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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價飛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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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荒困局

本刊記者/彭丹妮

發于2019.11.4總第922期《中國新聞周刊》

“不幹不幹！以前我們都要送禮，這些人才會把單子給我們，現在沒材料了要主動給我們，不接！”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大型混凝土攪拌站的生産經理叮囑他的下屬，不要接施工項目的單子。他說的“材料”，是砂子。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部沿海的山東省青島市。在這裡，一直給當地大型施工單位提供砂石料的一位經銷商，以前在周邊100公裡範圍内就可以買到客戶需要的數量，近來，他的搜羅範圍要擴大至200公裡，而且許多砂子都來源于非正規渠道。

為解決最近全國多地出現的砂石料供給緊張問題，中國砂石協會會長胡幼奕在北京剛剛面見了政府決策部門的官員。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現在提出要基建補短闆，結果回頭一看砂石不夠用了，好多項目都停工了，所以上面重視了起來。”

自然界的岩石經風化、剝蝕等多種地表作用，在風吹日曬的數千年間，破碎分離成大小不一的顆粒，被河流沖刷帶走。根據尺寸的不同，極細碎的稱為沙，如泥沙、沙漠，粗一些的則為砂，後者更多是土木工程中的概念。現代建築所采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與瀝青馬路，都需要砂子。與石頭一起，砂石骨料是混凝土中用料最多的東西，其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混凝土的品質。

“一平方米的房子要用砂石骨料800公斤，沒有這800公斤，房子就建不起來。”胡幼奕說。當石頭房和木頭房成為曆史，人類居住在砂子圍成的空間裡，行走在砂子鋪成的道路上，穿行在砂子搭建的機場、車站與商場中……在很長的時間裡，天然河砂這種建築材料易得、便宜、好用。采砂船、挖車、廉價勞動力就是從事采砂作業所需的一切；對于需要它的人來說，一車裝有十幾噸的砂，價格也就一百多元。它對于混凝土結構穩定的重要作用，至今人工砂依然很難超越。它雖無處不在，但從不顯山露水，以緻于讓人忽視了其存在與真正價值。

占地球陸地表面積20％的沙漠裡的沙子，因為過于光滑無法在工業社會派上用場。真正可用的都來源于河流——其僅占地球面積不到1％。近兩三年，以砂子價格暴漲為标志，這場有限的自然資源與巨大的社會需求之間的角力開始拉開。

​（9月下旬，六安市金安區黃圩采砂點，貨車司機排隊裝載河砂。這裡是該區少數幾個還未售完限額的采砂點之一。攝影/本刊記者 彭丹妮）

合肥砂貴

與很多中國人一樣，蔡鵬在近十來年經曆了家鄉面貌的急劇變化。他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下轄的瑤海區，過去，這裡是城鄉結合部，是合肥城區的發展窪地，到處是農田與平房，但如今，随處可見高聳的吊塔、圍起來的施工地段與路上來來往往的水泥攪拌車。晚上8點多，在蔡鵬家附近的包公路與大衆路交叉口，私家車的身影漸漸稀少，道路開始讓位給運輸車輛。記者蹲守在路邊細數發現，在100輛來往車輛中，有38輛都是大貨車。這些滿載着各種大宗建材的貨車多數載重量為40噸級以上，就像中國城鎮化的節奏一樣，它們急切、堅定，為了搶時間，有時甚至在黃燈已經閃起時快速沖過路口；在路口旁的一個建築廢渣丢棄地點，貨車司機們排隊進入，依次過磅、傾倒，揚起漫天灰塵……

若問他們合肥工地上的砂子從哪兒來，無論是大型混凝土攪拌站還是私人砂石小販，都會回答：六安。六安是緊挨着合肥的一個地級市。沿途流經六安下轄的金安、裕安及霍山等五個區縣的淠河，是淮河的支流，也是合肥河砂的主要來源。

