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時期，再多的錢再大的房，你也隻能宅家無聊的發呆，而收藏人一家正在快樂地欣賞把玩，你收藏了數字而他卻藏了文化”---禅古茶人

特赦“文物私生子”：阻止民間國寶走私流失

這幾年，我在《中國文物黑皮書》系列中提出的“文物私生子”概念，已經越來越成為大衆關注的議題。近30年來，通過“三盜”（盜墓、盜撈、盜竊）流失的文物之多難計其數，我稱之“每年要流失一座故宮”，絕非危言聳聽。而且，這些文物上至遠古，下至明清朝，涉及整個中華文明發展、進化的全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價值、藝術價值、科研價值，其中相當多的珍品堪稱真正的國寶重器，遠非現時拍賣場上那些天價明清宮廷用具所能相提并論。

由于現行國家法律法規的限制，目前，這些數量巨大的“文物私生子”的去向隻有兩種：大部分被國内民間收藏者“非法”收藏，還有相當一部分被不法分子内外勾結走私出境，流失到國外博物館和賣場。

顧名思義，制定《文物保護法》的目的當然是要通過打擊犯罪，保護國家的文化文物安全。但面對這幾十年疏于法制與行政管理而造成的既成事實，我們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是關閉文物市場，将七八千萬收藏者從國家批準的市場上買回的文物強行收繳為國有，還是實事求是地根據現狀，尋找一條合理、合法的途徑，既要打擊“三盜”犯罪，又要讓數以億件“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然後加以保護？我想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三盜者”有罪，“文物私生子”無辜，猶如人類私生子一樣，總不能不給他們的生存空間吧？

最近，我協助《羊城晚報》要聞部記者蔣铮對此作了一項專題調查，征集各方面有關人士的觀點，現将蔣铮撰寫的一篇初步報道轉發，以期引起更為廣泛的社會關注。

“文物私生子”亟待大赦

《羊城晚報》記者 蔣 铮

《文物保護法》(簡稱《文物法》)，已經成為一部執法不嚴、違法難究的“空中法”!

“近20年，中國經濟大飛躍，但文物流失的嚴重程度遠超過去任何時代，比八國聯軍搶走的還多!”近日，春寒料峭的北京安貞裡的一間陋室裡，《文物法》起草人之一、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談及文物保護問題，九旬高齡的謝辰生激昂依舊：“最近10年來積累下的文物"私生子"實在太多了，其中也有很多國寶。”謝辰生建議，不妨進行限期的文物“大赦”，讓“私生子”領“戶口”，這樣才能真正有助于保護文物。

2012年是《文物法》頒布第10年、修訂案頒布第5年。連日來，羊城晚報記者在北京走訪多位文物收藏家和法律界名人，“左中右”派的觀點空前一緻：《文物法》已經到了必須修訂的時候，文物“私生子”亟待合法化。

文物“家底”仍是糊塗賬

對于藏家來說，要合法“收養”文物的成本不菲，途徑也很少，而相反，文物“私生子”則很容易獲得，價格也便宜，而法律懲治力度卻很弱。惡性循環之下，藏家收藏“私生子”越來越多，盜墓、盜撈、盜竊猖獗。

曾向全國兩會倡導創辦“中國文物産權交易所”的彭中天博士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如果見到新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他會提兩個問題中國有多少文物?它們都在哪裡?

早在2007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霁翔便在公開場合表态：摸清文物資源是當務之急。4年多過去了，中國文物的“家底”仍很模糊。

“家底”不明，文物“私生子”卻越來越多，很可能已經突破2億件大關。

“中國文物黑皮書”三部曲作者、著名學者吳樹算了一筆賬：參照央視2007年發布的數據，國内有文物收藏者大約7000萬人，就算每家有三件真品，那就是兩億多件。“在我調查訪問的收藏者家裡，隻要有真品，大部分都是出土文物，僅浙江一位大收藏家的私人博物館裡，就有3000餘件高古瓷和古代青銅器、玉器，幾乎全部都是出土器物。”

