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辛巴一敗塗地的王海，到底是什麼來曆？

彼時，在直播間有三大巨頭，分别是薇娅、李佳琦和辛巴。

辛巴是最有雄心的一個， 将2020年的銷售目标定為1000億，打算趕超世界級零售巨頭沃爾瑪。在2019年，辛巴直播銷售額110億，而沃爾瑪則是822億。

辛巴卻沒想到，沒等自己登頂，卻因為直播售假陷入到輿論中心。

王海曬出了檢測報告，上面顯示辛巴直播間售賣的燕窩經檢測實為“糖水”。一時間輿論嘩然，辛巴也人氣大跌，受到了封賬号罰款的處罰。

王海并沒停止打假的步伐，甚至實名舉報美團、沈騰和賈玲虛假代言宣傳。

在2020年12月28日，王海通過美團購買沈騰和賈玲代言的某酒店自助餐。但是他發現同一款商品，在美團上買兩份得花費728元，可是如果在該酒店微信公衆号卻隻需要花費716元，完全不符合廣告詞說的“幹啥都省錢”。

美團涉嫌虛假宣傳，消費者可以要求美團退一賠三，起步價500元；并要求沈騰和賈玲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不得不說，王海正在起底互聯網直播帶貨的另一面。

再一次走入公衆視野的王海，其實早就是中國打假第一人，那麼他到底是如何堅持打假25年呢？

今年47歲的王海，出生于青島，人生一大半的時間都用來打假。

很少有人見過王海的真面目，因為他出現在公衆面前的時候，永遠是戴着墨鏡，梳着寸頭，穿一身暗色調的衣服。

更沒有人知道王海是否結婚，有沒有孩子，家庭情況如何，在互聯網時代發達的今天，王海卻低調成了一個隐形人。

王海最開始打假是源于一次偶然。

1995年3月，王海陪親戚到中戲考試。閑暇時間，他在北京隆福大廈花170元購買了兩副帶有sony标識的耳機。然而回到家一用，卻發現耳機是假的。

王海雖然讀的是大專，念的卻是法律專業。他知道1994年1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規定：基于懲罰性賠償原則，凡售賣假貨均損一賠二。

王海說：“我是一個極其單純的人，法律說什麼我就信”。

于是，王海沒有着急去找商廈退貨，反而又返回商廈繼續花了850元購買10副耳機。然後王海拿着12副耳機找商家索賠。

商家隻肯賠最開始兩副耳機的錢，并且答應多給200元作為來回辛苦錢。

但王海并不認可，自己為解決這件事奔波好幾天，住旅館、吃飯和交通費用已經超過200元，接受賠償也是得不償失。

于是王海找到了消費者協會和工商局等有關部門。結果，王海大獲成功，不僅拿回了購買耳機的1020元錢，還成功獲賠1020元，也成為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以來，獲得雙倍賠償的第一人。

王海發現這居然還可以掙錢，在之後一個多月時間裡，王海如法炮制，專挑假皮帶、假珠寶等售價偏高的商品下手，陸續多掙出來 8000多元錢。

雖然親戚沒考上中戲，但王海卻覺得這真的是一條掙錢道，接着他和親戚朋友借錢，買了一家電子産品的假貨，獲得了20多萬元的賠償金。

王海的個人打假行為，吸引了消費者協會和多家媒體的關注，也成了當時的熱議話題，甚至媒體和學術界把1995年稱為中國消費維權元年。

消費者協會為了表彰王海，年底獎勵給他5000元，而《南方周末》則稱王海為“腳踏實地的愛國者”。

之後幾年，王海的名氣越來越大，1996年成了中國年度新聞人物，并且被央視邀請參與了第一期《實話實說》節目的錄制。1998年，克林頓夫婦訪華，點名與王海進行了對話，克林頓稱王海為“中國消費者的保護傘”，甚至王海還成了央視315晚會的節目主持人。

雖然那個年代并不流行網紅，王海卻憑借打假這個噱頭出盡風頭，坐收名利，甚至開了打假公司。

表面上王海是打假偶像，其實他也是逐利商人。

王海打假打出了名聲，卻也成了售假人的眼中釘。

他從踏進商場開始，就會有工作人員在後面跟着，如果想要買東西，也會被拒絕，甚至各個商場的說辭都很統一：“對不起先生，這個貨物已經有人定了，您不能買。”

王海發現單打獨鬥打假很艱難，于是成立了打假公司。

1996年，王海在北京注冊成立了大海商務顧問有限責任公司，用企業經營的方式進行打假。主要的業務模式分三種：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受雇于企業，替企業打假。

同時，王海還定下了規矩：接受企業業務的委托費起步價是30萬元，接受個人消費者委托原則上無效不收費，獲賠後則五五分成，而且最好聯系更多同一産品消費者，把個體維權發展成集體維權，不僅成功率更大，公司獲得的賠償分成也更多。