馬建雄是合肥規模前三的一家大型混凝土攪拌站生産經理，他說，運輸砂子的司機們都有很多拉砂群，采購員為生産備砂料時，前一天會在群裡喊一聲“某某攪拌站，42元/噸，3000噸，現金結。”貨車老闆們手下通常有十幾個駕駛員，如果認為價格可行，第二天十幾輛貨車便将砂子從河邊砂廠運出，東行200多公裡來到合肥。

然而，一位貨車司機說，現在“六安的砂子不好搞”。自六安采砂點實施限量開采後，每個月拉完一定的額度就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砂子采購分銷的鍊條普遍價格暴漲。馬建雄說，2018年春天前，河砂價格一直穩定在40多元/噸左右，現在這個數字已漲到了130元。而在淠河上遊的霍山縣，因為砂子顆粒更粗，能在高标準的混凝土中使用，據了解，市場價已經到了160元至170元/噸。

混凝土行業的人一度“急得沒招”。馬建雄說，價格上漲倒是可以轉嫁給下一環節使用者，但問題是有錢也買不到砂子。“漲價隻占全部原因的20％，我們有這麼多合約單位，一年生産幾百萬方混凝土，沒原料怎麼辦？”

在高價與短缺的夾擊之下，下遊開始探索應對的方法。混凝土攪拌站開始相互打聽，問那些“有門路”的企業用的什麼砂、從哪兒運過來，然後給個聯系方式去對接。同時，攪拌站實驗室人員開始研究如何用江砂和機制砂，加上多少的水泥用量去達到以前的強度與标準。

“以前攪拌站用的砂，基本都用河砂，從去年開始，品類就五花八門了。”馬建雄說，現在合肥50％到60％的六安砂由江砂替代：從長江裡挖出來的江砂由萬噸大船運過來，到蕪湖裕溪口改為2000噸的小船經内河航運進入合肥的各個碼頭，再由運輸車隊運到各個混凝土攪拌站。

另一家規模稍小的混凝土站經理則表示，該企業現在用的全是江砂；因河砂價格過高，吳芳現在也用江砂摻着安慶過來的河砂來賣。她說，以前，合肥這邊都嫌安慶的砂不好并不買單，但現在客戶們已經顧不得這些了。

馬建雄說，考慮到價格，小型混凝土企業不承接市政工程如地鐵、高架橋及特殊建築部位等需要高标号混凝土的項目，可以不需要河砂。但是，天然河砂因為其均勻的粒徑粗細分布，在高規格高标号的混凝土中依然不可代替。

河砂甚至變成了混凝土攪拌站應付檢查、裝點門面的東西。馬建雄說，當政府來檢查材料，問“你們中标的幾個項目，軌道2号線、3号線，現場材料怎麼滿足？”攪拌站的人就帶他們去看那堆寫着“軌道專用、高架橋專用”的河砂，但他說，“那堆砂根本不用。我可以說，90％的攪拌站裡那一堆專用（砂），基本上是挂羊頭。”

但現在，江砂的價格也還在上漲，從去年的100元/噸，漲到近來140元/噸左右。“砂石緊張是常态化了。”馬建雄說。

（六安市霍山縣一号砂廠，隻有幾個看守砂廠的工人在此逡巡。自2019年2月起該砂廠停止開采，至9月份仍處于關停清理狀态。攝影/本刊記者 彭丹妮）

江河告急

中國的河道采砂管理一直以采砂規劃作為支撐。以中國主要的産砂區長江流域為例，2002 年、2011 年和2016 年，水利部編制了三輪長江中下遊幹流河道采砂規劃。這些文件規定了開采總量、開采範圍與開采期。但是如果依靠這些采砂規劃中給定的開采量為參照，那麼得到的将是一個遠遠低于實際的數據。

從合肥一路向西，來到淠河中段右岸的六安市金安區。該區河道采砂管理局一位管理人員張遠峰解釋說，以前每年的規劃量，隻是個指導量，實際開采量是規劃量的幾倍。“去年做生态資源統計的時候，發現當時我們規劃一年生産量300多萬噸，但實際銷售量達到接近1000萬噸，而且還有可能是低估了。”

