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豪歌德認為伏爾泰标志着舊世界的結束，盧梭則代表新世界的誕生。這兩人中，一個是“法蘭西思想之王”，另一個是“道德世界的牛頓”，他們被安葬在先賢祠中最顯要的位置。伏爾泰或許料想不到在死後會與盧梭這個無名之輩為鄰，而盧梭可能也不願跟身邊這個最恨的人作伴。

伏爾泰曾說：“我平生隻見過盧梭先生一面，那是二十五年前，在巴黎。”正是這個隻有一面之緣的人逐漸引起了他的關注，并成為了晚年口誅筆伐的對象，為此還寫出了許多敗筆文字。而盧梭對伏爾泰的心路曆程則是從早年的崇敬逐漸變成晚年的厭惡。《忏悔錄》第十卷中更是抄錄了一封寫給伏爾泰的長信，裡面直言：“我一點也不喜歡您，先生。您對我這麼個門生和您的熱烈擁護者造成了種種使我最痛心扼腕的痛苦......總之，我恨您！”

啟蒙運動中最著名的兩個人物為何走向了決裂并且終生為敵呢？這要從他們的生平事迹說起，然後再對思想主張進行分析，最後才能得出結論。

伏爾泰與盧梭

伏爾泰與盧梭在年齡上相差18歲，當前者出版《俄狄浦斯王》并轟動巴黎文壇時，後者還是個跟父親一起讀小說的孩子。成名後的伏爾泰逐漸跻身上流社會，而盧梭仍在過着艱苦的學徒生活。

1726年，伏爾泰遭受貴族的陷害，被迫流亡英國。在異國他鄉漂泊的歲月裡，他寫出了《亨利亞德》和《哲學通信》。當時盧梭剛結束在都靈的流浪，又重回華倫夫人的身邊，他在自己的房間裡找到了幾本書，其中就有《亨利亞德》，這才第一次對伏爾泰發生了興趣。盧梭跟朋友說：“我對這位作家着了迷，讀他的書喚起我以優雅的文筆寫作和模仿他文采的欲望。”在《忏悔錄》中盧梭也承認伏爾泰的《哲學通信》對自己産生過很大的影響，讀伏爾泰的作品有助于樹立志向。

為了引起偶像的注意，盧梭開始投筆于戲劇的創作，他的許多作品都有模仿伏爾泰的痕迹。就這樣差不多過了十幾年，伏爾泰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當時，盧梭因《風流詩神》這部歌劇而受到黎塞留公爵的賞識；伏爾泰在這個時候正需要一名助手來幫忙修改劇本，于是黎塞留向他推薦了盧梭。對于這個助手，伏爾泰并沒有重視，他隻是将稿件寄了過去，連面都沒見上；盧梭收到稿件後，立即進行了修改工作，他在1745年12月11日将劇本寄還，并在信中恭維說：

“先生，十五年以來我一直在發奮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關注，能得到您對小有才華的後起之秀的提攜......”

伏爾泰則在回信中指出幾點需要修改的建議，還禮貌性的贊揚了盧梭，并說“希望成為您的朋友......但願我很快有幸向您道謝。”然而這隻是客套話而已，大文豪并未重視這個無名小卒。在之後的五年裡，他們都沒有任何來往，直到盧梭進入狄德羅、孔狄亞克等人組成的哲學家圈子，并發表成名作《論科學與藝術》後才再次引起了伏爾泰的注意。

盧梭自傳《忏悔錄》

伏爾泰對盧梭的分歧初現

1750年，在狄德羅的建議下，盧梭參與了第戎學院的征文競賽，最終憑《論科學與藝術》而獲獎。他在文中抨擊科學與藝術對人類道德的危害，認為它們無益于道德升華，“自然”原則在文中首次提了出來。

伏爾泰似乎沒有讀過這篇文章，盧梭在給他的信中也沒有提及自己是文章的作者。但是伏爾泰曾對友人評論說：“一個學院竟然懷疑文學藝術能使道德升華，我甚至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他認為那篇獲獎文章荒誕不羁，并稱之為“小學生們為第戎學院獎寫的命題作文。”——他可能不知道盧梭是這篇文章的作者。

在此，盧梭與伏爾泰的思想分歧已經初露端倪了。作為盧梭哲學原則的是“自然”，他崇拜自然狀态、主張自然教育，認為科學藝術無助于道德教化，既然社會狀态的苦難已經這麼多，那還不如返回到原始時代的自然狀态去；而伏爾泰的哲學原則卻是“理性”，他認為曆史的發展就是人類精神進步的過程，科學與藝術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他相信人類文明是不斷發展的，理性必将戰勝迷信和謬誤，迎接我們的将是一個啟蒙的新時代。

四年後，當盧梭将另一本反對文明、鼓吹自然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礎》寄給伏爾泰時，後者在回信中進行了調侃，說：

“先生，我收到了您寫的反對人類的新書，深表謝意......讀了您的著作，人們意欲四足爬行。”

此外，伏爾泰在私下針對《論不平等》寫了許多激烈的批注：當盧梭說野蠻人是“溫順而幸福的”時，伏爾泰便批注道“你知不知道北美的部落在征戰中自相殘殺幾近滅絕？”二當盧梭認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在此基礎上才出現了強與弱、貧與富、主與奴的不平等關系時，伏爾泰則怒斥說“這就是所謂的窮鬼哲學”。

