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思想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已經成為知識分子激烈讨論的重要問題，甚至成為春秋顯學的重要觀點。對此争論的焦點無非是如何以中原正統的民族思想來看待外族人群，到底是無差别的視野還是要帶着有色眼鏡的觀點去看待周邊夷人。夷夏之辨也由此産生，當時的思想家多數是排斥統治中心之外的異族的，甚至到了兩晉時期提出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極端想法。

《春秋左傳》載："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當然，一個思想的孕育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作為依托，這也成為束縛人民思想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封建社會的不斷進步、發展，再加上分裂時期民族的激烈對抗與漸趨融合，大一統的思想逐漸成為漢族人民的主體觀念，甚至影響到與漢族交往愈來愈密切的周邊少數民族。在之後的統一王朝，比如隋唐時期、明清時期的民族思想則是更為寬容與開放，并逐漸奠定了當今的民族格局。

北宋戰争

北宋雖然也是統一的中央王朝，但是好像從整體看來，其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統治似乎并不穩固，甚至受到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遼與金的威脅。正是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北宋時期的民族思想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具體表現為不會像隋唐時期那樣寬容、開放的多民族共處格局，此時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思想重新被提出，夷夏觀念愈演愈烈，并成為當時中央政府的主要民族思想。

宋代《春秋》學者衆多，相關著作豐富，因此在宋朝思想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而春秋之學中的尊王攘夷思想在宋朝，尤其是北宋時期重新被提上日程且影響日益壯大，與當時北宋與遼、金的軍事、政治對抗格局不無關系。這種民族思想的凸顯與複興正是當時北宋正在處于嚴重的民族危機當中，孫複、劉敞兩位北宋時期春秋學中“攘夷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對于北宋整體的民族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從兩位思想家的民族思想來窺探當時整個北宋時期的夷夏之觀。

北宋孫複畫像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這一概念已經誕生，在中國人心目中自己身處天下的中心位置，同時也是文明的中心，王居于其中，中心之外就是華夏或諸夏，諸夏之外是夷狄。黃河流域的先進文明也使得中國人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态看那些地理空間靠近邊緣的民族，在他們眼中，那些都是荒蕪、野蠻未開化的地區。中國古代這種忽略血緣，以文明程度劃分彼此的夷夏劃分逐漸成為主流。

對于夷狄的分辨标準，史學大師錢穆曾做過深人探讨，他主張夷夏之分起初是在空間上的劃分，這主要是因為國家發展初期階段，民族意識尚且不夠成熟導緻的。但是随着民族不斷遷移與融合，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在戰争與交往中逐漸實現了文化與經濟上的交流，此時劃分夷夏的标準便逐漸以文化的異同、文化發展程度為主。

史學大師錢穆

趙宋一代，先有契丹建立的金和女真建立的金、黨項建立的西夏，後有蒙古政權，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占地廣、勢力強，與趙宋政權間戰事不斷。趙宋政權從建國到亡，一直在民族矛盾于鬥争中掙紮。在重文輕武的政治導向下，儒家思想貫穿于整個北宋時期，且春秋之學中的尊王攘夷又成為了士大夫普遍追随的微言大義。

《全宋文》載："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緻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緻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

儒家的傳統綱常倫理使得北宋時期忠君愛國的思想十分強烈，但是在民族危機頗為嚴重時期，春秋時期的夷夏觀念在北宋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北宋初期太祖、太宗志在收回燕雲十六州，對遼、西夏的戰争多是由處于守勢的趙宋王朝主動發起，外族政權一時之間還難以逾越黃河中下遊這一自古以來夷夏地理上的分水嶺。

宋太祖趙匡胤

孫複，字明複，晉州平陽人，與胡瑗、石介一起稱為"宋初三先生"，這三人皆是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孫複在春秋學上頗有造詣，并且在宋仁宗時期逐漸顯露頭角。他的攘夷思想的提出自然也是當時國家所面對的政治、軍事形勢的需要。

孫複以盡棄三傳的解經方式首揭尊王旗幟。而後才能治理天下。宋初強調正名分以加強皇權尤為重要，尊王乃《發微》一書的核心思想，攘夷實是實現尊王的手段，是尊王的落腳點所在，二者一脈相通。尊王講究對内堅持忠君愛國之原則，對本朝皇帝無限忠誠，即使其昏庸無能，攘夷則是主張對外嚴重排斥異族政權，尤其是與北宋為敵的遼、金。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餘人，世稱公是先生，慶曆中舉迄士，官至集賢院學士，宋史有傳。劉敞稍晚于孫複，其主要學術成就體現在解經方式上，權衡三傳，折中諸家。劉敞在北宋學術地位頗高，其《春秋》學著述豐富，在疑古惑經思想的指導下，劉敞的春秋學著作夷夏之别的色彩不濃，其《治戎論》三篇做了具體闡發。劉敞認為王者不能維護其尊，夷狄能人，罪在王者自堕。

