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色尚之變

　　| 作者：高宗帥

　　| 清華美院藝術史論系2020屆博士畢業生

　　| 指導教師：尚剛教授

　　*本文内容節選改寫自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載秩序與欲望：明前期的工藝美術》，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元人尚白尚藍，尚剛老師已有詳述。白色在元代風靡天下，元人說“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帝王的旌旗、儀仗、帷幕、衣物常為白色。現存的兩種忽必烈畫像均衣白服（圖1）。蒙古人常用的氈罽也是白色。百官常以皓白為正服，還曾引起漢臣的诤谏。每逢新年，舉國衣白，四方貢獻白色織物、馬匹，人們互贈白色禮物。诏書一至五品用白，六到九品用赤。白色的流行與北方民族信奉薩滿教頗相關。有學者根據元人王恽《請論定德運狀》《論服色尚白事狀》，認為元人尚白是接受了王恽事狀的結果。

　　不過，元人尚白遠早于王恽的建議。聯系漢臣反對皓白正服的行為，王恽的奏狀可能是為了給尚白的事實提供一種符合華夏正統的說辭，恐怕并非元人尚白的真正原因。元人也尚藍。藍色絲綢在官府作坊中的生産比例很大，使用也相當廣泛。宮廷儀典常用藍色絲綢，蒙古婦女腰部多束藍色綢緞，宮殿建築多用藍色琉璃瓦。《蒙古秘史》記載：“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産了一個人，名字喚做八達赤罕。”因此，白、藍兩色既有美好的宗教意蘊、又是偉大祖先的顔色标記，顯示了蒙古族的文化傾向，甚至青花的流行也與蒙古人的色尚有關。

　　入明，色尚已完全不同。洪武三年，“诏考曆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曆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宋亦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服色所尚，于赤為宜”。從而正式确定了紅色作為國色。

　　前代尚紅與“五德始終說”關系密切。該說初創于戰國，後為西漢劉向父子改造，将五行與五色對應，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據前代的色尚，确定本朝推崇的顔色，其目的是為了闡釋政權的正統性。關于此說，顧颉剛先生曾有詳論。後來，在宋代知識精英的辯證下，該說逐漸失去了權威的認同，但在後代曆史上仍舊大有影響。

　　在明代，五德始終說已十分式微。而至于明人尚紅的原因，陳學霖認為與韓山童、韓林兒父子有關。他們假借宋人名義，成立紅巾軍反元，尚紅色。朱元璋曾奉韓林兒為領袖，屬紅巾軍，亦舉赤旗。後來，朱元璋取代韓林兒，沿用紅色，既延續了承宋反元的立場，也減少了換色的成本。因此，尚紅亦是明智之舉。開國以後，洪武三年立诏，更是明言以周漢唐宋尚紅，故沿襲之。該诏令已經完全違背了五德始終說的邏輯。不過，仍舊明晰了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即繼承華夏傳統。

　　其實，紅色本為貴色。元代，《元典章》中規定民間禁用的顔色有九種，其中至少五種與紅相關。明人因為崇火德，尚紅色，國初造軍裝、軍帽，将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等皆用紅色。洪武十六年賜征南軍士，依舊用紅綿布。在皇帝生活和國家活動中，紅色頻繁出現。洪武三年祭祀所用褥“用紅文绮為表、紅木綿布為裡”，帝後服飾及用具也常以紅為飾。而常人往往不得服用。

　　更重要的是，紅色被納入品官體系中，被賦予了較高的等級意義。洪武元年定，“其公服一品至四品赤色，五品至七品青色，八品以下及未入流雜職俱綠色”。後代沿用此制，未嘗有改。

　　對紅色的偏愛，體現于器物甚至更嚴苛。洪武六年定“除一品至五品酒盞用金，其餘器皿俱不得棱金、描金并雕刻龍鳳、裝飾金玉、珠翠及朱紅、黃色”。棺椁隻許二品以上用紅朱色。此外，房舍、傘蓋、桌椅、床榻、馬具、弓箭箭囊等均不許用朱紅裝飾。由此可見，使用紅色，尤其是朱紅，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

　　明中期，文人根據五德始終說認為明朝當以土德立。不過，此說并未被接受。相反，人們更願意相信明朝以火德王，故尚赤。為此還編造附和了不少朱元璋的奇事。太祖龍飛之處有二郎廟，太祖生時火光燭天。仁祖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然有紅羅浮出水面，仁祖遂以之衣太祖。太祖姓朱，亦與火德相襯。建元洪武，天甯寺塔忽變紅色，與河北童謠“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附會。由此可見，尚紅為朱明政權争取了相當的合法性，直到明中晚期仍有效力。

　　在元代雖然蒙古人尚白，但大部分人服飾仍舊尚華彩，隻有在居喪期間才會素面素服。不過，在至正十二、十三年以後，衣白十分受歡迎，男子白衣、白帽、白靴，女子素面，不施朱丹、钗飾之類，衣服全用潔白，甚至賀壽都可用白錦。這可能是因為古人未嘗以白為諱的緣故，隻是以疏細為吉兇之别。入明，偶爾亦有衣白的例子。國初制度未備，太祖曾禦白袍見百官。宋濂緻仕亦賜白衣，孫蕡詠曰“新賜宮衣雪色如”。甚至永樂時還曾因為染料不足而令布衣不必染色。

　　白色至少有兩種，一種是染出的雪白色，另一種則是未染的植物纖維本色，即素色。明代統治者對素色的厭惡早已顯現，官員服飾禁止用素色，《洪武禮制》記載“其朝參官員，四時并用顔色衣服，不純素”。宣宗亦明言“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惡有喪象也”。而雪白色也受牽連。明人認為白衣非吉服，因此明太祖将生員服裝改為玉色。陸深亦以之為是，認為“後世惟兇服乃用白”。寡居婦女為顯貞節，往往身衣素白。甚至人們還會将武宗的突然死亡歸咎于用白色。武宗征宸濠凱旋入京，旗幟尚素，從東安門到大内，連亘數十裡均白色。當時人們以為不詳，結果次年武宗即駕崩于豹房。

　　武宗的死和用白色并無必然聯系，明人将兩者牽連，當是因為迷信。不過，平民用白色冠服确實反映了一些社會問題。據《萬曆新昌縣志》記載，成化以後富貴子弟或有僭服。而小民則尚粗布白衣，甚至沒有喪事也穿孝衣戴孝帽，滿街帽鋪均為白巾帽，甚為暢銷。問其緣由，原來是因為白衣白帽不用染，成本低，小民隻是圖便宜而已。可見，民間尚白主要是因為小民生計無着落。這往往意味着此時社會中存在着較大的貧富差距，預示着下層社會的動蕩。由此來看，白色不祥似乎并非毫無緣由。

　　從元代的尚白尚藍到明初的尚紅惡素，明代的色尚已與前代迥然有别。統治者的文化傾向是促成這一轉變的根本因素。而明初改易色尚也是構建朱明政權的合法性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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