“私生子”為什麼那麼多?謝辰生的觀點是“人心壞了”。而“圓明園獸首追索”首席律師劉洋則有更加理性的解釋：“文物保護法看起來排除了很多市場行為，比如交易、買賣、轉讓等等，但實際上它隻給人留下很窄的空間。有人問我怎麼擁有文物才合法?我說隻有三個途徑：一是去有文物拍賣資格的拍賣行競拍，這個成本非常高;二是去國家文物商店購買，可以開發票，但現在文物商店已經名存實亡;三是不涉及一、二、三級文物的普通文物，可以交換或者贈與，但是不能掏一分錢，一買就違法。所以三條途徑幾乎都不可行。一個法律如果頒布了卻無人遵守，就等于損害了法律的權威。”

對于藏家來說，要合法“收養”文物的成本不菲，途徑也很少，而相反，文物“私生子”則很容易獲得，價格也便宜，而法律懲治力度卻很弱。惡性循環之下，藏家收藏“私生子”越來越多，盜墓、盜撈、盜竊猖獗。

不明家底、“私生子”泛濫，讓中國的海外文物追索也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談及2009年追索“獸首”第一個回合便因為“無法确權”而被駁回時，劉洋認為，《文物法》已經保護不了文物，“必須修法，而且到了非修不可的時候。”

《文物法》成了“空中法”?

在全國各地的古玩城、舊貨市場裡，戰國玉、宋朝瓷、唐三彩、元青花……很多還帶着土沁、水沁，被當成真品賣。如果是真的，按照《文物法》，除了極少數的傳世品外，都是違法的“三盜文物”;如果是假的，則個個是商業欺詐，同樣也是違法。

商人謝根榮找來一堆玉片，請牛福忠串成了“金縷玉衣”。牛福忠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鑒定中心鑒定委員會主任，他又請來中國收藏家協會前秘書長王文祥、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楊伯達、北京大學寶石鑒定中心前主任楊富緒、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史樹青，5位專家在裝着“金縷玉衣”的玻璃櫃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便為這件“文物”估價24億元人民币。謝根榮用這一紙估價說明，騙銀行放出7億元貸款，最終5.4億元打了水漂。2011年9月東窗事發的“金縷玉衣”案，“成功”入選“2011年度中國十大文物事件”。

作為文物界的權威，謝辰生的觀點是：“荒謬!金縷玉衣沒有傳世(民間流傳保存)，隻有考古的，而且隻有那麼幾件。這個案件完全就是胡鬧!”

文物鑒定專家李彥君則認為，發生“金縷玉衣”案是遲早的事：“鑒定走眼的專家，很多還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簡稱國鑒委)的，其中最早出事的是史樹青，捐獻"越王劍"被認定為赝品，他是國鑒委常務副主任委員……技術上不過關，眼睛太松，水平有問題。”

但羊城晚報記者卻發現，無論是媒體報道，還是文物界、收藏界“大佬”在論及“金縷玉衣”案時，都把重點放在真僞上，卻忘記了一個根本前提：“金縷玉衣”的估價行為，本來就是縱容違法!正如謝辰生所言，金縷玉衣是墓葬用品，古人不會将它擺到家裡，理應沒有傳世，“真家夥”都是出土的;而這種當年隻有王公貴族才有資格享用的珍品，顯然是國家保護文物，出土後隻能交公、不能販賣。也就是說，專家們把金縷玉衣鑒定為“真”之後，第一反應該是報案，而不是估價。

實際上，中國土地上，違反《文物法》已經司空見慣。在全國各地的古玩城、舊貨市場裡，戰國玉、宋朝瓷、唐三彩、元青花……很多還帶着土沁、水沁，被當成真品賣。如果是真的，按照《文物法》，除了極少數的傳世品外，都是違法的“三盜文物”;如果是假的，則個個是商業欺詐，同樣也是違法。

