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多年前曾看過一位青年小說家的一個短篇，寫幾個大學生的事情，其中一個場景是幾人在雪地中朗誦王家新的詩，從中可部分窺見王家新詩歌的影響力。

王家新最重要的身份自然是詩人。近幾十年的漢語詩歌，經曆可謂波瀾起伏，從“詩歌熱”到漸至冷卻，其中還有各種寫作上的論争，在這些曆程中，王家新持續活躍在詩壇。在長年的寫作中，他的寫作風格并非沒有變化，但對現實（時代）的關懷，對精神世界的審視，從未改變。

除了寫詩，譯詩也是王家新的重要工作。詩人譯詩似乎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對于那些從中得到巨大營養的詩人，翻譯他們也許是最好的回報，也是再次吸收營養的過程。因此，王家新翻譯了如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保羅·策蘭、洛爾迦等人的詩。翻譯是個複雜的事情，容易引來争議。在本篇采訪中，王家新着重談及了自己對詩歌翻譯的看法，談到他翻譯時遵循的一些原則。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在讀欄目”嘉賓的回答具有較強的私人性，觀點僅代表其個人。

王家新

1.最近在讀的是哪本書？

最近在讀楊周翰譯奧維德《變形記》、賀拉斯《詩藝》（合訂本，“楊周翰作品集”之一，上海人民），自年前在南京先鋒書店購得該書後，就陸續在讀。我一直感到自己需要重返中外古典，這并非為了什麼“守成”。讀了奧維德，就理解了曼德爾施塔姆為什麼會說他自己“誕生于羅馬”，為什麼會聲稱“古典詩歌是革命的詩歌。”

2.閱讀次數最多的書是哪本？

近半年我讀米沃什《凍結時期的詩篇》（林洪亮譯，上海譯文）最多，有兩遍，都是旅行時帶上讀的。一是這本詩集大都是米沃什早中期最好的詩，一是林洪亮翻譯得也不錯，能夠傳達出米沃什的風格和特有氣息。米沃什在晚年為這本詩集所寫的前記也使我深受激勵，他毫無疑問是位巨匠，但卻表達了面對缪斯賜予的謙卑。這是一個偉大詩人通過他個人漫長的道路所重獲的虔敬，尤其讓人感動。在我們這個年代，許多人都已驕狂得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發自生命的虔敬，寫作還有什麼意義？說實話，面對米沃什這樣的詩人，我隻能感到羞愧。

3.今年讀到的最好的一本書是哪本？

近來讀到的好書中，有黃燦然譯的《緻後代：布萊希特詩選》（譯林，“俄耳甫斯詩譯叢”，淩越主編）。去年六月在柏林期間，我曾專門去訪問布萊希特的故居和墓地，也曾試譯過一些他的詩。但黃燦然的這本更全面，也更有助于我們重新發現布萊希特。過去我們熱衷于流行的現代主義，還體會不到布萊希特詩中那獨特的腔調和刺人的老辣。但現在不一樣了。布萊希特在希特勒時期面對恐怖言說的良知和勇氣，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罕見的聲音。讓我深為佩服的，還有他那反諷的心智和獨異的藝術才能。正如他的戲劇革新，他在詩歌寫作上也為我們打開了諸多新的可能性。我願意向老布好好學習。

