企業都擠到電商渠道上來，問題開始暴露出來。

當時，網上已經出現了Anddywoo的仿品。作為小企業，吉美譽沒有精力打假，隻有把産品買回來保留證據，然後以申請阿裡巴巴封店為震懾招安對方為代理商，實現化敵為友。

如果說中國服裝行業還剩下唯一一片藍海，那一定是品牌童裝。前瞻産業研究院的市場分析顯示，我國的男裝和女裝市場均已進入成熟期，但童裝卻剛步入成長期。事實上，時至今天中國童裝市場上品牌仍然十分分散，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品牌森馬旗下巴拉巴拉，2020年市場份額為7.5%，位例第二和第三的安踏和阿迪達斯，市場份額僅為1.5%和1.4%。但挑戰與機遇永遠并存，尤其是對來自北方的吉美譽來說，要想成功必須徹徹底底邁出舒适區。這可比第一次的電商轉型要難得多。

“很多業内人都覺得北方品牌不入流。”劉雲峰說，國内目前有浙江織裡、廣東佛山以及即墨三大童裝基地，但從品牌上看，浙江和廣東的步伐要比即墨快得多。目前，市場銷售排名靠前的童裝品牌幾乎全部來自南方。“一開始幾年開訂貨會，來的人少得可憐。”劉雲峰說。

沒人來就隻能出去找。王曉紅留在即墨做設計，劉雲峰就背着産品圖冊全國各地跑客戶。他還記得在廣州服裝市場拜訪一個個“檔口”時，比較客氣的會讓他到店裡坐坐聊聊，然後留下一張名片，有的則直接說“不需要”，連介紹的機會都不給他。最後，還是之前做批發時的熟客表示願意加盟試試，吉美譽才打開了局面。

全國各地開拓客戶的同時，吉美譽又做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向梭織轉型。在劉雲峰看來，做品牌一定要做梭織。邏輯很簡單，針織局限性較大，一般隻有内衣、打底衫等，不僅款式、品類較少，價格提升空間也比較有限。即墨針織發達，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梭織的發展。面對當地并不算完善的梭織配套，吉美譽全力建立新的供應鍊。

從最初的多個品牌并行發展到後來逐漸聚焦高端定位的禾雀品牌，吉美譽在品牌的道路上逐漸遊刃有餘，也在潛移默化中逐漸改變着業界“北方品牌不入流”的印象。2019年，禾雀在全國的線下品牌門店已經超過100家。

“去年開始，已經有代理商主動到即墨來找我們了。”劉雲峰說。而疫情影響下的2020年也并沒有阻擋禾雀發展的步伐，到2021年初，禾雀門店數量已增長到超過300家。

“再破再立”，沖擊一線品牌

再一次，外界眼中正發展得如魚得水的吉美譽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用劉雲峰的話說，“破”掉原來的發展模式，建立對标一線品牌的品牌發展體系。

關于品牌意識和品牌打造，但凡了解點商業的人都能談上幾句。經典管理學教科書中提及的定位、價格策略等理論也都并不難理解。但如果你跟正在努力轉型的中國服裝企業交流，他們會告訴你要做大做強自主品牌簡直“太難了”。比如在即墨，90%以上的童裝企業擁有自主品牌，但真正在市場上拔尖的企業卻并不多。

破解想做但不知道怎麼做的難題，吉美譽“重金”聘請了專業的品牌營銷公司以及人才，幫助公司進行全方位規劃。

從南方聘請來負責産品線規劃和設計的李立就是其中之一。初來吉美譽，李立與王曉紅聊了整整兩天，看過往所有的設計圖樣、看生産工廠，然後幫禾雀梳理出了需要重點調整的兩大方面問題。“一是産能方面，二是産品結構要精簡優化。”李立說，“産品設計風格，還有産品線規劃是關鍵，這也正是很多中國服裝企業的短闆。”

