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千差萬别：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美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總統制共和政體，英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政體，德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議會共和政體......在有些國家最高領導人是明确的，然而在有些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個概念其實是比較模糊的——既可以指地位最高，也可以指權力最大。這兩者有時是統一的，有時則并非統一的。那麼哪些國家地位最高的領導人并非權力最大呢？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日本這樣的君主立憲國。我們不妨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英國女王和英國首相究竟誰是最高領導人呢？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究竟誰是最高領導人呢？如果從英國和日本憲法規定的國家元首而言：英國女王和日本天皇是國家元首，然而作為君主立憲國的英國和日本的君主是虛位的，由議會選舉中産生的多數派上台組織内閣，而國家的實際政務是由内閣負責的。如果從權力大小來看：英國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都比不上首相，因為他們都不掌握實權。英國人甚至将其政治體制形容為“上下兩院如果把女王的死刑判決書送到她面前，那麼她隻有簽字的權力”。英國女王和日本天皇盡管在政治上不掌握實權，然而其地位威望卻是首相所無法比拟的：首相是要受一套政治運作機制制約的，如果首相違背了既定的制度程序就會遭受彈劾，人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對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施政的不滿。我們知道英國和日本的首相都曾出現過頻繁更換的現象，然而王室卻始終受到國民的崇拜——這種在國民精神意識領域的權威性是實際負責政務的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成員所不具備的。所以在英國、日本最高領導人這個概念其實是模糊的：王室地位崇高卻不掌握實權；政府内閣手握實權卻并不享有崇高的威望。尤其是日本長期以來給天皇賦予了高度的神性——事實上在日本的神道教中天皇本身就是作為一個神的形象出現的。

根據日本人自己的創世神話：日本國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孫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立的，這一年是中國的周惠王十七年：這一年赤狄攻破衛國，齊桓公出兵救衛，正式開啟了他尊王攘夷的霸業；同樣是在這一年春秋時代秦國最傑出的君主秦穆公繼位，秦國即将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在1889年頒布的亞洲第一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就寫着：”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然而這所謂的”萬世一系“其實頗為值得懷疑——事實上在日本史籍中關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生于何時、葬于何地根本沒一個統一的标準答案。實際上在于公元592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的事迹基本都等同于神話傳說，也就是說直到公元592年之後日本曆史才有了真正較為清晰明确的文字記載。當時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東亞諸國君主都隻能稱王而不能稱皇稱帝，然而作為島國的日本始終遊離于這種以中國為核心的宗藩朝貢體系，所以日本人給自己的君主戴上了”天皇“這一頭銜并将其塑造為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的統治因此具有了一種神性——這種看似無形的精神權威其實是不容低估的：在中國皇帝自稱天子，然而天子之上還有天，因此曆朝曆代的造反者都會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言下之意就是因為君主的倒行逆施已導緻天命的更替，所以人民就有權推翻他；然而在日本天皇本身就是天、就是神。

盡管天皇被視為是神，然而在日本曆史上天皇真正掌握實權的時間并不長：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天皇為建立像中國唐朝一樣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所做的一次努力——在此之前日本實際上是由原始部落形态向較為成熟的國家形态過渡，以蘇我氏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領擁有極大的權力。大化改新後日本效仿大唐培養了一個職業官僚階層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領，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權制度。然而日本畢竟不是唐帝國——大化改新時日本的氏族貴族勢力仍相當強大，以緻于他們與生俱來的驕傲與光榮即使在皇權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将國家比喻為一家公司的話：那麼日本的貴族階層就是這個國家的集體股東，天皇隻是世襲的貴族領袖，遠未達到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當時的日本為強化中央集權也借鑒了中國的科舉制度——試圖以此打破森嚴的階級壁壘，通過引入在朝中沒任何根基背景的庶民百姓人家的子弟實現制衡世家貴族的目的，從而強化中央集權。然而日本的科舉制卻限定隻有貴族子弟才有參考資格，而且即使通過考試也要衡量其出身門第才授予官職，1177年後日本的科舉制更是被徹底廢棄。同時日本還學習了唐朝的班田制和租庸調制，但隻有庸和調收歸中央，而租卻留于地方，這就意味着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地方世家豪門的權力。日本由此形成了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完全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就打洞，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地位。