黃燦然的這本布萊希特詩選，如同他譯的卡瓦菲斯，都屬于從英譯中“轉譯”，這也再次證明了這也是抵達到原作的一種有效方式。我在這裡并非提倡“轉譯”，而是要為優秀的或“必要的”轉譯本說幾句。近來有些人對“轉譯”刻意貶損，實際上并非從文本質量、翻譯藝術、中國詩歌和讀者的需要出發，而不過是在找一些說辭。譯詩當然最好從原文譯，但我們同時得破除那種盲目的“直譯可靠論”或“直譯優越論”。這就是說，判斷一個譯本，不僅要看它的來源，更要看文本本身和翻譯本身。實際上，我們會看到大量從原文直譯的譯文并不理想，甚至充滿了很多“硬傷”。倒是一些轉譯本問題要少一些，為什麼？因為從英譯中轉譯，首先就借助了英譯者對原作準确、透徹的讀解。當然，原因還在譯者：由什麼樣的譯者來譯？限于篇幅，這裡不多展開。我們應看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對當代詩歌有重要影響的譯詩集，有許多都為從英譯中轉譯，如北島譯《北歐現代詩選》，綠原譯米沃什《拆散的筆記本》，王希蘇、常晖譯布羅茨基詩文集《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葉維廉譯《衆樹歌唱：歐洲、拉丁美洲現代詩選》，張曙光譯《切·米沃什詩選》，黃燦然翻譯的卡瓦菲斯、瓦列霍，陳黎翻譯的辛波斯卡，李以亮翻譯的紮加耶夫斯基，楊東飚、西川等人翻譯的博爾赫斯，傅浩翻譯的阿米亥等等。年前在海口，我與作家韓少功相聚時也談到當年他翻譯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八十年代中國文學和我們這一代人的重要影響。韓少功的翻譯為從英文中轉譯，後來也有不同的“直譯本”出現，但他對昆德拉的“發現性”翻譯是可以抹殺和取代的嗎？

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得向馮至先生學習。馮至本人深愛裡爾克的長篇散文詩《旗手》，但卞之琳從法文中轉譯出該詩後，他就沒再譯，因為卞先生的轉譯本十分優異和可靠，他本人隻是在後來從德文原文幫卞先生校看了一遍。

這也說明，不同的翻譯是一種互補關系，而非一種排斥關系。偉大的作品不僅召喚着翻譯，它可能也不拒絕“轉譯”，經過那些富有創造性的“轉譯”，它會回到一個新的、更豐富的自己。不管怎麼說，如同“直譯”，優秀的“轉譯”也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最起碼它會拓展、刷新人們對詩和詩人的認知，或用本雅明的話說，它會服務于“語言的互補關系”。

4.你床頭現在放着哪些書？

我現在床頭放着的是阿九翻譯的拉金詩全集（河南大學出版社）、胡桑翻譯的奧登文論集《染匠的手藝》（上海譯文）和羅池翻譯的阿米亥詩集（四川文藝），它們都很厚，放在床頭上慢慢讀正合适。

5.你最欣賞的作家有哪些？

我喜歡的作家、哲學家、藝術家有許多。詩人中，在我的《教我靈魂歌唱的大師》（人民文學，2017），專門寫到十五六位曾對中國當代詩歌和我本人有深刻影響的西方和蘇俄、東歐傑出詩人，書名“教我靈魂歌唱的大師”（取自葉芝“The Master who taught my soul to sing”），也正是這個意思。實際上還有很多未包含進來，尤其是中國古典詩人（這也許留待以後了）。這也是我和老朋友多多的一個區别，多多早年曾被茨維塔耶娃、波德萊爾、洛爾迦吸引，現在就隻喜歡策蘭、夏爾，而且言必稱策蘭。我理解多多為什麼這樣，而我則是“轉益多師是汝師”。我向大詩人學，也向小詩人學；我向好詩人學，也向壞詩人“學”；我向鲲鵬學，也向一隻小麻雀學。總之，我現在的“課程”就是向一切人、一切事物學。

