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李清莉，編輯：李鳳桃，原文标題：《女導演時代到來，該被記住的不止》，題圖來自：受訪者供圖

“我入行之前，還在學導演的時候，别人問我以後想做什麼，我說想做導演，大家就會用質疑的眼光看我。”姚婷婷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這位有着一頭溫柔長發的女導演話語裡掩蓋不住一股強韌。晚上十點，她剛剛收工，坐上了回酒店的車。

這隻是中國第六代青年女導演中的一位，春節檔新晉女導演賈玲的爆火，讓人們感受到這個群體的存在。

作為衆多女導演中的一位，姚婷婷的名字并不被觀衆所熟悉。

去年七夕，她的電影《我在時間盡頭等你》票房5億，作品總票房排在中國女導演票房第10名，新一代青年女導演已經成為主力，但觀衆比較熟悉的或許隻有劉若英和趙薇。

《我在時間盡頭等你》劇照 圖源豆瓣

劉若英導演影片《後來的我們》票房13億，趙薇執導的《緻我們終将逝去的青春》票房7億，排在女導演票房的第3名和第7名。

但如不是《你好，李煥英》以54億票房靠近中國影視冠軍，觀衆也許很難對女導演留有深刻的記憶。

長久以來，電影領域有個不争的事實——這是一個長期被男性“主導”的疆域。如果将時間線拉長，在婦女解放運動到來之前，還流傳過這樣一句話：“導演是個父親式的人物，導演的職業是男性的世襲領地。”

但如今，女導演似乎大有改天換地之勢。今年清明檔殷若昕導演的《我的姐姐》上映21天突破8億票房，成為清明檔冠軍。

緊接着，五一檔也成為女導演的競技場，由張艾嘉、李少紅、陳沖聯合執導影片《世間有她》，李玉導演的《陽光劫匪》成為票房所期。

在賈玲拉響青年女導演的導火索後，一波女導演正在雄霸銀屏。

一名女導演的成長究竟是怎樣的曆程，女導演的生活又是怎樣的樣貌？為此，毒眸采訪了四位新生代的青年女導演——白雪、姚婷婷、王麗娜、袁媛，帶你聽聽她們的故事。

女性導演，如何沖出熔爐？

2007年，袁媛在中傳導演系讀碩士，臨近畢業，她和同班的一位女同學合計翻拍一部小說。

兩人粗略計算了一下，拍這部電影的成本：買小說版權的費用，以及拍攝制作300萬。那會兒還不懂如何拉投資的兩個年輕人，開始在網上給幾個熱愛電影的網友發長信，希望有人能資助自己拍電影。

其中，有一位在上海做金融證券的網友很快給她們回了信，說：“行吧，我給你們點錢，你們就把版權買了吧。”

袁媛和同學非常震驚，心想：“這不會是騙子吧。”但轉念又想，兩個窮學生有什麼可騙的呢。兩人當即買了去上海的車票，準備當面感謝這位“天使投資人”。

幾年過去，投資人的長相袁媛記憶已經模糊了，隻記得是一個30歲出頭的福建男人。袁媛回想着當年的場景，形容這是一次“天上掉餡餅”的經曆。

之後，她們拿着“天上掉下”的版權費，把小說版權買了下來。袁媛告訴我們，當時和作者簽的是8年的版權合同，但作者告訴她們：“沒關系，就算你們10年拍出來也無所謂。”

兩人初出茅廬的姑娘，信心滿滿，但在此之後，她們再沒有籌到新的資金，翻拍計劃就此擱置。版權到期，天使投資人給的錢也打了水漂。

時間久了，通信方式更新疊代，袁媛失去了“天使投資人”的聯系方式，這也成為了她的遺憾。

這是一個和其他青年女導演類似的入行故事，同樣科班出身的80後女導演姚婷婷的首部作品相比更加順暢些。

姚婷婷是标準“别人家的孩子”，學習刻苦、成績優秀。人生的轉折發生在高中，高中時，家裡買了一台DV，姚婷婷拿着它開始記錄班級生活。

有一回開班會，姚婷婷拍了不少素材，配合着音樂剪了一部MV，看哭了不少同學，那是姚婷婷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她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考大學的時候，姚婷婷義無反顧地報考了中傳導演系，從本科念到碩士，畢業作品《頂缸》首屆金雞百花電影節微電影節專業組優秀微電影、上海國際電影節中美短片單元最佳短片等八項獎項。

