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養在深閨人未識（1）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譏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司馬遷《孟子荀卿列傳》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于孔。

——譚嗣同《仁學》

一

寫出“養在深閨人未識”這個題目，我是在說，儒家學說到了荀子，如同深閨美人一般，初長成啦！春心動啦，可以嫁人，相夫教子啦。嫁誰呢？當然是嫁與帝王家。相夫，就是相帝王，這“相夫”之“相”與“宰相”“垂相’之“相”是一個意思。“教子’教誰呢？教化人民啊。官為父母，民為子女，視民如子嘛。當然，更下之，則民為禽獸，如此更需馴育，教民也就成了“牧民”的重要手段；先馴化之，然後再驅使之。漢代官職中，“牧”，就是把民當禽獸“牧”。生而野性，何以能牧？當先教之。以何教之？以荀子思想。“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詩．桃夭》），荀子思想确實很宜帝王之家。班固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漢書·藝文志》）果然！“相夫教子——相人君教百姓——這是儒家幾千年來的傳統角色。

可以這樣簡單勾畫一下春秋戰國之時的儒家人格史、角色史。孔子是沒落貴族中流落到市井中去的，不谙世情一片天真的子弟。他有一種高貴的品性，近乎淳樸的品性，他也有着貴族的愛好與教養：音樂，藝術，射、禦、《書》、《詩》，《易》——但他不得不在市井中厮混，從而對下層人民有了了解與同情，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他的“仁者愛人“的仁學思想，大同思想。但他骨子裡仍是日日盼望着回到他以前的圈子中去，所謂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真是他的朝思暮想，當然也是他這個“逸民”的一片癡心在妄想。所以。他如同曹雪芹“秦淮風月哭繁華”一般，哭東周，哭周公，哭曾經郁郁乎文哉而如今又飄落殆盡的周文化，哭曆史背棄的一切，哭他失去的一切。他所做的，是對前代文化的整理與保存，好似在收拾後事一般，既嚴肅恭敬，又滿懷凄涼。他打開積滿塵土的竹簡，在幾百年積累的文獻中分類、編排、抄寫、揣摩，一邊歎息流淚，一邊孜孜（左石右乞）（左石右乞），忽而拍案驚奇，忽而仰天長歎。他敢情是在做着一個大大的複辟夢，而他的學說，則真真是一本厚厚的變天賬。天可憐見。我老是這樣想象他：在深夜，飙風四起，風聲鶴唳，四野一片漆黑，他用他蒼老的雙手，小心地圍攏一枚燭光，使它不至熄滅……

到了戰國中期，孟子，流浪既久，那種皈依的情懷早已随時光的流逝而消磨幹淨。他不再是高堂老屋中的被迫出走者，失去主人身份者，遠遠的豔羨者，他是來去綽綽自由的客人了。他是那行空的天馬，獨來獨往。與他同時代的莊子表現了與他同樣的對自我身份的感覺，那種自由自在的感覺：“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好一個“一”，好一個“不黨”，好一個“天放”！他們是天民，以放為天，天下之大，綽綽有餘裕，何施不可！所以，他們的天性，是如此的自由解放！孟子自稱“天民”，且是“天民之先覺者”，他追求的是“天爵”，他與舊貴族，已判然而劃出界限，他既不屬于上層的流裔，失勢者，又不屬于被人治的“治于人’者。在齊國，他隻做客卿，“不治而議論”，除了“議論”，什麼也不幹，不願成為官僚花名冊中的在冊人丁（孔子卻是做過大大小小好幾任的官），他自诩為“王者師”，是來教導他們，教訓他們走正道的。若是那些不肖的王們不配他的教導呢，他就滿懷失望也滿懷輕蔑地轉身走開，不吝去留。他是一位特行獨立的大丈夫。這是吾中華民族人格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是中國陽剛之氣最充沛的一段。