6.你最期待出新作品的作家是哪些？

我最期待出新作品的是詩人布羅茨基，可是他已英年早逝了。他未能活到像米沃什那樣長。但在某種意義上，他依然活着，幽靈般活着。這裡，以我上個月寫的一首小詩為證：

一個夢

昨夜竟夢到布羅茨基，

帶着一雙貓眼，和貓眼後面神秘的世界……

接着他真的就變成一隻披着金色頭發的波斯貓，

而在他用爪子撓我的一瞬，

我醒來，灼傷般地醒來……

我已有好多天沒有寫詩了。

或，寫得太多了。

7.在你看來，詩歌翻譯應該秉持哪些原則？怎樣的翻譯才是好翻譯？你對阿赫瑪托娃的翻譯過程中，有哪些感想？

說到“原則”，對我來說首先仍是“信”（至于“信達雅”的“雅”，早已為我們所質疑）。我認同的，也是那種“可信賴”的譯者。當然，問題更在于怎樣達到這種忠實可信：有那種亦步亦趨的、字面意義上的所謂忠實，但也有一種通過“背叛”達到的忠實，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種“更高的忠實”，那是卓越的、偉大的翻譯所達到的境界。

隻不過直到目前，有些人對“忠實”的理解仍是那樣陳腐和死闆，或者說，他們對翻譯的認識仍停留在那樣一個最初級的階段。翻譯，當然要求“忠實”，但是，如果不能以富有創造性的方式賦予原作以生命，這樣的“忠實”很可能就是平庸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本雅明就這樣說：“如果譯作的終極本質僅僅是掙紮着向原作看齊，那麼就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譯作。”比如陳敬容譯裡爾克《預感》的名句“我認出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如按德文原文和英譯，都應譯為 “知道，了解”，而不是“認出”。但是，陳敬容譯得又是多麼好！這才是風暴到來之前對生命的最深刻辨認。也正是這樣的翻譯，使裡爾克成為了裡爾克。

至于龐德、王紅公、策蘭等西方詩人譯者的翻譯，我也都做過專門研究。他們的翻譯成就和影響，也印證了本雅明所說的“原作在他的來世裡必須經曆生命的改變和更新”。我雖不像他們那樣大膽，但有時也不免冒一下險。比如我譯的茨維塔耶娃的《這樣的柔情是從哪兒來的》最後幾句“我該拿你怎麼辦——你這／年輕狡黠的、飄泊的歌手？／你的睫毛——能不能更長一些？”一位汪姓譯者抓住這一點做文章，甚至說我什麼“造假睫毛”，因為原詩應為“你的睫毛比任何人的更長”。我當然知道，我依據的兩個英譯本其中之一就是這樣譯的：“your lashes are—longer than anyone’s.”但是我取了另一個英譯本“…whose lashes couldn’t be longer ? ”該詩是茨維塔耶娃寫給與她短暫相戀的曼德爾施塔姆的，我有意這樣譯，把全詩最後變為帶有反問、祈願意味的句式，不僅為了傳達原詩中的那種柔情和留戀，也為了在最後帶出一種餘音未盡的雙關效果。難道這就不“忠實”了？

問題就在于，什麼才是詩的翻譯？什麼才是詩的創造？像汪姓譯者這樣死摳，真讓人不免懷疑他讀了“白發三千丈”後是不是真的要拿起尺子去量李白的頭發！好在懂詩的人們都自有判斷。來自俄羅斯的凱瑟琳就通過俄文、英譯、漢譯的比較分析了我翻譯的茨維塔耶娃的《約會》，文前她引用了阿克薩科夫的話“......那種譯者自己也參與了他的作品誕生的藝術家的偉大的創作時刻。”這已提示了翻譯是譯者與作者的合作——為了一部作品在另一種語言中的誕生。她分析了我為什麼把“Living on. As the earth continues.”（“Землю долго прожить!”）譯為“活着，像泥土一樣持續”，她指出：“把‘大地’（earth）翻譯為‘泥土’，因為這在中文中更具體，更有一種生命血肉的感覺。實際上，他這一句譯文在中文中給人的感覺更強烈，也更好”。而全詩的最後一句“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禮”（Feinstein的英譯為“In the sky arrange my burial”，原文為“Я себя схоронила в небе!”），她認為“這一行真的很強有力，悲痛并崇高。 Feinstein和王家新的譯文都很确切地表達了作者的意思。比較起來，王家新用的‘是’比Feinstein的‘arrange’（‘安排’）更為直接。”