碩士畢業的時候，姚婷婷26歲，一輩子從事教育的母親心心念念地希望她能回家當老師，姚婷婷不願意。

她借着畢業作品去各地領獎的理由，不斷安慰自己，也說服母親：“你看，我好像還可以。作品獲了獎，也許可以繼續做這行。”

母親仍不能理解她的堅持，不明白為什麼還不放棄這種“不靠譜”的理想。

姚婷婷會拿出母親親身經曆反駁她：“您當初堅持自己出來辦學，不也是在堅持實現自己的理想嗎？”姚婷婷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帶着笑意。母親每次聽到這句話，無可奈何卻又無法反駁。

母親雖然不贊成姚婷婷的選擇，但還是提供着生活費，保證女兒的生活。

沒有女性，這就是“權力的世界”

“當年我的高考志願表裡隻有一行，就是北京電影學院。”白雪說自己那會兒是帶着破釜沉舟的勇氣，“如果考不上，我就沒學上了”。

但畢業後，科班出身的白雪卻始終不敢貿然着手拍電影，夢想似乎就此擱置了。

當被問到畢業後的10年都在做什麼，白雪笑了：“大部分時間都在過生活，在家相夫教子，偶爾也拍一些短片。”

導演行業的确特殊，女性在精力和體力上相對弱勢。袁媛和姚婷婷都告訴毒眸，當年班裡的女同學人數并不少，但畢業時，很多女同學就會放棄，這也導緻了女性導演數量少于男性。

在中國傳統社會觀念裡，男性為了事業減少對家庭的責任可以得到原諒，而女性正相反。

“沒有人把曆史進步的責任放在你們身上，是你們哭着喊着要解放，一個女人的公衆形象遠比成就更重要。”很多年前，第五代導演李少紅就将女性的處境描述得很清楚。

圖源微博@李少紅官方粉絲會

但白雪沒有放棄電影，對于一個真正要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來說，這隻不過在找一個非拍不可的故事。

袁媛描述那種狀态，“離開的人就是覺得自己可能幹不了這份職業。”而一旦選擇了，那得接受做導演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的考驗。

這個行業的強度太大了。姚婷婷最近正在拍攝一部職場劇，每天早上八點半出工，晚上九、十點收工。“這樣連軸轉的生活通常要持續3、4個月，直到拍攝結束。”姚婷婷告訴毒眸。

演員可以把一天的工時簽到合同裡，但對導演來說，要兼顧的事情不隻拍攝那麼簡單，全劇組的事情都需要靠導演解決，而長期高強度工作必然會給身體帶來損傷。

所以當我們問起，從業以來遇到的最大困難時，姚婷婷告訴我們的并非業務上出現困境，而是身體出現問題。

女導演的成長之路非常漫長，作為一個新人導演，在沒有任何作品和經驗的情況下投資人選中你的幾率極其微小，因而新人女導演要熬過漫長的經驗儲備期，這個階段最為痛苦。

見到袁媛的時候，是3月的一天中午，她剛剛開完新項目的會議，剪了一頭短發，戴着眼鏡，身穿一件綠色棉服，背着雙肩包，非常樸素。在之後的清明檔，她的首場電影《明天會好的》上映，這一刻她等待了10年。

很難說從畢業到真正做編劇中間那些迷茫的歲月是如何度過的。2007年，翻拍小說的電影項目并不順利，雖然買來了小說版權，但後續資金籌不上來，折騰了半年，項目還是夭折了。

