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兇。尚寐無聰。

詩經《國風·王風·兔爰》全文，我們從每一章中選出了一句書寫于标題。

《毛詩序》說：“《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這是一首感時傷亂之作。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說：“詩人不幸遭此亂離，不能不回憶當初猶及見西京盛世，法制雖衰，紀綱未壞，其時尚幸無事也。迨東都既遷···而王剛愈墜，天下乃從此多故。···故不如長睡不醒隻為愈耳。”

說到這裡，整首詩的白話意思也就差不多全明白了，我們選注其中的尚無為、尚無造、尚無庸來說說。

《箋》：“為，謂軍役之事也。”又記：“庸，勞也。”

朱熹《詩集傳》：“造，亦為也。”

關鍵的三個字為、造、庸本義是很寬泛的，在這裡，根據作文背景和上下文意判定大意是指徭役、勞役之類的無償為官府付出勞動的俠義概念。

古代，凡國家無償征調各階層人民所從事的勞務活動，皆稱為徭役，一般有力役、軍役和雜役。它是國家強加于人民身上的責任和義務。

徭役的出現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的無償為别人勞動，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自己或者家人會餓得半死，那麼，大家是怎麼就原意為了國家去無償付出勞動了呢？從什麼時候開始，老百姓心裡面認可了這樣的無償付出？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講，生産的發展和私有制的産生，使人類脫離了“自然狀态”，産生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并認為私有制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

而尤瓦爾·赫拉利的研究，似乎又在告訴我們，人類自身的貪欲和差别，才真正造成了私有制度的産生，在此基礎上産生了邊界和國家，伴随着國家的出現，一部分食利階層脫離了社會生産勞動，變身為專職的國家管理者和統治者，擁有了更多的财富和權利，于是産生了政府組織、賦稅、軍隊、司法、兵役、教育、文化、外交以及國民經濟各行各業。

可以想見的是，随着城邦和國家的出現，徭役就誕生了。最早的文字記載《禮記·王制》中有關于周代征發徭役的規定；《孟子》則有“力役之征”的記述；秦漢有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制度。曆代以來，徭役繁多而苛嚴。

中國曆史一路走來，有一個滲透到血液裡的基因，就是“天賦皇權”。每一個大衆的心裡似乎都住進了一個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子”，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屬民和土地所有權等觀念和制度的影響，賦稅和徭役在中國人的腦海裡，一直沒有捋出頭緒來，多數老百姓自始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從出生就租種“王土”，從未認為自己這個生命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因而也從未懷疑過這兩種社會責任和義務的合法性，所以，我們看到的真實曆史情況就是，老百姓認為賦稅和徭役過重實在過不下去日子的時候，就隻能逃稅逃役或者揭竿而起，隻能以這種“非法”的方式對此進行反抗。沒有合法的渠道和制度設計，讓大衆有參與減負和商讨對話的可能。

而且，作為國家的管理機構，統治集團也少有減負的動機和作為來化解邦國危難。

《韓非子·備内》：“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

曹植《谏伐遼東表》：“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将得奮其力。”

盧梭也認為，各種政府都會退化變質，從合法走向專制，直到發生新的革命來“恢複它的合法制度”。

這樣的勸谏和警醒在曆史上不甚枚舉，但是很少被采納。

曆史的看，徭役和賦稅一樣，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經邦濟國之策。它始終在維持現有秩序和保持政權穩定之間，選擇有利于政權的最大閥值。

而且，一個最大的怪圈從未在曆史中消失過，通過擴大官僚隊伍體系和增加軍事力量以維護政權穩定，這樣必定增加賦稅和徭役，進而加重國民負擔，國民的不滿情緒傳導出來的又是更進一步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于是，繼續加大官府投入和支出，陷于惡性循環之中。

其實，所謂的中國生存哲學和生存智慧就是一部全體國民在賦役抗争中“違法生存”的曆史，如果沒有種種僥幸心理和違法行為，可能會生存不下去。包括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沒有脫離這個窠臼。這樣的後果也很可怕，就是所有人對法律不再存有敬畏之心，而且讓官民長期處于罪惡感中，人性中的善和尊嚴會逐漸缺失。

正如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曆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學家宋怡明教授在《被統治的藝術》中指出的那樣，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在大多數時間裡···他們面對的挑戰不是如何逃避國家，而是如何和國家互動。他用了“互動”這個說法，也首先提出了“日常政治”的概念，普通人在面對生活重壓時，充分調動手頭的文化資源和組織資源，設計出各種複雜精巧的策略趨利避害，在生存和律法邊緣找到平衡點，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智慧和哲學，維系生命、生存，也維系了社會管理的相對穩定。

在書中，他講了明代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徭役基于一套嚴密的戶籍制度，溫州的一個軍戶家庭，兄弟幾人還算富有，就找到一個和尚簽了長期合同，出錢讓這個和尚以及和尚的後人代為服兵役，而這家軍戶從此免于兵役之苦。這裡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可以出錢找人替代服役、長期合同、和尚也有子嗣等等，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宋教授的資料裡，沒有出席什麼國際研讨會的照片，更多的是與福建鄉村老農聊天、喝茶。出現的環境，更多的是鄉下、田埂。談的曆史，也并不是王立群、易中天的帝王将相，而是福建某村某個農民祠堂的迎來送往。他曾在高曉松的訪談節目裡做過嘉賓，對中國的明代研究情有獨鐘。

《被統治的藝術》是他對明代軍戶和福建沿海的二十多個明代衛所的研究成果，也是對耶魯大學政治學、人類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作品《逃避統治的藝術》的某種緻敬。

徭役之苦，史載很多。尚無為、尚無造、尚無庸在詩經裡也隻是“我生之初”的暫時景象，在“我生之後”必然尚寐無覺、無聰，在沒有民權保障和專制社會裡，苛政也必然是猛于虎的。而三千多年中國文化血脈不斷、薪火相傳的正是在這種“被統治的藝術”和“逃避統治的藝術”中所體現出來的生存哲學和生活智慧。無論是“我生之初”還是“我生之後”，隻要是這個“生民”的血脈不斷，這種延續就不會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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