而我舉出這些，不僅涉及對具體譯作的判斷，因為它也透出了當下重要的翻譯觀念之争。我所認同的，當然仍是本雅明的翻譯觀：“譯作遠遠不再是那種兩種僵死語言之間了無生機的對等，以至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它承擔起了一種特殊使命，這一使命就是密切注視原作語言的成熟過程并承受自身語言降生的陣痛。”在中國新詩史上，像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陳敬容、袁可嘉、王佐良這樣的詩人譯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這樣的譯者。他們那些忠實而又富有創造性的翻譯，不僅确立了“詩人譯詩”這個傳統，也把翻譯提升為一門值得我們為之獻身的藝術。汪姓譯者對“詩人譯詩”一再貶斥，但他能夠面對這樣一個傳統嗎？

這裡我還要說，我研究并闡發“詩人譯詩”，有時也強調“創造性翻譯”，但同時，我也深知翻譯自身的限制。我認同的是那種忠實可靠而又富有創造性的翻譯。說實話，與有些過于随意的“詩人譯詩”不一樣，我所堅持的是“忠實”、“精确”和“創造性”之間的張力。我的翻譯或可稱為“詩人譯詩”，但它同時也是“研究性翻譯”，和我多年來從事的翻譯研究、詩人研究是一個整體。比如曼德爾施塔姆的《這個夜晚不可贖回》（汪姓譯者譯為《這個夜晚不可重返》。我想，僅這兩個不同譯題就說明問題），這是詩人為母親的去世寫的一首挽歌。詩人遺孀曾說詩人在母親死後就“回到了自己的（希伯萊）本源”。因此我在翻譯時特意用了猶太教的“祭司”（而非“神父”）、“會堂”（而非 “教堂”）：“沒有祭司，沒有恩典，／猶太人聚在明亮的會堂裡／唱着安魂歌，走過／這個女人的灰燼。”曼氏曾說猶太教“就像一滴充滿了整個房間的麝香”，我這樣譯，也意在如此。但是汪姓譯者又奇怪了：“會堂是啥地方？猶太人專門埋死人的地方？”這真是暴露了他自己的輕狂和無知。說實話，對我的翻譯可以質疑，但若用這樣的語言來問，難道不是對曼德爾施塔姆的一種亵渎？！

這也說明，翻譯是一個充滿争議的領域，但也是一個有着自身的嚴格原則和翻譯倫理的領域。在優秀的翻譯中，在其毎一行、毎一個字詞的背後，都有詩和語言的尺度在運作。翻譯絕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外語好就可以譯詩；翻譯，如同昌耀的詩所說，這是在語言的鐵砧上鍛造“鐵一般铮铮的靈肉”！最終，翻譯也要經受來自各方面的反複考量：語言的、詩的、良知的。茨維塔耶娃在流亡巴黎期間的《書桌》中有這樣的詩句：“你甚至用我的血來檢驗／所有我用墨水寫下的／詩行……”我們最終能面對這樣的“檢驗”嗎？

8.今年最失望的書有哪本/哪些？

關于“今年最失望的書”，還是那位汪姓譯者，專門舉到我翻譯的《沒有英雄的叙事詩：阿赫瑪托娃詩選》（花城，2018）。說實話，他在網上的那些小動作不值得搭理，但還是沒想到他竟借這個公共空間來公開诋毀同行。可以說，他這麼做已完全逾越了界線。他說該書的封底推薦語有數處“抄襲”了他的文字（所謂“數處”，指的是“細部的可感性”、“肅穆、莊重”的風格）。對此我早就告訴他這是出版社在設計封面時弄的，和我無關，有問題可向出版社聯系。他明明已知道，但仍要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他這樣做居心何在呢。