再後來，便是荀子了。從凄凄惶惶的貴族沒落少年到特行獨立的大丈夫，到荀子，竟突然蛻變為一個端莊明慧的淑女，循規蹈矩的君子。端莊明慧的淑女是做妻妾的好人選，循規蹈矩的君子是做臣子的好材料。寫到這裡，聰明的讀者會覺出我對荀子的極大不滿。是這樣的，我老實招認。但這是事出有因的，你着他《成相》篇中的宣傳鼓動詩：

曷謂賢？明君臣。

上能尊主愛下民。　（其五）

辨治土下．

貴賤有等明君臣。（二十五）

明于君臣之分，謹守臣道。臣道是什麼呢？就是區分貴賤上下，以“禮”的秩序安頓天下，然後自己上尊君，下愛民。做一個忠心耿耿勤于事務忠于職守的幕僚。

臣下職，莫遊食，

務本節用财無極，

事業聽上，

莫得相使一民力。（四十六）

守其職．足衣食．

厚薄有等明爵服。

利往（唯）卯（仰）上，

莫得搜與孰私得。（四十七）

讀起來平平仄仄，可搖頭，可晃腦。乒乒乓，乒乒乓，不要遊食要仰上。且慢搖頭晃腦地陶醉罷。不要“遊食”，而要忠于一個主子，利唯仰上——一切生活來源須仰仗主子的供給。這樣，“守其職”的幕僚，也就可以得到賞赉，“豐衣足食”了。不需要也不能去擅自搞一點“私得”。從主動方面着，自願去做籠中鳥池中魚，這種人格與孟子、莊子差别太大，不可能讓我尊敬。從被動方面看，荀子竟然要從剝奪經濟獨立權着手，來剝奪人的思想獨立行為自由，這夠狠的。讀這樣的句子我也不可能對荀子有好感。更要命的，他竟然還兜售“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這實在是古典的厚黑學了：

主子尊重自己使自己富貴呢，就要又恭敬又遜退；主子信任寵愛自己呢，就要懂得謹慎和謙讓；主子專任自已呢，就要又拘謹又周詳；（萬不可張狂）；主子接近自已呢，就要恭敬順從而不邪妄；主子疏遠自己呢，就要忠貞純一而不違背；主子斥退自己呢，就要滿懷畏懼而不能怨恨！地位高貴了，不能奢侈浮誇；受到信任了，不能惹起嫌疑；權力很大時，不能擅自專權；财利到來時，要覺得自已的善行還不足以獲得，要先表示謙讓之意，然後才去接受。福事到來，要和悅地去處理；禍事到來，要穩靜地去處理。富了，要廣泛布施；窮了，要節約财用。可以處貴，可以處賤，可以處富，可以處貧，可以被殺掉，而不可以做壞事——這便是保特尊寵，守住官位，終身也不被廢棄的方術！

［原文：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背，主損绌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誇，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财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将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廣施，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奸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仲尼》］

你看這種語氣、人格，與孟子、莊子，有多大的距離？這真正是鄉願，是工媚暴政大盜的鄉願；這也真正是妾婦，是被孟子斥貴過的，“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

你再看他在《臣道》篇中論為臣之道：

事奉君主卻不順從的人，是不敏捷的人；敏捷而不順從的人，是不恭敬的人；恭敬而不順從的人，是不忠的人；忠誠而不順從的人，是不能成事功的人；能成事功而不順從的人，是沒有德行的人。

［原文：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

這簡直是一篇“順”字贊！也是漢代以後那些苟合取容以媚順固寵的官僚們的“護官符”！在荀子的觀念中，舉凡優秀品性，率有一“順”字在。學問做到這裡，真是和大盜眉目傳情了。緊接上文，下面斷然道：

所以，無德之人的行為，傷害敏捷，堕壞功業，滅沒勤苦，所以，君子不願做。

［原丈：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堕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巨道》］

這荀子式的“君子”，不特沒有了莊周式的超逸，更沒有了孟子的“浩然之氣”。不再是天馬行空，“一而不黨”的隐士，更不是特行獨立，正道直行的“大丈夫”。郭沫若先生曾據此篇中有斥責“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之類“國賊”的話，認為此篇《臣道》思想高尚，與《仲尼》篇思想不合，從而認為《仲尼》篇的思想“卑鄙不堪，不一定出于荀子”。（《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這是郭沫若先生大意了。《臣道》篇的思想也不能高到哪裡去。我們就看他斥逐“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的一段：