但走在北京古玩城裡，向記者推銷漢代陶罐的劉老闆神情泰然：“抓我們?笑話!我們都是給國家納稅的商戶，古玩古玩，沒有"古"，誰來"玩"?”在廣州西關古玩城裡，張老闆甚至告訴記者;“真的戰國玉，你怎麼買得到?廣州距離香港這麼近，有好東西，早就帶(走私)出去賣了。違法?反正我沒聽說過誰被抓起來的。”按照文物法第六十四條，“走私文物的、将國家禁止出境的珍貴文物私自出售或者送給外國人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前國家博物館顧問、瓷雜鑒定專家孫學海告訴羊城晚報記者，自從2002年文物局退出文物市場管理之後，文物打私就“徹底亂套了”。“1985年我調到國家文物局，讓我負責抓盜墓走私，全國各地都去了。我跟着公安部，監督檢查各地打私辦查抄走私出土文物的工作，上世紀90年代初，全國的盜墓活動基本被遏制，但2002年文物局不管市場之後，就徹底亂套了。以前我是不可能去買文物的，這是違法行為，滋生“三盜”，但是後來我也開始買，就算我不買，别人也一樣買!”

同樣是《文物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的”也要追究刑事責任。北京資深玉器鑒藏家杜平卻告訴羊城晚報記者：“我所知道的就有兩個堪比殷墟級别的古迹被基建挖掘後，被民間毀掉、賤賣、私分。事後也沒有聽說誰被抓了。我還聽說一條高速公路開到一片古墓葬遺址，裡面的竹簡、龜甲收藏非常豐富，如果上報文物局，可能整個基建就要停好幾年，業主還要出考古費用，文物也歸國家，業主隻有貢獻沒有收益，他們就直接就把古迹毀掉了。違法的人沒有被追究，上繳文物的人同樣獎勵得不夠：待遇好的，也就給獻寶的農民發一條毛巾、兩塊肥皂;待遇差的，還讓公安局把農民抓起來，因為懷疑農民把好東西藏起來了!”

“大赦"私生子"怎麼做?

“現在無視文物"私生子"，看起來是寬松，實際上造成了極惡劣的後果。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這20年來，文物流失的嚴重程度超過過去任何時代。(文物"私生子"的問題)就像一個瘤子，必須切除、挖幹淨之後，再嚴格執法，阻力也就小了。”

長期執法不嚴，造成的直接後果之一，便是全國超過2億件不被官方認可的出土文物成了“私生子”。怎樣處理這些“私生子”?謝辰生由于在多個場合下大力抨擊文物販賣、捍衛文物，他也認為，應該給“私生子”一條“上戶口”的“活路”。

“現在無視文物"私生子"，看起來是寬松，實際上造成了極惡劣的後果。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這20年來，文物流失的嚴重程度超過過去任何時代。(文物"私生子"的問題)就像一個瘤子，必須切除、挖幹淨之後，再嚴格執法，阻力也就小了。”

謝辰生告訴羊城晚報記者，今年，全國人大将檢查各地文物法的執行情況，“對于文物"私生子"問題，我會在人大檢查完之後，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不妨劃出一定時間、一定範圍，允許它有合法化的可能。在嚴厲地打擊“三盜”(盜墓、盜撈、盜竊)的前提下，對于"私生子"，政府既往不咎，用合适的價格回收。其中也有很多的國寶。比如劃定一個時間，從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的限定時間内，進行國家登記。另外，明晰産權也是一個思路。把這批"私生子"處理妥當後，如果再發現新的出土文物，就嚴厲打擊違法犯罪。必須兩手一起做，一手嚴厲打擊盜墓走私，一手給文物"私生子"出路，疏堵結合。現在文物法執法力度那麼弱，就是因為法難責衆。不這麼辦，情況隻有越來越糟，而且成為破壞文物的根源之一。但是我要強調，是一定範圍、一定時間，因為它是為了解決曆史問題，不能當做正常的處理手段。”

對話

文物“私生子”為何要“上戶口”?怎麼“上戶口”?

厘清産權健康流通文保制度期待改革

“私生子”要特赦，但具體如何操作?北京文化産權交易所籌備組辦公室負責人彭中天的建議是：建立類似“文化産權交易所”的“中國文物産權交易所”，通過政府與持有人共享回報的方式，厘清“私生子”産權，為“私生子”上“戶口”。

文物沒有産權難有主權

羊城晚報：為什麼文物要有“産權”?

