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文｜尹傳紅

而今我們操控生命能力的增強可謂史無前例，未來生物技術将巨大的潛在利益與有形且顯明、無形且微妙的威脅混合在一起。作為一個社會整體，我們應當思考如何行使這種能力。

“我十拿九穩地相信，下一門其應用陷入道德困境的科學，是生物學；如果物理學難題似乎是難的，那麼，與生物學知識的發展相關的難題将是巨大的。”美國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在獲得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前一年曾如是斷言。

生物技術的迅速發展很快就驗證了費曼的預言。

1966年，人類遺傳密碼及其在蛋白質合成方面的機能被破譯。上世紀70年代初，科學家掌握了直接參與基因活性的方法：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和DNA連接酶先後被發現。前者能夠在一個特定的核苷酸連接處以特殊的方式把DNA鍊斷開，後者則能夠把兩股DNA結合起來。1972年，美國生物化學家保羅·伯格所做的後一項“結合”工作，形成了第一個真正意義的重組DNA分子。這意味着在不同生命體之間組合編輯基因已成為可能，生物體的遺傳性狀可以人為地改造。

進入新世紀後，這一研究領域取得了更為驚人的突破。科學家發現，某類細菌已進化出一些特殊的酶來抵禦緻病性的病毒，它們可以識别并去除病毒插入細菌基因組中的外源DNA。特别是，被稱為“Cas 蛋白”的 DNA 剪切酶家族，攜帶了“向導RNA”分子，能識别目标DNA，并準确地将其特定的序列剪斷。科學家旋即開發出CRISPR基因組編輯技術，可以快捷地對基因序列進行剪切、粘貼、插入或移除等操作，如有效地删除會導緻缺陷或疾病的基因序列，然後用有益的、正常的基因片段取而代之。

遺傳學與生命科學上的突破同時為我們帶來了希望和困境，尤其是當“基因組編輯嬰兒”在2018年11月意外誕生之時，更引發了廣泛的質疑。

加拿大倫理學家佛朗索瓦絲·貝利斯的觀點頗有代表性：對于我們的細胞而言,有可能引發意外且不想要的修飾，從而導緻疾病、殘疾或死亡中的一種或多種後果。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而言，當利用遺傳知識改進生物結構，我們的社會規範和互動模式也随之變化，或許會破壞社會福祉和社會關系。例如，我們可能會尋求使用基因組編輯技術以接近“理想的”人類，卻不知不覺愈加趨同，對可見瑕疵的容忍度逐漸降低。令人尤為擔心的是“差異”将被視為“殘疾”，被當作某種需要消除的事物。要是那樣，這項突破性技術最為顯著、最為持久的潛在危害可能是社會性而非生物性的。

而今我們操控生命能力的增強可謂史無前例，未來生物技術将巨大的潛在利益與有形且顯明、無形且微妙的威脅混合在一起。試想，如果遺傳修飾變得像複制和粘貼文本文件一樣簡單，人類将陷入更多的麻煩和倫理困境……如何阻止這項技術被用來制造新型緻命病毒？人工合成的生命體或突變動物如何監管？科學界又怎樣實現自我規範……

這是美國生物學家、197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戴維·巴爾的摩寫下的帶有警示意味的詩句，且為本文作結——

多年過去，曾經不可思議的事情已經近在眼前。

時至今日，我們感覺即将能夠改變人類的遺傳。

此時此刻，我們必須面對以下問題：

作為一個社會整體，我們應當如何行使這種能力?

（《小康》·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2年3月上旬刊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