到了公元10世紀外戚藤原家族建立起了自己的攝關政治體制——所謂攝關政治就是由藤原家世代擔任攝政實際把控朝政。這類似于中國曆史上的外戚幹政，所不同的是：中國曆史上的外戚幹政要麼最終導緻像楊堅這種勢力強大的外戚篡奪江山，要麼就是最終羽翼漸豐的皇帝設法清除掉外戚勢力，然而在日本藤原家族使攝關政治得以制度化。當然天皇是不甘于将自己的權力拱手相讓的，于是皇室想到了利用當時勢力日漸壯大的佛教：天皇往往選擇在壯年時退位出家，擔任法皇，然後親自輔佐幼主，以免藤原家架空小天皇。于是這一時期形成了皇室和佛教結盟對抗外戚的格局，可就像當初藤原家輔佐皇室打倒了舊貴族之後搖身一變成為新貴族一樣，佛教勢力迅速壯大起來。公元794年恒武天皇為擺脫佛教勢力對自己的控制将都城從遍布佛教勢力的奈良遷到平安京（後來的京都），這樣做的結果是藤原家的勢力死灰複燃。當皇室、外戚、佛教三路神仙打架之際地方上因為不斷地土地兼并而湧現出大量私人莊園，莊園主往往會雇傭打手看家護院，這就是後世的日本武士的雛形。天皇和藤原家在相互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借用武士的力量，這就給武士階層的崛起提供了機會：當時實力最強的兩家武士集團分别是平家和源氏，經過長期的撕逼大戰後源氏家族的源濑朝于1185年正式創建鐮倉幕府，從此開啟了武士掌權的幕府時代，天皇徹底成為了擺設。由于天皇遠離政治中心，反倒使其躲過了政治鬥争的漩渦：之後日本的各路野心家們不斷撕逼，但無論誰上位都隻是取代前一屆幕府掌握國家實權，誰也沒打算廢掉有名無實的天皇。在長達七百餘年的幕府時代期間武士階級建立的幕府政權實際執掌着日本的軍政大權，任何力量若要挑戰幕府的權威，哪怕是天皇也被認為是叛逆不道，以緻于在日語中出現了“天皇禦謀叛”一詞。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該看到：在武士階級的内心深處雖藐視皇室的軍事實力，但對其殘留在人們心中的威望始終有所忌憚：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七百餘年的幕府時代其實一直存在——盡管新興的武士政權可以架空皇室，但卻沒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廢黜皇室。

這種狀态一直維持到19世紀日本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為止：1867年10月日本最後一屆幕府政權德川幕府在倒幕勢力的威逼下将大政奉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掌權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其中涉及天皇制本身的就是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所以嚴格意義上而言：明治天皇雖然不像他的祖輩一樣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傀儡，但也不是一個能完全大權獨攬的專制君主。1886年2月日本内閣制定的敕令中規定：“法律敕令在天皇親署後蓋玉玺，由内閣總理大臣副署”。這條敕令的起草者伊東巳代治聲稱：“無論天皇想發何等法律敕令必由大臣贊成其敕令與否便關乎其案成否......雖有王命而無責任大臣之輔弼便是君主一家之私言而無法律效力”。這後來被總結為内閣輔弼原則：若無内閣動議，則天皇不能針對國政進行任何決策。1886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又與明治天皇達成“機務六條”。其中第一條就規定：内閣會議除非首相邀請，天皇不得參與“，這等于是明确宣布天皇隻能聽取彙報而不能參與内閣讨論過程。”表面上看明治憲法試圖打造一個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國家，而在這樣的國家體系中天皇應該居于統而不治的地位。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明治憲法其實給天皇保留了很大的權力，稱之為實君立憲——明治憲法第一條就明文确定：大日本帝國皇室萬世一系，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君主大權神聖不可侵犯。盡管從理論上而言：作為立憲君主的日本近代天皇本來是不能直接幹預政事的，然而實際上天皇的權力一旦實行起來卻具有扭轉乾坤的力量。事實上明治天皇、昭和天皇都曾利用軍部的力量颠覆内閣，随着軍國主義勢力的日益膨脹就使天皇的權力和權威得到進一步擴張。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一度想要嚴懲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所有戰争罪犯以報當年在菲律賓的一箭之仇，他甚至曾發誓：“不追究天皇的戰争責任，我死不瞑目！”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中國、蘇聯、澳大利亞等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支持，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使他迅速改變了觀點：他看到本來高喊着一億玉碎的口号準備負隅頑抗到底的日軍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裝，他本以為自己的士兵會遭到各種暗算和襲擊，結果卻是日軍士兵列隊歡迎他們的到來，這一刻他敏銳地意識到天皇是美國實現對日占領的絕佳工具并發出了“天皇是勝過20個機械化師團的力量”。1945年9月27日麥克阿瑟在美國大使館迎接了前來拜訪的日本天皇裕仁，關于他們的談話内容迄今為止無人知曉。1946年元旦天皇裕仁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壓力下發布《人格宣言》：首次向全國民衆申明自己隻是一介凡人而非神明，天皇的“現人神”地位自此開始打破。事實上早在《人格宣言》發布前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就收到了1488封信件中就有337封是與天皇有關的且絕大多數是要求保留天皇制。1946年2月在麥克阿瑟的策劃安排下日本天皇裕仁開始巡視全國，實際上麥克阿瑟是想借機了解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地位以确定天皇對美國的占領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這将直接決定美國對天皇制存廢以及是否審判裕仁的态度。盡管裕仁早已在美國方面的主導下否定了自己現人神地位，人們從他與麥克阿瑟的合照上清晰地看到他隻是一個其貌不揚、身材矮小之人，根本與傳說中英明神武的形象不沾邊，可在長期的精神洗腦作用下人們還是自發出來歡迎裕仁。就在組織這次天皇出巡的同時美國占領當局還授意日本媒體進行了一次關于天皇制存廢的輿論測試，而這次測試的結果顯示有91%的受訪者支持保留天皇制。日本國民的這一态度促使麥克阿瑟下決心庇護裕仁，事實上正是在麥克阿瑟的庇護下以日本天皇為首的權力階層中有相當部分得以逃脫戰争罪行的審判。