1990年代後期，淠河還沒有治理，家家戶戶都能挖砂。“那不叫采砂，是小作坊似的。”張遠峰說。2009年以後，金安區河道管理局成立，河道采砂實行許可制度，采砂船舶、鏟車、運達通道等齊備的才有資質成為采砂者。

這裡從2012年開始實行招拍挂制度，根據采砂規劃，劃定開采範圍，将砂子資源與經營權一次性出售，開采年限一般為3~5年。這種管理方式的弊端是：一旦取得經營權，中标者往往不按照出讓方的出讓範圍進行開采，而是超範圍、超深度開采。張遠峰說，比如，淠河是金安區和裕安區的界河，采砂企業就有可能跑到裕安區去采砂，而一些超範圍的開采，則可能會危及河道水利工程安全。

濫開濫采幾乎與采砂規劃相伴相生。張遠峰說，“那會兒的規劃，說實話，編制了之後也基本上就是一個形式。除了真正的禁采區我們會嚴看死守以外，其他的超采行為，比如隻允許采3米卻挖了6米的，幾乎是想咋挖就咋挖。”

多年粗放式的采砂管理，令砂價長期處于低位，建築業得以低成本運行，但其對于環境的影響卻已逐漸顯露出來。中國第一長河長江的情況，便是典型案例。

199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上升軌道，建築業的蓬勃發展驅動長江流域的淘砂熱。水利部《中國河流泥沙公報》數據顯示，濫挖濫采開始危及河道安全。新世紀伊始，長江中下遊地區開始為期兩年的禁采政策；2002年，國務院頒布《長江河道采砂管理條例》，對長江宜賓以下幹流河道内砂石開采進行管理。

采砂活動并未消失，相反，它避開風口，轉而瞄準支流與洞庭湖、鄱陽湖兩湖。以記載的年均和總采砂量來看，WWF指出，鄱陽湖是世界上開采量最大的采砂點。20世紀頭十年，鄱陽湖采砂數量相當于前55年間沉積的泥沙量。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泥沙問題專家周建軍指出，鄱陽湖是中國受采砂影響最嚴重的區域。

2015~2016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宇順在長江流域的洞庭湖和鄱陽湖調查采砂對湖泊影響時，發現很難獲得采砂情況的一手數據。“隻能是表象地觀察，比如說去看那邊有多少船在運作，與衛星遙感照片對比，或者問一些當地老百姓船隻數量是多了還是少了。”陳宇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相關的水利部門，掌握的完善、準确的數據也很有限，比如說一個承包商，一年出讓給他的開采量是50萬噸，但是具體挖了多少，沒人知道。”

陳宇順記得，四五年前，鄱陽湖采砂活動很瘋狂。這裡的采砂多數集中在湖水入江的湖口水道。由東南向西北傾斜的鄱陽湖像一個在向外倒水的瓶子，而這一段細長而狹窄的水道就好比瓶口。顆粒較粗的河砂淤積于此，是上乘的建築材料，在市場賣得上價錢。所挖即所得的暴利，引來合法與不合法的采砂者們到此掘金。

有無采砂許可者，都在拼命打撈“軟黃金”。最猖獗的時候，兩湖曾分别有450、368條非法采砂船在此作業，它們的吸砂能力可以在一年内掏空兩湖20年的沉積量。濫挖濫采同樣瘋狂。據媒體報道，2014年某采砂公司競得鄱陽湖一處采砂點，按照水利部門規劃，該砂廠2014年采砂規劃量為200萬噸，但是周邊漁民認為他們采砂量遠遠不止這個數。他們這麼算：“一個大型‘吸砂王’能打10米深的洞，能吸200噸至1000噸砂石，一天至少能打七八個洞。這樣的采砂船多則九條，少則四條，24小時不停歇工作，三四十天就達到規定開采量。”