“那會兒不會有挫敗感，隻覺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袁媛說。但兩三年後，袁媛就很快意識到，一腔熱血解決不了任何現實問題——工作不穩定，參與的項目也沒有什麼起色，殘酷的現實長期消磨着熱情和沖勁兒，身邊一些同行無奈轉行。

“你總得吃飯，總得過正常的生活吧。”袁媛有些氣餒。

“那段時間就是不斷地沮喪嘛，覺得自己一事無成。”時間久了，袁媛也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和才華，質疑自己是不是選錯了路，看不到未來的迷茫包裹着她，“人在對自己産生懷疑的時候，是最難熬的”。

那段時間袁媛看了毛姆寫的《月亮與六便士》，她形容這份理想就是頭上的月亮，如果為了賺錢，“彎下腰”就可以，但她做不到。

“我當時想我賴也賴在這個行業。”袁媛笑了，“從那之後，我開始摒除一切雜念，在内心給自己築建一個強大的精神世界。”

直到後來，她和劉若英導演合作《後來的我們》，參與到口碑票房雙收的《滾蛋吧！腫瘤君》劇組。

袁媛正憑借這兩部電影的編劇正式入圈，而在接到《腫瘤君》之前，有8年時間都是那個“北漂的十八線小編劇”，而這正是她的銀幕處女作《明天會好的》中的故事。

姚婷婷同樣也有一段那樣被閑置的時光。那時候她規定自己每天必須早起出門，去書店裡看書、寫作，或是去百老彙電影中心刷電影，強迫自己充實起來，這樣做的背後，是害怕再也無法站立起來。

當感到實在熬不下去時，她就用偶像李安的經曆勉勵自己，告訴自己，當初李安也是經過了7、8年的沉寂，才得以成功。

《我的姐姐》講述了年輕的姐姐安然初入職場就面臨撫養弟弟的難題，在追求自我價值和家庭責任面前面臨雙難選擇。

影視劇中女性的處境同樣也是現實中女導演的處境，而在作品中，女導演們不會錯過表達女性意識的機會。

第五代導演李少紅曾經試圖在曆史題材影視劇中去構建女性的曆史時空。在古代電視劇《大明宮詞》中，她試圖颠覆性重塑一個武則天，打破過往男性視角中殘忍無情、欲望滔天的女性暴君形象。

在她們這一代中，女導演更多的将時代的符号與對女性社會性質的曆史重塑融入在自己的作品，渴望從男性主導的發聲中逃離，去創造屬于女性自己的視角，從“他訴”轉化為“她訴”。

《大明宮詞》陳紅飾太平公主

回憶這些年導演生涯所經曆的磨煉，姚婷婷看到身邊有越來越多的優秀女性導演，她們身上有種獨立堅強自主的内核，而且勇敢的做自己、表達自己，并将這種女性的自我意識和表達傳遞到作品。

女導演的表達讓世界變得完整，就如同李少紅所認為的，“要不然這個世界太男性化了，完全是一個權力的世界。”

男性看不見、也無法抵達

拍攝《我在時間盡頭等你》時，姚婷婷生了一場大病。做完手術後，為了不影響拍攝進度，姚婷婷把監視器架進了病房裡，每天躺在病床上，通着電話指導現場拍攝。

“提前實現了新的拍攝方式。”姚婷婷開玩笑道，希望未來拍電影也能有“工時制度”，她坦言自己已經不像20多歲的時候，那麼好的體力精力了。

監視器前站着的姚婷婷

經曆了最灰暗時刻，袁媛說，那一刻她決定，把這一輩子奉獻給電影，“我不打算結婚，也不打算生孩子，就這樣吧”。

建立自己對電影的堅定決心後，袁媛的心态變得特别好。

她很少再為沒有成型的作品而煩惱，這樣的心态也得益于這個行業的“不靠譜”。“當你滿懷希望去做一件事，到最後可能一無所獲。”