美國庇護日本天皇制絕不是因為對日本的天皇制或裕仁天皇本人有什麼好感，而是完全處于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這時美蘇之間的冷戰格局正日益清晰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試圖将日本打造成為自己在亞太地區遏制戰略對手的基地，而天皇則被視為用來推行戰後對日占領政策的利用工具。既然戰後的天皇是美國推行占領政策的工具，那麼美國自然會按自己的意圖對日本的天皇制進行改造：1946年2月10日駐日盟軍司令部根據麥克阿瑟提出的三條原則制訂了憲法草案，最終這份草案在經過少許修改與翻譯調整後于當年11月3日獲得通過。1947年5月3日新的《日本國憲法》正式頒布以取代之前的《明治憲法》。新憲法針對天皇的定位在第一條中就指明：日本天皇為日本國與日本國民團結的“象征”。所謂象征更多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含義：戰後的新憲法強調日本的主權在于全體國民，這實際上意味着國民在物質層面并不需要一個天皇作為淩駕于其之上的統治者，天皇更多隻是日本國在精神層面的自我意識象征。盡管憲法第2條保留了日本天皇的世襲權，但随後又在第3條規定：“天皇的國事行為必須經内閣批準，由内閣負責”；與此同時日本憲法第4條規定：“天皇隻能根據本憲法行使國事相關行為，無權參與國政”。在日本戰後憲法的體系下天皇已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實權，國家的最高統治權歸于議會選舉産生的内閣總理大臣（首相）。由于内閣總理大臣是由國會選舉産生的，而國會又由國民選舉産生，至此日本的政治形态已過渡為英國式的代議制形态。戰後日本的最高立法權歸于國會，而行政權歸于首相，司法權歸于最高法院。自衛隊指揮權歸于首相，天皇不能再像戰前一樣利用軍隊勢力倒閣了。