曾經服務過國内多家大型知名服裝企業的李立表示，很多中國服裝企業之所以覺得做品牌難，是因為很長時間以來國内服裝行業都是“隻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國内學生出去學設計，可能你學會了要用什麼比例設計西裝，但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設計，産業的底層邏輯人家是不教你的。”李立說，這種狀況随着近年來很多曾在國外大牌工作過的中國人回國，進入國内企業擔任品牌顧問而開始改變。

“從目前訂貨情況來看，明年訂單已經翻倍了。”劉雲峰介紹，吉美譽也開始在杭州組建新的設計團隊，吸收更多品牌發展人才。（青島日報/觀海新聞首席記者 孫欣）

（注：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立為化名）

書中财富

平衡

——《平台金融新時代——數據治理與監管變革》閱讀劄記

作 者：吳曉靈 丁安華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一

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個大變革的年代，新事物、新現象，相應的新問題都層出不窮，如何看待、如何把握乃至如何解決？考驗的就是平衡之道。

2020年以來，對科技金融公司的質疑明顯升溫。著名經濟學家、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帶領團隊完成的新著《平台金融新時代——數據治理與監管變革》聚焦于金融科技公司的監管問題和數據治理問題，緻力于構建我國的金融科技監管和數據治理體系，更好地推動平台金融企業發展。其核心就是在金融科技公司創新和金融穩定之間尋求新的平衡之道。

這本書是中國财富管理50人論壇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一起設立的“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監管研究”課題的成果。直接參與課題的有20多人，充分調研了國内外的動态和政策，課題評審會一開就是一天，從一個側面，亦可見“平衡”之難。

二

平衡不易，失衡倒是常态。

互聯網讓志同道合者更方便相互發現，相互支持，但信息繭房也在構建着信息孤島，很容易造成觀念的極化，非此即彼。

就像科技金融公司。有人認為做的是普惠金融的事，具有不容挑戰的正當性；有人則認為是違規的越界者、貪婪的食利者。

這本書則貫穿了寶貴的客觀、理性，認真分析了平台金融産生的必然性和上向效應。互聯網平台介入金融服務，從支付開始，逐步拓展應用場景，包括介入貸款、存款、保險、财富管理等金融業務中的不同環節，将金融服務觸角延伸到更細微的角落，極大地降低了對個人客戶和小微企業的觸達、運營和風險管理成本，有力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與傳統金融機構的合作，也注入了“鲶魚效應”，推動其向金融科技方向轉型。

三

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監管總是落後于風險的出現。，科技金融公司憑借大數據及算法優勢介入金融服務，也面臨風險。監管因此變得十分必要，這也是這本書的重點所在。

透過種種具體的制度性安排，其背後監管與風險平衡的思路更值得細讀。

給本書寫推薦序的前财政部部長樓繼偉舉了一個失敗的例子。P2P進入我國後很快變味，從信息中介演變為征信服務、平台貸款、分拆标的融資，直至龐氏融資，釀成重大風險。在演變中後期，由于沒有對産品的金融性質準确定位，已不可區分該由哪一監管機構負責。最後，各地方、各機構全力清零，一個可以正常發展、主要為長尾客戶服務的行業也因此清零。

他認為，走出這個循環，平時要加強規制，出現問題苗頭要及早監管，将發展納入正軌。

四

變還是不變。

這是個變革的時代，人們應該有着“時間開始了”“這次不一樣”的豪邁和勇氣去擁抱變化，但這絕不是挾創新以自重，絕不是棄長久以來人們積累的規則如敝屣。

平台金融時代，有人認為，互聯網平台颠覆了人類社會既有的信息傳遞模式、商業模式、生活方式，因而，現有的經濟學、法學思想也過時了。

其實，如果理性回溯，人類社會秩序是長期演化的結果，世界固然日新月異，器物層面尤其如此，但是颠覆基本法則談何容易。記得采訪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時，他曾說過，如果一些現象與經濟學的理論相悖，他更願意相信陳舊的、灰色的理論。智者之言，可做追逐浮華變化的一支清醒劑。