後來時間久了，袁媛就不再指望自己的每個作品都能被拍出來，于是抱着90%可能沒有結果的心态去做，最後如果成功了，到時也是一份驚喜。

在2014年，姚婷婷指導了留在一代人青春記憶中的現象級網劇《匆匆那年》，之後2016年憑借《誰的青春不迷茫》成為85後首位票房過億的女性導演。

《誰的青春不迷茫》劇照 圖源豆瓣

而白雪和王麗娜幾乎是同步推出了自己的處女作。2019年由白雪指導的《過春天》上映，電影題材是關于“跨境兒童”的，這是一個過往的文藝作品從未關注過的群體。

該電影獲得了平遙國際電影展最佳影片，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特别推薦影片，同時影片還入圍了柏林電影節、多倫多電影節。

王麗娜執導的《第一次的離别》比《過春天》出現更早一些，同樣是導演的電影處女作。

這部電影橫掃了國内外多個電影節，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兒童單元最佳影片、東京國際電影節亞洲未來單元最佳影片等多個獎項，同時，獲得了金雞獎、亞太電影大獎等獎項提名。

《第一次離别》劇照 圖源豆瓣

“如果把南窗比作千年社會價值取向的男性視角的話，女性視角就是東窗。陽光首先從那裡射入，從東窗看出去的園子與道路是側面的，是另一角度，有它特定的敏感、妩媚、陰柔及力度、韌性。”這是中國第四代女導演黃蜀芹曾說過的一段話。

女導演對情感有着天然的敏感，這甚至是男性視角無法抵達的盲區。

在和衆多男導演接觸後，袁媛發現，原來很多女性之間的情感是男性視角無法得到的體驗，因而在很多影片的拍攝中，男導演需要去詢問女性朋友或演員才知道怎麼完成表達。

姚婷婷從其拍攝的第一部短片《特殊交易》，就聚焦于情感題材。之後的《匆匆那年》《青茫》《我在時間盡頭等你》，無一不是通過影片傳遞某中關系的情感。

白雪曾問李少紅，“您覺得女性在拍戲時和男性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李少紅說，“女性會用情感去構建與世界的關系，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存在感，男性往往會從更大的社會和理性的視角看待秩序、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是不一樣的思維方法。”

著名女導演王君正曾表達過這種觀點：“男導演是以腦子拍戲的，他們長于思考，富有哲理。而我們女人是用心來拍戲的，這顆心裡充滿着真、善、美，充滿着愛。”

反觀新一代青年女性導演的作品，白雪的《過春天》中有一段男主給女主身上綁手機的戲份，在逼仄的空間裡，兩個年輕人若有若無的肢體接觸，全程沒有台詞，但兩人間懵懂暧昧的氛圍已呼之欲出。

這場戲在2019年，被評為全年最好的“感情戲”。

《過春天》

袁媛執導的《明天會好的》當中，女主蕭渝與男主季野的分手戲，也在抖音上刷屏。飾演蕭渝的PAPI醬，将兩人分離的不甘和委屈，表達得淋漓盡緻。

她們也要拍“男性”故事

2019年，在畢業的第十年，白雪也終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導演作品。

僅關于“跨境學童”的調研就持續了兩年。再回想起那兩年的調研生活，白雪依舊覺得非常孤獨，那兩年白雪都是獨自背着包，在深圳、北京、香港幾地來回輾轉，和形形色色的人聊，收集着和跨境學童相關的所有資料。

2019年《過春天》路演的時候，電影監制同時也是白雪的恩師田壯壯，分享了一條白雪發給他的長信息。那條消息裡透露的是電影上映前的焦慮、期待、緊張，是十年後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電影作品的激動。

其實，從電影籌備開始，田壯壯收到過不止一次這樣的長信息。他知道白雪也不是一定要什麼答案，隻是壓力需要一個傾訴的出口。

白雪香港拍攝時的照片

在多年堅持之後，袁媛也掌握了自己的創作秘訣，學着不讓自己失望。

2015年《滾蛋吧！腫瘤君》上映後，袁媛以為自己的境況變得更好，劇本的成活率應該會大大提高。但事實并非如此，《腫瘤君》之後，袁媛又經曆了一輪沉寂，“劇本沒有少寫，但是拍了的幾乎沒有。”