聽從命令而有利于君．叫做順；聽從命令而不利于君，叫做谄。違逆命令而有利于君，叫做忠；違逆命令而不利于君，叫做篡。不顧念君主的榮辱．不顧念國家的利弊，喪失原則苟且相容以保持祿位私結外交，叫做國賊。

【原文：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谄；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一切以是否“利君”為判斷标準！孔子的“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的“仁“呢？“仁以為己任”（孟子）“君子之仕，行其義”（子路）的道義呢？孟子的“舍身取義”呢？全沒了！隻剩一個可憐兮兮弱智兮兮的“忠”了！是的，荀于是特别提倡“忠”的。甚至提倡“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臣道》，士階層的骨氣，到了荀子，真是掃地以盡！

二

大約在八十歲左右（一說五十歲左右）的時候，荀子做出了一個不論對儒家學派還是對中國學術都極重要的決定。那就是，打破“儒者不人秦”的傳統，去秦國考察。八十多歲了，這匹儒家的老骥，仍志在千裡，也真是一位壯心不已的烈士。這是一個極富象征意義的舉動，它預示着儒家的仁政學說，将與專制統治聯姻，已到慕少艾年齡的儒家學說．開始對帝王暗送秋波。在秦國，他不僅大拍應侯範邃的馬屁，自打嘴巴般地誇獎秦國宮吏如何好，人民如何乖（以前，在《性惡》篇中，他可是大罵過秦地百姓不懂禮義的），而且還與秦昭王進行了頗有意思的對話，極似産品推銷者與買主之間的讨價還價。秦昭王對儒家學派頗不以為然，他對荀子說：“儒者對國家沒有用處。’擺出一副拒絕的姿态。我們記得孟子在見梁惠王時，梁惠王也猝然而問：“老頭子，你不遠千裡來到我這裡，你的學說對我的國家有利嗎？”孟子當即頂了回去：“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我這兒沒有什麼利與用處，我這兒隻有仁義！這還不夠麼？我是來指導你走正道的．可不是來推銷賤賣的！孔子在衛靈公間“戰陣之事”時，也拒絕回答。相比之下，荀子在秦昭王面前全沒有孔孟的骨氣與正氣，他啰啰嗦嗦．自賣自誇，頗使人氣短。他局局于闡明儒者之用，屑屑于表明投懷送抱之心。不論多麼能言善辯，已是自處于被告之席為自己作有用無罪辯護，投他人所好，以博賞赉了。他說；

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禮義，謹守巨子的本份，是非常敬重他的主上的。主土錄用他，就守職本朝，事事相宜；不用他，就退處鄉裡，恭恭謹謹，必定做一個順從的百姓……職位在别人之上，他就是輔佐王公的幹材，職位在别人之下，他就是國家的能臣、君主的瑞寶。

［原文：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緻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置無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呼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儒效》］

多好的一塊“寶貝”！嚴嚴守臣道，尊崇君主，即便被遺棄，也做個順順啞遂遂的良民！孔子說“君子不器”，莊子是“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孟子是不官不王，而荀子則屑屑于證明儒者是國君最順手最有用的“器”！近來學者們在談什麼“政統”與“道統”、若荀子，何來“道統”？“道統”不過是政統的“臣妾”而已！

當然，從荀子對秦昭王的答辯中，我們還是看出，這位先秦儒學第三代的自負與自信．這不是“敝帚自珍”，而是卞和獻璧式的自負與自信。經他改造過完善過的儒家學說，綜合先秦各家學說中的治世良策，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專制統治的内法而外儒的政治理論。“養在深閨人未識”畢竟是不甘心的，既然“天生麗質難自棄”，當然渴望“一朝選在君王側”，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二百多年前的荀子就已在那裡眼巴巴地盼望着了！

