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無錫高架橋側翻事故的搜救工作已暫告一段落。事故已緻3人死亡、2人受傷。目前，經相關方面初步分析，事故系運輸車輛超載所緻。這也讓大貨車超載現象及其治理議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大貨車超載，不是一個新問題，在輿論場中也不是新話題。不隻是高速公路、國道等高等級公路，在不少地方的城區道路，有關超載渣土車違規駕駛造成的交通事故，也時有發生。說貨運車輛嚴重超載已成道路運輸事故的“最大殺手”，并非誇張。無錫這次事故更表明，大貨車超載，不僅加劇一般的交通安全風險，也構成對交通基礎設施、行人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脅。一再重複的悲劇面前，重新審視和評估大貨車超載之害，對之施以對等的治理舉措，是時候了。

正是因為大貨車超載肇始的重大交通安全事故頻發，“貨車超載猛于虎”一定程度上已成為一種公共安全恐懼，遠離大貨車也幾乎是所有駕駛者的“必備素養”。而有關大貨車超載的風險，其實并不缺乏定量判斷。

比如，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道路交通安全法執法檢查報告指出，2006年至2015年，在貨車肇事的重特大交通事故中，因超限超載引發的約占六成。2016年媒體援引交通運輸部的統計數據稱，近10年以來，全國因超限超載違法引發的重特大交通事故觸目驚心，在納入統計的96起事故中，共造成人員死亡481人、傷361人，平均每起事故死亡5人、傷3.7人，死亡率極高。

如果說超限超載大貨車成為交通安全殺手，是橫亘在公共安全上的一道顯性風險，那麼，其對道路基礎設施的破壞，則是一種同樣不容小觑的隐性風險。相關統計顯示，車輛對公路、橋梁的損害程度随着載重的增加呈幾何倍數增長，超載10%的貨車對道路的損壞程度會增加40%。而道路損壞将直接縮短交通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并衍生出更大的公共安全風險，讓人防不勝防。此外，超載普遍化背後還有看似“沉默”但卻高昂的道路修複成本。

在此背景下，嚴治嚴管大貨車超載的社會呼聲越來越高。近幾年已先後有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在議案中建議，将貨車嚴重超限超載運輸行為作為危險駕駛罪的一種情形，寫入刑法；2016年，交通部主要負責人也表示，建議加快研究推進将此行為列入危險駕駛罪，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從而遏制嚴重違法違規超限超載的行為。

具體來看，或可參照國外成功治理的經驗和國内對酒駕治理的成效。如在明确超載标準的前提下，根據超載程度或是違法次數，予以不同的量刑處罰，并可引入“黑名單”制，實施行業禁入。而處罰對象，也不應拘泥于貨車司機，貨主、運輸企業等相關主體也宜有明确的法律責任追究機制。如此才能整體提升違規的成本和法律威懾力。

大貨車超載現象多發，背後确有複雜的現實原因。它是市場生态、道路交通管理、行政機制等多方因素共同形塑的畸象，也亟待多方治理纾解。但是，由超載所引發的社會公共安全風險被愈發放大，現有的以經濟和行政處罰為主的治超措施，确實顯現出力有不逮的短闆。借鑒相關經驗，完善法律對超載現象的規制力，或是時候予以更嚴肅的評估了。

當然，推動超限超載行為以危害公共安全或是危險駕駛罪入刑，并不是說要“一刀切”或是畢其功于一役，它并不能代替其他環節的治理優化。其重在釋放出更鮮明的嚴治信号，推動整個社會系統給予大貨車超載現象及其危害以足夠的正視和有效幹預。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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