彭中天：沒有産權，中國文物就不是你中國人的。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産權，是在産權基礎上的交換。文物在市面或者黑市，已經被作為商品流通，政府不研究市場，不了解市場，對文物市場的管理造成很大困難。我認為，整個文物市場的核心問題，就是厘清産權，沒有産權，一定會帶來大混亂。因為買賣隻能把自己的東西賣掉，如果産權都不明晰，那豈不是可以把埃菲爾鐵塔也拿來“賣”?

中國文化産權之和，對内就是代表文化的軟實力，對外就構成中國文化主權。産權是主權細化和明晰，文物沒有産權，就難有主權。就像如果你不是中國公民，中國政府就沒法為你維權。中國在海外流失的文物被拍賣，為什麼不能遏止?就是因為産權保護不到位、文物無法追索，這也就是“獸首”拍賣維權的尴尬之根，政府事先都沒有做過産權登記、産權保護和産權聲明，愛國法律人士出國打官司，第一個回合就被斬落馬下。

藏寶于民并非一無是處

羊城晚報：文物産權交易所有什麼作用?

彭中天：我在2009年全國兩會上，就提出要成立中國文物産權交易所，通過國家認同的平台，讓文物厘清産權、合理流通、價值提升，讓文物“私生子”的市場、産權、交易、轉讓每個環節都浮出水面，隻有這樣，政府才有可能管理好這些“私生子”，現在都是在水下，看都看不到，怎麼管理得好?

羊城晚報：有人認為，“文物私生子”本來就是國家所有，現在的擁有者應該無償還給國家。

彭中天：首先，國家連館藏文物都沒有保護好，大量文物放在條件很差的倉庫裡，甚至被狸貓換太子，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展示。連現有文物的保護能力都不足，憑什麼還要人把“私生子”上繳國家?第二，很多藏家是文物流轉多次後的購買者，正是國家的縱容才有了這麼多次交易的存在，為什麼要藏家擔負全部責任?第三，藏寶于民也是很多國家的一種做法，文物放在老百姓那裡，不要視之為“私生子”，而應該視之為“孤兒”，隻要找到好人家，無所謂由官方還是在民間“領養”，隻要不出國門、在監控範圍内，都是對文物好。現在土地不也是把70年使用權給了老百姓?這也是“領養關系”。

獻寶有獎或是破局之道

羊城晚報：房子可以轉讓增值，文物“養子”也能交易給“養父”創造财富嗎?比如我買“私生子”隻需1萬元，通過拍賣行卻要50萬元，如果一律合法化，豈非犯法得實惠?

彭中天：我建議民間文物應該允許交易，但分成兩類：一，能說明私人産權的，國家免費認定發産權證;二，對于認定不了私人産權的，作為待定産權先明确。今後交易的時候，一半收益歸國家，一半收益歸持有人。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在交易時，文物持有者是“獻寶人”，國家拿出交易額的50%作為獎勵金，而不是國家與持有者分成。就好像你丢了一個100萬元的錢包，有兩種辦法可能取回來，一是調動全市警力，這可能花幾百萬元都找不回來;二是懸賞50萬元，給拾獲者一半錢，我相信後一種辦法更有效率。“私生子”的産權一直都是國家的，但國家給獻寶人獎勵也是應該的。

國家作為産權所有人，倡導獻寶人獎勵機制有幾個好處：一，文物從黑市浮出水面，列入國家的監管視野;二，獻寶人得到一半錢，有獻寶的動力;三，國家得到一半錢，充盈保護文物的資金，徹底解決目前文物保護方面資金匮乏的窘境;四，買家買得放心，拿到合法的産權證，從此文物“私生子”的産權關系就理順了。

一件文物的合法化，不僅國家掙到了錢，還多了一件登記入冊的文物，還找到了托管人，還能收到交易稅。這才是“硬管理”。

總之，我認為，流通是促進體制改革最好的方法，是理順産權關系最好的良方，是發現文化價值最好的手段，是調動社會資本最好的工具。不流通則流失，簡單粗暴的圍追堵截于事無補，敢于流轉、善于疏通才是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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