在王海的帶領下，打假團隊也是屢戰屢勝。

王海公司曾經接受廣州順德一家日資摩托車尾箱廠商的委托，調查市場上假冒該品牌的山寨作坊，掙了30萬元委托費。

1999年，深圳的團隊查到沃爾瑪商場銷售假冒“健美牌跳舞機”，成功獲賠。

第二年，因揭露出家樂福超市銷售假冒 “嬌蘭衛生巾”，令王海再次被矚目。

但王海因為打假的企業太多，得罪的人也非常多，不少人都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甚至有南方賣假貨的在江湖上放出狠話，要花20萬元買王海的命；每天王海腰間的BP機也是響個不停，打開一看都是各種恐吓留言：速去八寶山！走進烈士陵園！、

可雖然江湖傳言不少，王海感覺自己生活并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是靠打假賺的盆滿缽滿。

1998年，王海調查“莆田系”民營醫院販賣的“淋必治”假藥，“淋必治”售賣價格六七十元，但實際卻是用成本才幾毛錢氟哌酸僞造的。

雖然沒有讓“莆田系”醫院“傷筋動骨”，可王海卻成功索賠到五六十萬。

他自己也坦誠，“在當年，這筆錢确實挺值錢的。”

記得王海參加315晚會節目錄制的時候，和一位導演哈文閑聊，聊到打假人士的處境時，哈文感慨道：騙子能獲得那麼多違法所得，開的都是奔馳寶馬，一台載老闆、一台載保镖。打假人士什麼時候也能開上這樣的好車？

她那時候想不到王海也做到了，不到2000年，王海就已經奔馳寶馬換着開了。

因為“有償打假”，與中國好人做好事不求回報的傳統思想相違背，關于王海的輿論争議越來越大。

最明顯就是官方對其态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以前曾經戰隊過王海，時任中消協秘書長助理武高漢公開表示：“從我個人來講，從中國消費者協會來講，都更喜歡4年前的王海，不喜歡今天的王海。”

然而，王海并不在意，他對于打假賺的錢都非常心安理得，從沒有過任何心理或者道德上的負擔。

但，2000年的津成電線事件，差點讓王海差點身敗名裂，一敗塗地。

1999年，王海接到了一個電話，說津成電線廠制假售假，産品質量非常差。王海立刻決定打假津成電線廠。

他開始進行調查，購買了該廠産品，并且聯系專家對産品進行分析鑒定，取得一系列證據證明津成電線售假。

接着王海采取法律手段向電線廠進行索賠。

津成電線廠知道後，立刻派人聯系上了王海，希望能不公開，進行私了。

沒想到，王海雖然收取了16萬元錢，卻沒有停止對津成電線廠的調查，并且把索賠金額提升到100萬元。

津成電線廠不甘心被王海擺布，決定自己把事情公開。

2000年1月，津成電線召開記者發布會，曝光了王海索要100萬元私了的錄音，聲稱王海是一家造假企業委托，以搶手身份來打擊津成電線造假事情的，已經違法，涉嫌敲詐勒索。王海氣得夠嗆，在法庭上忍不住對着津成人大喊，“我早晚把你全家都給抓進去”。

一時間，王海備受指責，聲譽也急轉直下，曾經打假界的旗幟不再屹立不倒。

王海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并沒有談及過多細節，“當時話術不夠規範，給人落下口舌”。

王海覺得自己是被人算計了，身為消費者，隻要正常購買到假貨，就理應獲得索賠。

在法律層面上，程序是合法的。并且，按照約定大于法定，既然已經選擇和解，那麼即便王海是漫天要價，也是合情合理。“消費者要多少錢都不是敲詐勒索，你覺得高可以還價嘛。”

但這件事對于王海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甚至遭受了信任危機，很多人覺得王海為了金錢，是在縱容犯罪分子，縱容他們制假售假，毫無正義性可言。

王海開始尋找讓津成一敗塗地的證據。他來到了西甯地出差，但因為心情不好，喝了很多酒。恰好王海錢包丢了，沒有錢付車費。王海想和酒店借錢，結果從酒店大堂到門童，隻借到了10元錢。

“堂堂南甯國際大酒店，幾千塊的押金都交了，連十塊錢的賬都不賒”。王海氣急敗壞，借着酒勁和酒店經理起了沖突，把酒店砸得稀巴爛。

酒店報了警，王海到警察局也不服管教，根本不出示自己身份證，還和警察吵吵起來，甚至把派出所的門也給砸壞了。

警察扣押了幾天，覺得王海精神有問題，直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關了一周。

當時所有的報道也很不友好，标題都是“雨中裸奔”、“練氣功走偏”等攻擊性字眼。

王海不承認自己有病，還說“呆在醫院的那一周，是津成事件後我最輕松的一段時光。喝着家人送來的人參雞湯，住着獨立的大單間病房，每天作息規律……”

可所有人都看得出，這件事給王海打擊很大，王海一度銷聲匿迹，任何場合也是盡可能滴酒不沾。

但王海并沒有徹底離開打假界，他覺得這行還是掙錢的，甚至成立了四家打假公司，靠着幫企業打假，掙下了上千萬身價。

王海一度堅持着：打假與正義沒什麼關系，其實是一場商業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2011年，王海憑借打假耐克重新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