新經濟周評

智慧城市長效運營成為數字時代最具價值的産業之一。千億級智慧城市市場背後，智能技術正在從建設工具變為運營手段，正在重構城市産業生态和社會價值結構

智慧城市是“長”出來的，不是“建”出來的

智慧城市正在成為城市轉型的重要方向。據麥肯錫咨詢數據，過去三年，全球在城市科技領域總投資額達到千億美元，其中中國就占到了1/3。德勤發布的《超級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領新風向》報告顯示，中國超過89%的地級以上城市都在建設新型智慧城市，在建總數為500個，接近全球智慧城市建設數量的一半。

百度AI先行，華為通信引路，騰訊社交入局，從互聯網大佬到人工智能“獨角獸”，智慧城市的豐富場景都成為玩家争相布局的賽道。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并不是先進技術資源堆砌的酷炫科技圖景，而是要實現城市高效運轉以及由此帶來的貼心福祉。

今年夏天，在極端暴雨天氣影響下，多座城市陷入癱瘓，移動支付無法使用，新能源車無電可充，以往便捷的數字化生活變得脆弱起來。在極端環境下，智慧城市“失效”了。這愈加呼喚讓智慧城市更“有用”的新模式的出現。因此，業内越來越認同這樣的觀點，那就是智慧城市是“長”出來的，不是“建”出來的。

智慧城市作為現代化城市運行和治理的一種新模式與新理念，的确是建立在完備的網絡通信基礎設施、海量的數據資源、多領域業務流程整合等信息化和數字化建設基礎上的。然而，真正能夠服務于居住其中的市民的智慧城市，必定是一個擁有完整感官的智能化“生命體”，除了側重于處理集中數據的城市大腦，還需要許多紮根于城市角落的“神經元”，每一個“神經元”都需要具有長效的運營服務模式，讓整個城市成為一個擁有完整感官并可以為身在其中的市民進行服務的綜合智能生命體。

這讓智慧城市長效運營成為數字時代最具價值的産業之一。千億級智慧城市市場背後，智能技術正在從建設工具變為運營手段，正在重構城市産業生态和社會價值結構。

以智慧社區這一與每一個市民息息相關的智慧城市“微終端”為例，要想實現真正的智慧社區，尤其是将老舊小區納入智慧社區的網絡體系中，需要的不僅是車場道閘、人臉識别門禁、高空抛物攝像頭等智能設備，硬件的更新确實可以讓居民直觀地感受到“煥然一新”，但要想帶給市民便捷體驗，更需要有效的服務運營模式。

在青島膠州，海納雲為順德花園等社區進行的智慧升級，不僅可以對社區内實有人口、實有房屋、流動人口、出租房屋等“人、地、物、情、事物、組織”基礎信息進行管控，還通過不斷引入智慧書屋、自助藥店等強交互的新業态升級物業管理、居民服務，積極探索盤活物業服務高效、綠色低碳、可持續增值運營模式，讓社區居民切實享受到數字化改造為生活帶來的便捷和安全。讓城市“智慧微終端”具備自我造血和服務能力，這也是全國探索的方向。在浙江嘉興社區内的5G雲診室，居民不出社區就能遠程診療，憑電子處方還能直接從健康小屋的藥箱取藥。

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場隻有起點、沒有終點的“馬拉松”。傳統的智慧城市建設，往往将“建”作為發力重點，卻忽略了平台搭建後的運營。而通過積極探索智慧城市場景中的長效運營模式，藉由政企合作建立适合智慧城市微場景的運營機制和生态，開展專業運營，不僅将增強用戶黏性、提升市民體驗，還将進一步釋放數據要素價值、 實現強化自我造血循環方向的持續創新。（楊光）

青島日報2021年12月10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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