據周建軍等人今年3月發表的《長江鄱陽湖問題的原因及湖口建閘的影響》一文，僅2000至2011年，鄱陽湖登記的采砂量逾5億噸，其中接近一半采砂量來自其入江水道的五六十公裡。該段河床被挖深後，“這就相當于從縱深上把瓶口給擴大了，從鄱陽湖倒灌長江就特别容易。”周建軍說，當長江水位因為三峽等水利工程下切時，鄱陽湖在枯水季節，特别是二三月份，湖心區域的水位比過去同期又低了兩三米。

鄱陽湖這個中國最大的淡水湖，是長江重要的蓄洪、洩洪處，也是周圍4400萬人口生活與農業灌溉的水源地。這裡因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國際認可，是許多珍稀動物的家園，也是許多漁民謀生的所在。但是，近些年其湖泊面積的快速縮小，讓它再難以承載如此多的生态意義。采砂加劇的鄱陽湖幹旱以及後續一系列問題，引起了生态學家們注意。

鄱陽湖被稱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長江江豚“最後的避難所”。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科考調查發現，全國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為1045頭，其中，鄱陽湖有450頭。2013年底，一位研究人員曾在這裡某處水域觀測到47頭江豚，一年後，這一數字為“0”。“首先是洲灘、河道底質這些魚類和其他水生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壞；同時附着在泥質裡面的低級生物被挖走之後，水生物就沒有食物了。”陳宇順說，“如果按照2015年那樣的規模采下去，問題肯定會很大。”

把鄱陽湖采砂問題放在更大的生态系統中，會看到它讓本就失衡的長江泥沙系統變得更加脆弱。在長江流域上遊，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水利工程，将大量泥沙攔在水庫裡。根據水利部2018年《中國河流泥沙公報》，長江三個最大的水文控制站監測的輸沙量與過去50多年的平均值相比，從上往下分别降低了91％、76％、77％。

周建軍解釋，長江是一個曆史上沖淤平衡的系統，現在的情況是：上遊來砂大幅減少，中下遊河道來得少、走得多，泥沙處于沖刷狀态——三峽大壩修建之後這些年，下遊已經沖刷走了二十七八億立方米的泥沙。而這些材料組成的河床，是河流的框架。在長江荊江河段，水位因此跟着河床一起下降了兩三米。這對于長江的通航、沿途農業灌溉、生活用水、水體污染物或營養的輸送都造成了很大影響。

以水體營養輸送為例，磷這樣的營養物或污染物主要吸附在泥沙上面。過去長江裡大量的磷，到了入海口與海水作用後釋放出來，是河口大量微生物、藻類甚至魚類的營養源，這也是為何舟山漁場曾經能夠成為全球四大漁場之一的重要原因。而現在，長江卻成了一個少磷的生态系統。

鄱陽湖采砂後的一系列問題，是過度采砂對生态影響的一面鏡子。“長江現在問題很大，如果再挖就會雪上加霜。但即使沒有大壩，也不主張在河流下遊比較平緩地方挖砂。”周建軍說。但現實卻是，據長江水利委員會河道采砂管理局高級工程師李剛去年發表的文章，眼下，長江上遊弋着的幾百條采砂船隻，其生産能力是可采量的十倍。但與此同時，長江沿線城鎮化建設還在繼續推高河砂需求，泥沙資源在這一段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對砂子自然補充速度缺乏可靠的估計，我們不知道采挖與來砂量如何匹配，這就是為何短缺的地方往往采砂帶來嚴重後果。”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槟分校沉積地質學教授Jim Leonard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2017年4月13日，江蘇淮安洪澤區地方海事處的執法人員，在洪澤湖韓橋水域非法采砂船舶集中停泊區打擊非法采砂。圖/視覺中國）

治理引發砂荒

“我講過‘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這是第二次為長江把脈。

2016年元月，在重慶主持第一次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時指出，“要把修複長江生态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随後，圍繞長江經濟帶的六項生态環境專項行動逐一展開，非法采砂專項整治是其中之一。