袁媛無奈地笑了，“從《腫瘤君》到《後來的我們》這三年，我恨不得寫了十幾個劇本，才拍出來一個。”

現在袁媛也會勸身邊入行的年輕人，如果真的熱愛這個行業，就認真努力地去做每件事，但也要學會對結果不抱期望。因為這個行業的現狀就是這樣。

這個行業的殘酷之處在于，寫過一個好的劇本，不代表可以做一個好導演，拍過一部成功的短片，不意味着可以執導一部好看的長片。“這是一個需要不斷證明自己能力的行業。”袁媛說。

圖源豆瓣

即使有作品面世，女性導演承受着和男性導演一樣的壓力，但她們的壓力可能更多是在評論中會在導演前面加一個“女”字，似乎是因為女導演才有觀衆吐槽。

但作為中國電影創作成長的見證者，李少紅過去也曾試圖擺脫“女性”的标簽。過去被問到“作為女導演如何如何……”，李少紅會反問，“你問男導演的時候要強調你作為男導演有什麼感受嗎？”

而現在她會回答，“挺好”。

《明天會好的》上映後，有部分觀衆表示，“感覺電影在制造焦慮。”“看完感覺明天不會好了。”這是袁媛第一次面對公衆的不同聲音，她很平靜：“當一部作品問世時，觀衆對它所有的評價我都接受，最終如果呈現的不好，也是我來承擔這個責任。”

《明天會好的》豆瓣評價

雖然在資本、制片等多方的制衡下，導演并不能完全控制一部影片的走向，但女導演不會矯情，會像男導演一樣冷靜的面對這個世界的非議。

她們從過去對性别角色的抵觸，到開始自覺開發作為女性導演所獨具的視角和特質，同時，也更坦然面對成長中的種種來自性别或非性别的艱難和喜悅。

此時，距2014年《匆匆那年》成為年度爆款網劇已經過去7年。男主角之一的白敬亭已經成為了追星女孩公認的“四大國民牆頭”之一，而他的置頂微博還是《匆匆》的劇照。

方茴的扮演者何泓姗，也成為了大熱古裝劇《如懿傳》裡的“小琵琶精”，并塑造了不少經典的影視角色。

至今，姚婷婷偶爾還能聽到一些合作夥伴說，《匆匆那年》是自己的白月光。每當聽到這些話，姚婷婷都很感動，覺得自己似乎做了些有意義的事情。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王麗娜第二部電影《村莊音樂》的拍攝被迫停滞，這部電影同樣聚焦于家鄉新疆。

《匆匆那年》劇照 圖源豆瓣

白雪去年籌備的跨國犯罪題材電影，因為疫情被迫停止。

當下她正在籌備一部翻拍自意大利的親情題材電影，白雪告訴我們，這次再做調研，已經不像籌備《過春天》的時候那麼孤獨了。“這次身邊有了一位非常優秀的編劇和我一起。”

白雪對毒眸說，“我不覺得我隻能寫關于女人的故事”，如果能将男性主角的故事講得非常精彩，我也很樂意去嘗試。女性更擅長表達情緒，但要警惕掉入情緒裡面，因而她會嘗試各種類型的影片。

和毒眸通話的當下，王麗娜正在新疆籌備影片的拍攝。為了這部影片，王麗娜在當地種下了成片的植物，但疫情将一切計劃都打亂了，現在隻好重新改動劇本。

“那些植物怎麼辦呢？”

王麗娜笑了，“就隻能重新再種一次呗。”

末了，她又補充了一句，“你要接受這些變化，接受這些不完美，因為這些不完美也正在創造新的東西。”

參考資料：

1. 試論中國當代女導演作品中女性意識的覺醒 《電影評介》董玉芝

2. 論當代中國女導演的創作心态 汪天倫 任仲倫

3. 人格·身體·存在——中國當代女導演電影分析（1978-2012） 《當代電影》周夏

4. 中國女性導演風格變遷：從李少紅到李玉

本文來自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李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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