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1歲那年，正式拜朱闊泉先生為師，學說相聲。朱先生長得胖，外号“大面包”。拜師，得上飯館，請一桌客。按照說相聲的規矩，得請說評書的、唱蓮花落的、變戲法的、練把式的這四門的師傅，一門各來一位。為什麼？因為這幾門分不開，單口相聲裡有評書的因素，評書裡面也有相聲的因素。唱蓮花落前面有“說口”，就是上面提到的“前臉兒”。我們也把蓮花落裡有用的部分改編成相聲。練把式也有說的部分，北京有句土話：“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那就是說“說”的成分很大，因為光練的話，一趟拳、一趟刀，二分鐘就練完了。變戲法的也是如此，前面必須有“說”的部分。我要學相聲，就得請說書的、唱蓮花落的、練把式的、變戲法的，這四門每門來一位師傅。當時我哪有錢上飯館，我拜師，就拿出一元錢，在師傅家請吃了頓炸醬面，隻請了緒得貴、湯金澄兩位老師，那二位沒去。我沖師傅叩了三個頭，吃了頓炸醬面，就算正式拜師了。當相聲演員有幾樣小道具：手絹、扇子、醒木、唱太平歌詞的小竹闆，還有白沙子口袋。按傳統說，拜師的時候，老師應該給徒弟兩樣道具：一把扇子、一塊醒木。師娘給一件：手絹。白沙子口袋自己準備。我不用師傅、師娘給，早就準備了這些道具。我還在唱戲的時候，第一次唱太平歌詞，我就做了副小竹闆。後來我成天帶着這些道具，哪兒有機會我就在哪兒說相聲。據說以前說相聲的道具還多，我發現和清朝著名相聲演員“窮不怕”同時(也許更早些)的西城的相聲演員“馬麻子”，說相聲時用鼓和鈴铛。這恐怕是暗春①相聲傳統中遺留下來的東西。生活中有兩種使用鈴铛的情況：一種是每家門上有鈴铛；一種是串鈴，即驢、馬脖子上挂一串鈴铛，牲口走起來發出響聲。說相聲學到驢叫、馬叫時，也把鈴铛挂在脖子上發出響聲，這是口技的傳統。口技和相聲本來是有密切聯系的。用鼓作道具是為了招人注意。據說“馬麻子”當初用的可能是太平鼓，文字記載說，他在開場以前右手拿鼓打了個“丹鳳朝陽”，“丹風朝陽”可能是種打擊樂的牌名，也可能泛指他的形體動作。從曆史資料上看，還有一種打人的道具，那是唐朝參軍戲的道具，“副淨副末打參軍”②。一直到相聲，還保留着這種道具。這種道具很有名，我們叫它“托闆”，托是假托的意思，說明這裡有假。打人的時候聽起來聲音很響，很厲害，可是不太痛。董每戡先生在《說劇》一書中稱這種道具叫“磕瓜”，“磕瓜”不是對外名詞，是同行術語。“磕”是打的意思，“瓜”是頭的意思，腦袋瓜嘛！“磕瓜”的樣式可多了，誰用誰做，打上去很響，但不太痛。解放以後，我們極力反對使用這種打人的道具，以打人引人發笑是不道德的；作為藝術形式來講，打人的形象也是不能令人喜悅的。現在好多人已經不知道還有這種打人的道具了。

　　拜了老師，我就能在正式的相聲場子演出相聲了。朱闊泉先生介紹我到西單商場北場(就是現在百貨商場旁邊存車處那地方)的相聲場子去說相聲，當時跟我們一塊說相聲的有高德光(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高德明的弟弟)、張少堂、戴少甫、我的老師朱闊泉和我六個人。我從那時起專門說相聲，漸漸地就有些名聲了。

　　在西單商場說相聲的日子裡，我們藝人互相幫忙，很講義氣，這就更加養成了我關心窮朋友的好習慣。比如我正在場子裡說相聲，有幾十個人在聽，有說相聲的同行，像聶文治、常寶臣(比我們老一輩的)、牛連生(平輩的)等過來一看，說一句：“辛苦，回頭我說一個。”那就是說他今天沒場子說相聲，有了困難，要借這地方說一段，回頭掙的錢歸他，我們的行話就叫“沾光”。這樣說相聲連地租都不給，掙的錢都拿走。這是為了幫他夠一頓飯吃，我們樂于幫助這樣的窮朋友。你說的時候，需要我給你捧哏，我給你捧哏；需要我給你逗哏，我給你逗哏；你要一人說個單的，我們就幫着你斂錢，看場子。相聲藝人都是這樣互相幫忙過日子的。

　　這時，我結婚了。我從春節起進西單這場子，幹到10月，天一冷，商場沒人，我們的生活混不下去了。就在這時候，老師的一個老夥伴何玉清從沈陽到北京來約我老師去東北演唱，我老師拖家帶口去不了，就對我說：“你去吧！”我說：“嗳。”反正我正沒有轍，我就跟我師弟李寶麒一起闖了關東。

①暗春是相聲術語。相聲分明春、暗春兩種。春，就是說。明春是兩個人站在那兒說，暗春是用布幕把人擋起來，藝人在裡面模仿各種聲音進行表演。這種相聲，湖南、湖北叫“雨傘戲”、“被服戲”，四川叫“龍口戲”。 ②唐宋兩代盛行參軍戲。演員隻有兩名：一名戴幞頭穿綠衣的叫參軍；一名頭角有髻，穿破舊衣像僮仆似的叫蒼鹘。參軍就是後來戲劇角色中的副淨，蒼鹘就是副末。兩人演出時互相取笑，酷似現在相聲表演中的捧哏與逗哏；并有“打”的動作，即一人手執“磕瓜”打另一人，屬于打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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