這一年，由原環保部牽頭，中紀委、中組部相關領導參與的中央環保督察組正式成立，非法采砂是環保督察的重點領域之一；2018年6月19日，水利部發布通知，啟動了為期六個月的河道采砂整治行動。變化開始到來。

2017年6月份，六安市金安區馬頭鎮的六家砂廠經營權到期，區河道管理局正準備新一輪招拍挂時，上級發話了：“你們不能再走傳統的招拍挂老路了，要與國家的生态環境保護指導思想相适應。”

作為回應，六安市金安區河道管理局便在安徽省水利廳專家的建議下，赴江西考察——這裡采砂管理的實踐已經探索出全國競相效仿的“九江模式”：抛棄多年的招拍挂制度，改為政府主導，成立國企租賃民間采砂船進行開采。在整個長江流域，持續多年的招拍挂模式被逐步叫停。比如，2017年，有權開采洞庭湖砂石的多個市縣均叫停了采砂行為，并逐步采取國有化管理。

同年10月，六安市金安區開始啟動一整套新的國有化采砂管理，所轄13個采砂點，每月各定量生産銷售6萬噸河砂。采砂者每生産銷售一噸砂，能獲得15塊錢的勞務費，其餘收入全部屬于區政府。

為嚴格管控開采量，金安區實施了“科技治沙”措施。在黃圩采砂點，一輛貨車進入砂廠時稱卡車皮重，載滿砂子後再次過磅稱毛重，兩個數據相減即為淨重，這些數據在出口管理站的電腦上記錄下來。工作人員根據淨重給其開出一張砂石票、一張裝載單，司機刷卡繳費後拿到電子小票，攜帶三票一齊外運，在公路卡點處再次由交通部門核驗重量後進入市場。在管理站的電腦上，一旦當月所有外運砂子超過6萬噸，放行系統就會自動關閉。

六安市金安區的情況大體是中國采砂管理史的縮影。張遠峰說，如果按照原先的招拍挂制度，淠河河道估計到2022年就無砂可采，但現在嚴格按照規劃定量開采，那麼還可以再采5~8年。

出了六安市區，沿淠河朔流而上，來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縣下符橋鎮聖人村，淠河上遊的東段支流主要流經這裡，河邊有砂廠。與想象中的采砂作業、貨車排隊上砂的忙碌景象截然不同，一家寫着“一号砂廠”的地方并無貨車，幾堆黃沙和石子兀自堆着，河上已無采砂船，幾個看管砂廠的工人們在入口處的小篷房裡打牌閑聊。

霍山縣一位采砂管理人員對此解釋說，這一片連着的三個砂廠是霍山縣2017年招拍挂後出讓的三段采砂點，由于去年環保審批沒有通過，一年一換的采砂許可沒有簽發。今年初，六安市水利局河長辦公室直接發函要求停止開采。

2017年，環保督察開始波及霍山。當年3月份，霍山縣差不多九十多家石料廠全部關停。位于霍山的佛子嶺水庫，是合肥與六安的飲用水源。2018年年中，生态環境部專項督查組對六安市飲用水水源地進行督查，認為采砂活動對飲用水水質造成影響，兩個月後，東淠河各砂場關停，包括霍山縣最後三個采砂廠。從随便挖到無砂可采，霍山砂價一路上揚。

在很長的時間裡，砂子廉價得似乎都難說是一種商品。盡管霍山段的砂子質量在淠河砂中的質量最好，霍山縣水務局水政監察大隊隊長韓明記得，2004年開始要求采砂許可的時候，霍山砂僅10塊錢一噸；十幾年過去，到2017年也才漲了三倍多，但從2018年開始，價格卻在一年間翻了近四番，達到110、120元/噸，今年上半年又漲價至150元/噸。

2018年10月，河南省在信陽市召開全省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會議，推廣采砂國有化，目前該省20家采砂企業，全部為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同年12月，湖北省發布《加強河道采砂禁采管理的通告》，整治各類涉砂船舶1700多艘，部分“三無”采砂船被現場爆破拆解。在全國治理采砂的大背景下，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陝西、海南等省份接二連三開始出現砂荒，造成用砂大國的困境。

