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馮道，是因為一本《榮枯鑒》，然後才去搜集他的相關資料。
馮道字可道，号長樂老，出生耕讀之家，文采斐然，主要活動在五代十國時期，經曆四朝十帝而不倒，更曾多次任職将相，三公，三師之職，進退有據，深谙明哲保身之道。
此人在曆史上的評價褒貶不一，不過在于勤儉修身方面，卻是大家都認可的。例如由昭勳閣二十四功臣薛居正監修的《舊五代史》，便對馮道的文采和勤儉表示認同，并稱其:“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
然而後面還有一段:“然而事四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何況再三者哉！”
大意是說，馮道事從四朝，為臣不忠，又借一女侍二夫，侍三夫，說明馮道的行舉有違儒家倫常。
便是後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也在他獨撰的《新五代史》裡也對馮道的勤儉修身表示認可，不過對于他的行舉，深感不然，并罵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在後來理學興起，尊崇儒家忠義禮節，對于馮道的行舉又是大加批判，其中就有司馬光，蘇澈等人，在此便不一一列舉。
回過頭來，我們抛開古人的評判，再仔細看一看馮道這個人的生平、經曆和他所處的時代，以及為人處世。
衆所周知，五代十國時期，屬于中國史上一大分裂時期，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舍身取義”固然大有人在，“明哲保身”，也是人之常情。
馮道選擇了後者，但是馮道的選擇，與苟且偷生有本質上的區别。
他有自己的操守。
随軍出征時，他愛兵如子，同吃同睡。有将領将掠奪的美女送他，退卻不掉，安放在别的室，尋訪她們的主人，将其送還。
在朝為臣時，無人出使契丹，因為這是個九死一生的差事，他身為一朝宰相，獲悉此事，挺身而出，寫了:“道去”兩字。
身為子女時，在聽到父母喪亡，他舍棄了官職，毅然回家守喪。
諸如此類的轶事典故，多不勝數，就不在此枚舉。
隻能說，有時候我們評判一個人的好壞，不能隻聽别人對他的評價來對他下定義。要根據當時的社會國情，來全面研究和加以分析。
便是現在社會也是如此，一個人的是非好壞，不能輕易評定，可能他确實是做錯了，一言以蔽之，不過“人之常情”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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