公正地說，魯國的國君，包括孔子極反感，常常出言傷害的權臣季氏，對孔子還是很尊重的，也很想和他合作，但他們就是找不到和這個固執倔弧的老頭子溝通的途徑，他們與孔子總是話不投機，道不同而不能相為謀。孟子也一樣，齊宣王對他是極尊重極用心籠絡的，滕文公更是小心翼冀地聽從他的教導，把一線希望寄托在他的指教上。連梁惠王這樣粗魯的人也都很真誠地向他請教過有關治國的問題。但孟子一開口便“迂遠而闊于事情”，他們之間．也總是對不上茬口。他們的思路，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乃在于孔孟等人懸的太高，立論太苛。這一點，孔子的弟子，天才外交家子貢，就給孔子指出過，并希望孔子能稍微降低一點标準，以便尋找與諸侯合作的可能性：“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老師您的道太大了，所以天下沒有哪一個君主能容受得下您。老師何不稍微降低遷就一些呢？《史記·孔子世家》）。孟子的學生公孫醜也對孟子提出過類似的問題：“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孽孽也？“（先生的道确實高呵，美啊！正好像登天一樣，似乎不可能趕上。為什麼不使它變為有希望達到，而使人們一天一天的逐漸接近它昵？《盡心》上）但孔子抱定隻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堅定，孟子抱定“引而不發”為天下式的倔強。他們都熱衷于使自己的理論完美，以追蹤所謂古代聖王的治迹，而不介意其與現實間的差距。孟子希望“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但假如沒有人能跟從而來怎麼辦昵？那他們也就自甘于其理論的寂寞，而不願使自己的理論貶低降值。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的理論和興趣，都集中在對現實的抱怨和批判上，至于能否與他們合作，這倒是次要的。

這種傾向，至荀子，為之一變。他關注的是用，是器，而不是道本身的完善。理論而求為器，不就是禦用的開始嗎？不就是堕落嗎？

使一種理論更完善，有兩種方式選擇；一種是使理論本身更具理性，更具邏輯性，更具有合目的性；一種則是努力使理論更具适用性。前者往往使理論趨近于理想境界，成為一種空想式的烏托邦，後者則往往使理論蛻變為實用工具，增加它的禦用性。荀子顯然更重視的是其實用性、合用性。他在小心的尋找理論與現實的契合點，尋找學術與世俗政治合作的途徑。為此，他不再自居王者之上，不以道自任．而是甘心去做一個忠實的、勤勉的、盡職盡責、嘔心瀝血的幕僚。他把興趣與精力都放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而把方向性的，價值取向性的大問題交給“君”去做決定了。臣民們隻是去完成君主制定的長期或短期目标，目标由君主決定，方向由君主把握，藍圖由君主繪制，理想由君主确立．我們隻是去無怨無悔地完成這些任務，而對這些任務的合理、合法性不能思考，更不能诘問。理論完全工具化了。道的淪喪自此拉開了序幕。人的淪喪也從此開始：當我們放棄了思想，我們即隻能是工具性的存在。

是幕僚，就要一方而能把握大局，窺測方向，預測未來，有良好的規劃與安排，适時地提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又要能委曲求全，堅韌不拔，忍讓周曲，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堅持合作第一。像範增就不是一個好幕僚，因為他一受氣，就不合作了。範增是有一些孟子式的脾氣的。按他的年齡，大約其生年與孟子卒年基本相接。他一出場，便是一位古稀老者，指點着項梁項羽一點一點由弱到強。他本人也被項羽尊為“亞父，。這種精神地位，很像是“王者師”，而不同于荀子式的低眉順眼的幕僚。同是老人，範增的性情，偏狹、急躁，愛鑽牛角尖，凡事愛一蹴而就，一了百了，不知變通與耐心等待．而荀子則全沒有這位“亞父”的毛病，他的高壽使他更沉穩，慮事更周詳，立論更公允平實。他不像範增那樣，“好奇計”，他更注重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他不急不躁，不愠不火，老成持重。俨然一個好幕僚！可借秦昭王有眼無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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