在偏居一隅的海南省，今年2月，省屬國企海南省發展控股有限公司首次從菲律賓進口河砂，打起進口主意的還有廣東、福建、江蘇、黑龍江等省份。在産砂大省江西，政府企圖通過加快采砂許可、綜合利用疏浚所得砂石等手段保障用砂……

無砂可用的同時，劣質砂甚至違規砂流入市場。前述青島砂石經銷商發現，在河砂緊缺、機制砂又不成熟的青島，現在建築尾礦砂、河道疏浚出來的含泥量很大的砂，甚至還有加工處理後的海砂開始進入一些質量要求不高的工地，讓工程質量難以保證。

海砂是鋼筋混凝土建造中衆所周知的大忌。海砂含鹽，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超過臨界值時，會使鋼筋受到鏽蝕繼而體積膨脹，使周邊混凝土受到張力而裂開。2013年，引發震動的深圳“海砂危樓”事件便是一例。但現在危情又有所擡頭，比如2018年8月，上海石材行業協會砂石分會發布的一則通知顯示，長江與内陸河道整治引起河砂減少，海砂流入上海建築市場。

“正道不暢通的時候，歪道就來了。”胡幼奕說，“亂七八糟、質量不符合要求的砂子進了工地，房子塌了怎麼辦？這牽扯到百年大計的質量問題。因為這一次砂石荒，未來可能有好多人要進監獄。”

​（鄱陽湖枯水期擱淺的采砂船。圖/視覺中國）

“一種速度的遊戲”

從2018年下半年起，六安市的砂子供應已開始明顯減少了。當時，馬建雄所在的商用混凝土行業還沒有建立起江砂供應渠道，依然采購六安的河砂。早上砂子運過來，他們看到裡面有草。“河灘上長了草，草底下是砂。我們看到草覺得不對，一問，果然說是晚上在河灘上偷挖的。”

如果說有一種不勞而獲又不會代價太大的營生，那偷砂一定是一個好選項。在水淺的淠河邊，使用鏟車、挖土機和運輸車，就可以收獲頗豐。在長江、淮河這些水深的地方，偷砂者們設計的采砂船就像潛艇，可以通過遙控指揮，白天沉到水下，晚上又浮上來盜采。“他們采砂船比巡邏大隊的汽艇動力還大、還快，内線打聽到今天晚上哪塊不查，一按（遙控器），船隻嘩嘩嘩地跑過去。”馬建雄說。

馬建雄記得，今年年中的時候，江砂也到了禁采期。作為砂石料用量大的企業，老闆已經叫負責采購的人去國外打探，看能不能從馬來西亞、朝鮮這些地方進口，但後來發現沒必要，“（湖北）江砂也能搞到，有人不怕死的。”

翟昌友是霍山縣水務局副局長，分管水政監察與河道管理。為加強對砂石開采的統一管理，去年12月，縣政府成立了他現在負責的霍山縣砂石管理執法大隊（下稱“執法大隊”），隸屬于水務局。

作為監管者，他開玩笑說自己的工作是高危行業，以至于走路都需要左右觀望、小心謹慎——“我們執法部門某種程度上是在斷人财路。”被威脅、被舉報、被紀檢部門調查，是多年從事水政執法的韓明常遇到的事情。2004年，霍山縣水務局剛剛開始整治河道采砂，在一片濫挖濫采的地方，他們過去執法，結果車輛被推倒，他也挨了一頓打。

不像金安區隻有一條主河道，可以設關卡，這裡衆多山區河道與四處遍布的旱砂地，讓偷盜砂石屢禁不絕。就像貓捉老鼠一樣，這是監管者與偷砂者之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争。前述霍山河邊的村民說，以前河邊沒人管，這兩年砂價漲起來後才開始有巡邏人員。“白天晚上都有巡邏的人在河邊。但河砂值錢，人家（偷砂者）隻要能賺到錢，連路都給你挖了。”