偶像直接批評了自己的觀點，這讓盧梭多少感到失落。他這才發現自己跟伏爾泰的主張并不一緻，“自然”與“理性”發生尖銳的矛盾，而這将是兩人決裂的開始。

伏爾泰崇尚“理性”，盧梭主張“自然”

伏爾泰與盧梭的思想差異

盧梭對自然狀态的向往多少是因對現實的失望所緻，他認為人類的不幸來自于其“未完善性”，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隻要聽從内心的呼喚，就有可能克服不幸；伏爾泰則認為這是對“理性”的冒犯，他認為我們需要聚集在科學的旗幟下，用理性來代替宗教的權威，建立起一個美好的理性王國——這也是十八世紀大部分啟蒙思想家的看法。盧梭卻不這麼看，他認為用理性來取代上帝，将其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難免要像過去一樣，使人成為理性的奴隸。從前人們屈服于神學宗教的權威，未來人們又将屈服于科學技術的權威，而前者并不比後者更可悲。伏爾泰并沒有重視盧梭，也沒有完整的理解他的著作，這讓盧梭感到隔閡逐漸加深，此時的他也已在文壇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決定捍衛自己的觀點。

1755年裡斯本發生了地震，深深地觸動了伏爾泰，次年他就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詩集，裡面有許多關于自然宗教的觀點，還流露出悲觀的思想。盧梭讀到後，認為伏爾泰有些矯情，于是寄給了他一封信，說他活得自由自在、豐衣足食，卻斷言地球上一切皆是惡。而自己疾病纏身、窮困潦倒，卻能在隐居中獲得樂趣，舉目皆是善——批評伏爾泰養尊處優，無病呻吟。有人認為盧梭寫這封信的目的是為了報複伏爾泰之前的批評，也有人認為他是為了博取名聲，但盧梭的真正目的似乎是為了引起一場哲學論戰，以便将自己的觀點公諸于衆。

伏爾泰收到信後無意糾纏，他回信稱“所有這些哲學的讨論，都不過是消遣而已”，又說自己正生着病，等病好後再做讨論。信的末尾又說“雖然我有時喜歡說幾句尖刻的玩笑話，在所有您遇到的人中，沒有一個會像我這樣真心地喜歡您”，似乎想解釋清楚自己無意與盧梭論戰。從伏爾泰給其他朋友的信中來看，他并不是怕得罪盧梭，而是不屑于與此人争論，他認為盧梭的著作不值一談。

在随後的日子裡，盧梭相繼發表了《愛彌兒》、《社會契約論》等，而此時的伏爾泰已進入垂暮之年，他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與盧梭在文壇上的差距在逐漸縮小，所以争論總是表現為一方漫不經心，另一方則咄咄逼人。

直到日内瓦的政治糾紛後，伏爾泰才算注意到了盧梭，将他視為一個危險的對手。當盧梭知道伏爾泰倡議在日内瓦建劇場後，終于坐不住了。不久，他便發表了《關于戲劇的信》，認為戲劇對日内瓦的民風會帶來危害，且成為統治集團左右輿論的手段，危害到共和國的政體。伏爾泰最初并不在意，他說“讓·雅克說在日内瓦不适合開劇院，我卻要開一個。”于是分歧越來越大，人們紛紛選擇站隊，要麼支持盧梭，要麼支持伏爾泰，二人的思想分歧從哲學擴大到政治。盧梭大為憤怒，他在給伏爾泰的信中說：

“你斷送了日内瓦......你使我的同胞和我離異......你使我不能在自己的祖國容身你逼得我要客死他鄉......”

從這封信起，盧梭終于得到了偶像的“關注”，并且成為了他最厭惡的對象。

盧梭主張共和，伏爾泰則傾心于開明君主

盧梭為什麼通恨伏爾泰？

盧梭對伏爾泰的态度經曆崇拜、失望到痛恨三個階段，他之所以跟伏爾泰決裂，大抵是因為兩人的價值觀念、政治主張以及出身狀況有關，當然這與盧梭過于敏感的性格也不無關系。

伏爾泰對于盧梭則是從漫不經心轉為激烈批判，似乎被盧梭三番五次的“挑釁”所激怒，他也開始“認真地”評論起盧梭的作品來。伏爾泰認為盧梭寫的《新愛洛依絲》要是能夠成功，“那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恥辱”；接着又抨擊《社會契約論》是“一部晦澀的、缺乏推理的、充滿了矛盾和錯誤的書”。

盧梭也不甘示弱，他發表了《山中來信》，指責伏爾泰一面跟迫害自己的神父沆瀣一氣，一面又寫文章反對基督；這一次可把伏爾泰惹火了，他寫了一連串攻擊盧梭的文章，其中還有一本《公民們的感情》，控訴盧梭抛妻棄子，罪惡深重；對此，盧梭還以著名的《忏悔錄》，為自己進行辯解。他們後期的論戰已經淪為了人身攻擊，缺乏思想性的哲學之争，這點頗為可惜。

1778年，伏爾泰與盧梭相繼死去，二人的恩怨始終沒有化解。不過伏爾泰在遺囑中說：“當我離開人間時，我熱愛上帝，熱愛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敵人”——不知道盧梭是否也包括在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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