《治戎論》載："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人；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聖王副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有戰，中國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治，道德之；所懷也是。"

在他看來，當時北宋面臨内憂外患的統治危機，與北宋統治者自身有關。《治戎論》可看作他針對當時契丹、西夏之患而作的時政策略，他把解決問題的重點放在加強和改善北宋自身的統治上，修内政以絕外患。如果王道自衰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暫時由霸者來維持社會秩序也有其必要性，故在對待諸侯霸業争奪的問題上劉敞贊成《公羊傳》。劉敞認為夷狄的"入"不僅是夷狄一方力量的強大，更重要是在于中國的制與不制。

公羊傳

建炎南渡後，趙宋政權偏安一隅，少數民族政權入侵造成的徽、欽二宗北遷的恥辱、中原國土淪喪，華夏民族失去了自古以來的地域依托，激發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南宋學者具有強烈地将少數民族政權驅逐出中原、收複國土的強烈願望，因此在闡發攘夷時自然大義凜然、直抒胸臆。胡安國雖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他仍承認夷狄的生存權利，隻是反對華夷雜處，體現了他驅逐夷狄，恢複河山的美好願望。

至南宋，金人的竊國之痛，使其視夷狄為洪水猛獸，以為必不可與夷狄雜處。統治者的妥協退讓，使《春秋》學者們的希望一次次的破滅，失望之餘，他們渴望強有力的政治人物出現以實現願望，故對攘夷的霸者極盡表彰之能事，對與戎結盟之事極盡貶斥。但是南宋一朝始終奸人當道，皇帝昏庸，隻想着能夠貪圖享樂。

南宋晚期權相賈似道

《經學通論》載："存中國而抑夷狄，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後人不明此旨，徒嚴種族之辨，于是同異競争之禍烈矣。蓋托于春秋義，而實與春秋義不甚合。"

雖然這種攘夷思想于南宋已經得到了繼承，但是理想終究是理想，沒有付出實踐的觀點始終不能夠得到實現。南宋《春秋》學者們日夜期盼能夠回到故土，攘除蠻夷，但是無奈礙于實際情況，總是失望而歸。此後雖然在南宋後期有過幾次北伐，但是也隻是倉促進行，隻不是皇帝為臣子、為民衆做的樣子而已，準備極不充分，作戰無精打采，隻得戰敗議和。

宋人對攘夷内涵的揭示沒有超出前人謹夷夏之辨、嚴夷夏之防、以夏變夷的範圍。南北宋春秋學對攘夷大義的闡發因政治時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大體來講，北宋學者對攘夷的闡發是同尊王之義緊密結合起來的，而南宋學者則是直抒攘夷之義。從文化層面上講，宋代學者對《春秋》學傾注得越多，也促進了學術自身的發展。從政治層面來看，春秋學又為政治上的決策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北宋前期，春秋學都偏重國家秩序和倫理綱常的恢複與重建。北宋《春秋》學者極力闡揚的攘夷大義，在尊王意識與民族意識高漲的情況下與現實政治的需求相呼應。學者傅樂成認為宋代華夷觀念越來越嚴厲，衍生這種文化的文明便成了宋代華夷之辨中最為重要的參考。

春秋古籍

清人皮錫瑞認為《春秋》立義皆是以文明或野蠻而給予褒貶予奪，因為外敵的存在和不斷強大，漢族的焦慮和緊張，北宋春秋攘夷之學興盛，較前人更強調夷夏有種族、地域之别，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的民族意識才真正凸顯出來。事實上也的确如此，若不是兩宋時期民族危機如此嚴重，國家也不會在思想上形成如此激烈的攘夷思想。從根本上來說這不是對少數民族政權的歧視，而是為了國家進行輿論造勢。

正是如此，通過民族思想上的輿論造勢，使得給後世人民一種錯覺，那就是兩宋始終處于積貧積弱之中，并且這種現象的形成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外族不斷入侵導緻的。這就讓後世認為遼、金以及蒙古都是入侵中原、摧毀中原王朝正統的罪魁禍首和蠻夷之人。此外，我們也可以将這種攘夷思想看作是處于民族危機之中的王朝統治者通過思想動員手段來拉攏人心，以便穩固國内統治秩序的一種方式。

參考文獻：

【1】《經學通論》

【2】《治戎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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