2017年底執法巡查剛開始那會兒，韓明說“人家（偷砂者）把你整個行程摸得透透的，執法車經常被攔住。”起初，韓明每次接到舉報去到現場，偷砂者已經跑了。後來去修理車子，才發現車底下被安裝了定位儀，之後他們就開始定期去修理廠檢查。

對此，“對手”又祭出一招望風車，他們每輛車附近安排一個人，騎摩托車或者開車跟着盯梢，然後再用對講機或者手機通知隊友。

采訪對象們常常把偷砂的暴利與販毒相比，如果以噸計，偷砂的利潤甚至高于販毒。湖北省一名水政執法人員2016年曾撰文指出，采砂船每小時可采河砂1000噸，水上直接售價為15元每噸，利潤約10元/噸，這意味着每小時就可獲淨利上萬元。而現在，砂價早已是15元的好幾倍了。

以前偷砂風險不大。根據《安徽省河道采砂管理辦法》，非法偷砂者将被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以5000元至2萬元罰款；情節嚴重的，也不過5萬元以下的罰款。在汛期和禁采區開采，價值達到5萬元可以刑事拘留。但翟昌友說，“抓來也關不了幾天。” 2016年底，國家兩高頒布司法解釋，河道非法采砂以非法采礦罪入刑，這成了執法者的一大有利武器。

執法大隊還沒成立的時候，韓明在水務部門屬于行政執法，偷砂者并不太畏懼，“如果光是我們去跟偷砂的人交涉，沒有公安出面，有時局面就不好控制。”

鑒于非法盜采形勢嚴峻，去年2月份，霍山縣公安局成立了安徽省首家水務警務室，每次執法都有輔警在側。去年開始的掃黑除惡專項鬥争，也有利于翟昌友的工作。因為偷砂人群通常也與涉黑涉惡涉毒重疊，事實上，如果掃黑除惡不能常态化的話，他擔心非法采砂可能會再次反彈。

河道采砂國有化經營之後，砂老闆們的濫挖濫采成了按下的葫蘆，盜挖盜采卻可能是浮起的瓢，監管的難度很大程度上轉移到水政執法人員頭上。但是正如安徽省水文局範小偉等人所指出的，采砂管理機構人員少、配備不足，難以單獨實現采砂有效管理。

作為水利部門工作人員，韓明坦言，堤壩和水源地的保護是河道管理的重點，河砂作為一種流入市場的資源，與水利本身并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砂價暴漲的這兩年，如果說對于他所在的水政執法單位有什麼直接影響，那便是管理偷砂者的難度急劇上升。“（偷砂的地方）點多面廣，你管理人員少，你就和他們在玩一種速度的遊戲。”

​（淮河安徽阜陽段的一個大型河砂集散地。圖/新華）

尋找新砂源

六安砂的故事在全國多個地方重複上演。2018年下半年，河南省連續三次對河砂進行管控，境内所有采砂、制砂企業一概叫停，轉為國有化經營，供給減少後，砂價上漲與管不盡的盜采如影随形。

“當我們讨論可用的砂子時，我們必須思考其可持續的利用方式，以及如何最小限度地影響環境；同時，也要意識到砂子是當代社會的關鍵原材料，是許多人賴以為生的營生。”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槟分校沉積地質學教授 Jim Leonard說。

安徽省水文局範小偉等人2018年在《河湖管理》發表文章認為，長期以來河道砂石管理被當作一項水事活動看待，忽視了其作為經濟活動的一面，沒有正視其市場需求。他指出，若想斬斷河道非法采砂的利益鍊條，必須從供給側入手，讓河道從河砂供給這種渠道中解放出來。

“靠着河道采挖砂子，這條路走不通了。因為現在明顯各地的優質河砂在迅速減少，照現在這麼采，很多河道都已經被破壞了。難道我們要再這麼淘下去，讓中國的大地上流淌了幾千年的這些河流，在我們這一兩代人手裡破壞掉？現在國家限采限挖，保護河道生态是必須的。” 北京建築大學建築材料學科負責人宋少民說。