既然皇室是由全體日本國民供養的，那麼皇族人數就不能太多，否則就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1947年10月13日皇室會議通過決議：除昭和天皇和秩父宮、高松宮、三笠宮三位親王的直系親屬之外其他11宮家51名成員全部脫離皇族而歸為平民。日本戰後憲法第88條規定：“全部皇室财産屬于國家，全部皇室費用必須計上預算并經國會決議”。英國王室的白金漢宮、溫莎城堡都是英國王室的家族産業，沙特等海灣土豪國家的王室更是擁有大量私人财富，然而日本皇室嚴格意義上是沒任何私人财産的——就連皇居、皇陵的所有權也不屬于皇室。這樣做是為了避免皇室通過資金運作勾結政府官員介入政治，也就是說在經過戰後改革之後日本天皇不僅失去了軍權、财權等主要大權，甚至連皇室的私人産業也已全部收歸國有。嚴格意義上日本皇室生活中用到的一磚一瓦一針一線都屬于國家财産，皇室隻有使用權而不具備所有權。這麼做是為防止皇室運用金錢幹預政治。至此皇室不僅再不能參政議政，甚至連普通日本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乃至人身權利都不一定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過繼養子、婚姻自由、信教自由等權利都是皇族成員一律不享有的。如果有皇室成員覺得這樣無法接受，那麼可以經皇室會議決議而脫離皇族身份。隻要生為皇族就不能享有普通公民所擁有的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戰後的日本皇室就像是被全體國民豢養的金絲雀。1947年昭和天皇的長女成子公主在脫離皇族時竟聲稱：“盡管戰後的社會物資短缺、生活艱苦，但能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樣生活，感受到普通人的喜悅，這仍令我倍感難得”。至此日本皇室實際上已完全脫離了國家的日常政治運作，那麼脫離國家政治事務的日本皇室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盡管1947年的《日本國憲法》将天皇定義為日本的國家象征，從而剝奪了天皇一切實質性的權力，但天皇仍作為日本國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存在。正如一開始所說的：天皇在失去政治實權後仍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天皇在精神層面所發揮的這種作用是掌握政治實權的首相所無法取代的。在日本首相是可以被批評乃至被彈劾的，然而卻基本上沒人會指責皇室。與此同時天皇這個職位也并不是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職位。由于二戰後日本的政治實權掌握在以首相為核心的政府内閣手中，因此天皇是否工作、怎麼工作其實是沒自主權的，同樣天皇也沒有休息的自主權。事實上日本天皇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要做，他們也和普通的上班族一樣需要在早上到辦公室裡辦公，不同的是天皇是有專車接送的，當然其辦公環境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日本國憲法》第7條規定：天皇在内閣授權的前提下可以進行十項國事行為：（1）公布修憲、法律、政令及條約；（2）召集國會；（3）解散衆議院；（4）公示國會議會總選舉之實行；（5）對國務大臣和法律所定其他官吏的任免與給予全權委任，對大使和公使的派遣狀進行認證；（6）對大赦、特赦、減刑、免除執刑及複權進行認證；（7）授予榮譽；（8）對批準書及法律規定其他外交文書進行認證；（9）召見外國大使及公使；（10）執行各項儀式。這十項條例每一項都給天皇帶來了諸多工作，而這其中最為常态化的當屬批閱文件：每天上午九點就有禦車接天皇到“菊之間“辦公，而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閱覽各種文件。内閣每通過一項決議都會送達天皇批閱，而天皇必須全部仔細閱讀後在上面簽字或加蓋玉玺。2017年全年需要天皇簽字蓋章的文件達到了960份。英國人曾戲言“上下兩院如果把女王的死刑判決書送到她手中，那麼她也隻有簽字權”。其實日本天皇也與之類似：他無權對任何一份提案發表任何意見，隻需充當一個人形簽字機即可。

既然天皇是作為日本國的象征而存在的自然就需要代表國家出席各種社交禮儀應酬。天皇出席禮儀活動主要分為兩類：其一是作為國家的象征與國民互動；其二是作為國家的象征出席禮儀性質的外交活動。在我們很多人的傳統印象中帝王宮苑是不可随意接近的，然而日本天皇居住的東京皇居卻是對外開放的，也就是說普通日本公民是可以近距離接觸皇宮的。日本政府也經常在皇居附近搞一些諸如拜谒天皇、茶會、午餐會、晚餐會之類的儀式活動，天皇不僅需要出席這些儀式活動，而且大多數時候是需要充當活動主持人的。活動中國會議員、内閣成員以及各種勳章榮譽獲得者均會前來谒見天皇，于是各種接待應酬就成為了天皇一項重要工作。當然天皇也不是坐在皇居等着客人前來谒見，其實天皇也需要是不是走出宮去與國民互動：僅在東京一地天皇需要出席的活動就有每年1月2日的一般參賀、8月15日的全國戰殁者追悼式以及日本學士院、日本藝術院、日本國際獎、國際生物學獎的頒獎典禮。在東京之外天皇也需要經常走訪地方的各類比賽，視察全國各地的工廠、文化與福利設施。今年剛退位的明仁天皇在任30年間光是福利設施就去過500多家，相當于平均每月至少去一家。如果碰上天災，那麼天皇就需要前往災區安撫民心：2011年日本發生特大海嘯地震後的3月底到5月中旬期間天皇一直在災區安撫災民。這是和國民的互動，天皇還有一項重要職責是代表國家接見外國使節：每當某個建交國向日本派駐新任大使或是舊的大使即将離任之時日本政府都會為他安排乘坐明治時代的傳統馬車從東京站一路前往皇居觐見天皇。同樣日本向外國貨國際組織派駐的外交官在上任、離任時也會獲得天皇的接見。2017年日本天皇一共接待了62個建交國家的大使，接見了日本派駐73個國家、4個國際組織的大使。除了接見大使之外天皇也需要代表國家出訪國外：明仁天皇在任的30年間與皇後一起先後出訪過28個國家，基本上每年都需要出國訪問一次。