當年，王海舉報耐克zoom2011款運動鞋廣告上宣傳有兩個，實際卻隻有一個氣墊。同款商品，國内外售價差别卻很大，國内售價幾乎是國外的兩倍，差了500多元錢，涉嫌虛假宣傳和價格欺詐。

耐克公司很快就發表了道歉聲明，說宣傳單印刷錯誤，中國的産品就是隻有一個氣墊，并且願意為消費者進行退貨。

但北京市工商局并不認可，而是對耐克公司開出487萬元的罰單。

有意思的，耐克公司曾經是王海的客戶。

王海有一套索賠哲學：哪怕曾經是自己的客戶，隻要錯了，一旦沒有合作關系，依舊難逃被他打假的命運。

可以看出，回歸後的王海學得比以前聰明了，他的公司有了專業的律師團隊，一切打假行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進行，并且王海還與企業、官方進行合作，形成了打假新盈利方式。

王海和工商局、消費者協會等官方組織合作，将大的廠商一網打擊，官方對其進行罰款後，王海則可以獲得獎勵金額。

當然，王海打假也并不是一本萬利，一帆風順的。

其實王海打假路上，是勝少敗多很多還無疾而終。

2011年，王海控告藍月亮洗衣液含緻癌物。結果被藍月亮反訴成功，王海不僅賠償10萬元損失還公開賠禮道歉。

2014年10月，王海在網上發布了7篇關于青海春天“騙局”的系列長文，表明自己購買的青海春天“極草”産品，經北京某檢測中心，不含蟲草素， 故推斷“極草”沒有功效。

當年年底，青海春天狀告王海損害其商品和商業信譽。

經過法院公開審理，判決王海敗訴，要求王海立即停止發表并删除針對青海春天的失實言論，刊登道歉聲明，賠償經濟損失12.1萬元。

雖然王海不服一審判決，進行上訴，然而法院還是維持了原判。

2018年，王海團隊花5萬元，買了幾十瓶假茅台。然而，在要求退一賠十的時候，卻遭遇了敗訴。

法院判決的時候寫道：“你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消費者。”

像這樣的案件，在王海打假生涯中不少，王海則将它們歸算進了打假成本裡。

可以說，現如今的法律，令王海的職業生涯越走越窄。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答複意見中指出，目前除了購買食品、藥品可以作為考慮的情形，其他職業打假人牟利性的打假行為，都将會被逐步限制。

同一時間，深圳也出台了相關政策規定，不再對牟利性職業打假予以支持。

福州市政府也發布了文件，将“職業打假人歸為黑惡分子”。

這些政策出現，意味着法律天平的反向傾斜，令職業打假人的春天一去不複返。

根據官方報告統計，雖然“職業打假人”起訴商家的勝訴率仍能高達70%，但除了食品藥品領域，其他想要通過大量囤積假貨而獲得巨額賠償已經不太現實。

王海的公司為了控制成本，從鼎盛時期的200人到現在隻剩下20人不到。

而打假範圍主要聚焦在食藥品領域造假和傳銷、違規直銷等領域。

這也是為什麼王海會舉報辛巴的燕窩，還有美團。

現如今，除了打假，王海也希望能推進“吹哨人制度”。

主要就是鼓勵内部人士，可以主動舉報自己所在單位作假行為。并且讓第三方監管機制發揮力量，彌補政府監管不足情況。

王海覺得“吹哨人”制度能讓造假成本提高，有力打擊到造假團隊。

“讓每一個消費者都成為監管志願者，拿起法律武器，同假冒僞劣和欺詐消費者的行為作鬥争。既能降低監管成本，還能增加造假者違法成本。”

一直以來，王海都覺得打假不應該是純公益性質的，畢竟打假人也需要生活，也要掙錢養家。

然而，他并不認可打假就是為了掙錢，畢竟賣假更掙錢，同時他也會在力所能及範圍内，幫助那些貧窮倒黴的消費者。

王海的微博簽名曾寫着 " 一個清道夫，以賺錢為手段，以打假為目的 "。

在《實話實話》中，王海則說：“如果打假沒有辦法進行的話，我很有可能選擇賣假。”

說實話，在王海心裡，打假雖然也收入不菲，但相比起賣假，掙的錢利潤還是微薄。

而打假路上走了25年的王海，也會感覺疲憊，最近也在考慮如果有可能，也可以進行直播帶貨，賣沒有問題的産品。

從最初的打假英雄到現在的打假老闆，王海似乎一直在做一件事，但又好像不是同一件事。

王海打假辛巴、羅永浩等人後，微博上經常有罵他的留言，王海已經習以為常。

說實話，職業打假人并不是一份高尚的職業，可是如果沒有王海出現，讓辛巴等人公開賣假又讓人覺得悲哀。

王海或許暫時不會離場，但希望假貨有一天可以靠更完善的制度無處可尋，才是真正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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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歌】

【排版 | 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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