對目前的砂荒問題，胡幼奕總結說，“過去是‘靠山刨石頭，靠水撈沙走’。現在國家管的生态環境建設，好多地方不讓挖了，但是新的工業化沒跟上，所以砂不夠用，就這麼簡單。” 這裡所說的工業化，便是機制砂。通過機器粉碎岩石，控制粉末的顆粒大小，生産出符合建築用砂标準的“機制砂”，在國内已經有八九年的使用曆史。

在“地無三尺平”的内陸多山省份貴州，機制砂是該地解決用砂需要的最主要方式，貴州也成為國内這項産業最發達的地區。在一片漲價中，不依賴河砂的貴州成為砂子價格窪地。國家工信部9月份前往該地調研，希望當地政府各部門協作，将本地機制砂石運出省外。

作為需求量最大、環保要求嚴格的國家，中國的機制砂石技術較為領先，機制砂的研究深度與工藝進展速度領跑全球。根據中國砂石協會提供的資料，現在機制砂已經占到了中國用砂量逾八成。宋少民說，“機制砂相對來講是可以滿足我們接下來十幾年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最安全、最大量的替代品。”

機制砂如果做得好，完全可以與河砂相媲美甚至超過它，因為人為制造意味着可以按照要求進行質量控制。宋少民說，但是目前，大量的機制砂仍然無法與天然河砂相比。“機制砂做得好與不好，（對建築的影響）差别很大。現在有一批先進的企業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整體占比依然很低。”

機制砂的技術難點，在于并非是簡單地将石頭破碎成小顆粒，而是要模仿河砂天然、混雜的粗細顆粒分布。工業機器生産的标準化現在既成了它的矛，也成了它的盾——混凝土中需要各種顆粒大小的砂子合理搭配，而機制砂要麼粗要麼細，良好、順暢的粒徑分布挑戰設備與工藝。

作為對規模化、高質量機制砂企業的保護，中國砂石協會認為，如果不能強力按壓住盜采盜挖，挖河床就能賺錢的非法采砂行為大量存在，會傷害機制砂産業的發展。不過，機制砂不受天然河流資源禀賦的影響，在供應方面将更穩定也更可控，專家指出，這就需要未來各個地區根據自己的需求量布局生産，以免造成環境壓力。

但胡幼奕感到憂慮的是，政府部門現在不願意管砂石。“都在推。砂石開礦，那能沒有環境影響嗎？大家都怕承擔責任。石頭屬于自然資源部門管，要建企業在工信部門，要能生産、環保達标在環保部，還牽扯水利部、林業部。誰都管就意味着誰都不管。”

“現在城市建設用砂特别多，又找不到一條别的出路，所以最簡單直接的做法就是從河流裡面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國家應該拿出一個解決辦法來，不能夠把取砂目标放在河裡邊。”周建軍說。

開辟新來源是方方面面的。比如旱砂。韓明就表示，霍山以前很多古河道，修成大堤以後，河道被隔開，一部分變成旱地了，扒開上面兩三米的耕作層，有的地方往下幾十米深都是砂。“我們古河道的砂量非常大，隻是要規範合理地去開采。其實不用都想着要到河裡面去，如果國家也有政策的話，就能把一些河砂的開采量置換出來。”他說。

周建軍說，從河道疏浚的角度，比如在長江上遊的支流，如四川大渡河或者金沙江去挖砂，如果合理管理好，對于減少水庫淤積也有好處。

周建軍在德國亞琛待過好幾年，前兩年他又回去了一次，發現十多年過去，城市面貌與當初幾乎沒有變化。相比之下，中國幾乎任何一個城鎮都在十年時間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感歎于中國城市化發展之快，但是若以環境為代價，去完成這樣大規模的建設，就難免短視了一點。

在曆經多年的高速建設與人口增速放緩後，未來中國還需要建這麼多房子嗎？周建軍說，現在有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很高，展望未來，更好地利用已有建築并适度放緩開發步伐，或許是人類與自然和解的最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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