除了批閱文件、出席活動這樣的日常安排之外日本天皇還需要應對各種臨時安排的雜七雜八的事務，不過相比之下他還肩負着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傳承世界上最古老皇室的香火，皇室成員的戀愛和婚姻因此也成為了舉國矚目的國家大事。說起日本皇室的婚姻最近正火的當屬真子公主和小室圭的故事：2017年9月日本宮内廳宣布真子公主與平民出身的戀人小室圭已“婚約内定”，但不久之後小室圭的母親爆出醜聞；2018年2月宮内廳宣布兩人的“婚約延遲”——婚期被推遲到2020年以後；2018年8月小室圭突然爆出要去美國留學3年，于是輿論又開始猜測這樁異地戀能否修成正果。其實真子公主和小室圭的事更多隻是為大家提供點八卦新聞的素材，真正代表日本皇室婚姻轉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真子公主的爺爺奶奶的婚姻：1951年當時的明仁皇太子（日後的明仁天皇）年滿18歲。根據日本皇室的傳統：太子年年滿18歲就算是成人，應該考慮成親了。于是日本宮内廳就開始進行選妃的非正式調查。1953年正式成立了有主要皇族成員參加的“皇太子選妃委員會”，一時間日本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選妃熱潮。盡管戰後的日本天皇被剝奪了神性，但這時距離日本戰敗投降僅僅過去了8年，事實上在絕大多數日本人心目中皇室仍是神聖到高不可攀的，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太子妃一定會從與皇室門當戶對的貴族世家中誕生，出人意料的是1958年的夏天太子明仁突然帶着一個女孩回家拜見母後。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個女孩就是後來的美智子皇後，不過當時太子的行為是遭到了自己的母後和幾位嬸嬸的聯合反對的：美智子的父親是日本大企業日清制粉集團第二大掌門人正田英三郎。正田家盡管有錢，但日本皇室向來隻和貴族世家聯姻，而像這種從底層打拼起來的商人家庭别說區區一個正田家，就是三井、三菱這樣的财閥豪門都入不了皇室的法眼。如果是在二戰前太子的婚事絕對是父皇母後做主，然而到了戰後皇室婚姻是由皇室會議決定的，而在皇室會議中皇族成員隻占兩席，其餘席位則由首相、參衆兩院正副議長、宮内廳長官、最高法院院長等政治家組成。這些日本國政運作的實際操縱者沒皇族那麼多的講究，最終他們決定尊重太子本人的意願。

明仁和美智子的婚姻首開日本皇室與平民聯姻的先例。當1993年現在的德仁天皇（時為太子）與小和田雅子舉行婚禮時日本皇室早已不在重視婚配對象是否為平民。盡管如此日本皇室的婚姻觀仍是偏于保守的：2018年英國哈裡王子與有過離婚經曆的混血明星梅根結婚時史無前例地允許梅根王妃在婚禮上發表演講。當雅子妃加入日本皇室時日本的女權主義者曾為之歡呼：“一名職業婦女将成為皇後。”然而婚後的雅子放棄了外交官的職業，在此後長達8年的時間裡她幾乎從不在公共場合發表任何講話。即使偶爾開口也是完全按皇室禮賓官員起草的講稿照本宣科。日本皇室女性無論多麼出色，在婚後都隻能走在丈夫身後，日本皇室女性最大的職責其實說白了就是生兒育女（最好是生兒）。具體到當今德仁天皇的後宮生活而言也許最大的問題是繼承人問題：迄今為止日本的《皇室典範》隻允許男性皇族成員繼承皇位，至于女性皇族成員一旦結婚就脫離皇族身份。正是這樣的制度為皇室繼承問題制造了不小的麻煩：截至2005年日本皇室已有近40年沒誕生過男性成員，以緻于當時的小泉内閣一度起草過關于承認“女性天皇”與“女性宮家”的報告書。然而僅僅就在一年後當報告書尚未進入國會審議時德仁太子的弟弟文仁親王的兒子悠仁就誕生了。作為現任天皇的德仁隻有一個獨生女，這意味着未來的日本皇位很有可能會由德仁天皇的侄子悠仁親王繼承，而日本皇位已有太長的時間在父子之間代代傳承。無論是由德仁天皇的獨生女繼位或是由侄子悠仁親王繼位所帶來的後果要麼就是誕生一位女性天皇，要麼就是皇位由旁系繼承，無論如何都将會改變現有的天皇傳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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