此外他找出了兩個翻譯細節問題（我們每個譯者都會有問題或疏忽，況且其中之一恰是我有意那樣譯的！），大肆貶抑該書。不看看自己譯文中比比皆是、可笑甚至可怕的問題，反而要以“裁判”自居。這已犯了一個譯者的大忌。他怎麼不去面對網上那些從俄文和詩的角度對他翻譯的質疑呢。

說到“失望”，他自己主編的“金色俄羅斯”中的一種《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倒是一例。其實也不是“失望”，在今天，還有多少人對他的翻譯抱着期望？去看看豆瓣讀書上對他譯的阿赫瑪托娃詩選的評價吧（出版四年多來，也隻有25人參評，7.1分。連我都替他難為情）。單說《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乍一看書名，我還以為是戈寶權等人譯的普希金詩選的重印，因為這是戈先生的名譯，但再一細看，譯者卻是“汪劍钊”！我不想用汪自己的話說這是“抄襲”，但是跟風也不能這樣跟啊！很多人喜歡上普希金，就是因為戈先生這首名譯。這豈止是跟風，這不是“貪天功為己有”嗎？主編這樣一套大型叢書，理應對前輩俄羅斯詩歌譯家表示尊重和敬意（上海譯文出版奧登詩選時請我做審校，我就建議同時收錄穆旦的幾首名譯，他們采納了），但是這位汪姓譯者，倒是挺能裝傻，他完全套用了戈寶權的決定性的譯句，但在該書序言中卻隻字不提戈譯，而是虛晃一槍，扯起了别的對這首詩不同的翻譯。想瞞天過海，是嗎？

無獨有偶，這位汪姓譯者在再版他的曼傑斯坦姆詩全集時，居然以“黃金在天空舞蹈”作為書名！我們都知道荀紅軍優異的翻譯《跨世紀抒情：俄蘇先鋒派詩選》（1989）。他譯的“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幾乎已成為曼德爾施塔姆的“代名詞”。這位汪姓譯者對荀譯避口不談，私下裡還頗有微詞（這可能是他最擅長的），出書時卻要跟風了！順便說一下，我也翻譯過曼德爾施塔姆（見《我的世紀，我的野獸：曼德爾施塔姆詩選》，花城），但我并沒有譯這首詩。這是荀紅軍的“發現性”翻譯，我隻能向這樣的譯者緻敬。

問題還不止于此。為什麼套用“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作為他譯的普希金詩選書名，除了跟風，其實也是想走“流行”路線。這遠遠不是嚴肅的、有學術價值的譯介。不過說實話，汪譯也很難上升到這個層面。對汪譯，詩壇上早有“雞湯體”、“水貨”之說，詩人中甚至還流傳着一句話，說汪“翻譯一個毀掉一個”。這話可能說得太絕對，不過，以他的這個樣子，能夠承擔起對那些偉大的俄羅斯詩歌的翻譯嗎？這裡且舉兩例：如阿赫瑪托娃的《但丁》一詩，他不僅把握不了那沉痛而微妙的語感，無從領會詩人“歌唱的天賦”，用詞不當（比如本應譯為“赤足”，他卻來了個“光着腳丫”！），他對該詩題詞的翻譯“我俊美的聖喬萬利”，也令人啼笑皆非！他還以為“聖喬萬利”為一位美男子呢！其實聖喬萬利為佛羅倫薩大教堂的洗禮堂，但丁早年曾在那裡受洗，當流亡的詩人回望故鄉，他不能釋懷的，首先就是“我美麗的聖喬萬利”！但是，經汪姓譯者這樣一“俊美”，整首詩的性質幾乎都變了！

再比如《沒有英雄的叙事詩》這部長詩，它高度複雜而又隐曲。阿赫瑪托娃本人一再被建議寫得明白一些，但她拒絕了，在其“代前言”的最後她幾乎是斬釘截鐵地這樣說“我要寫的——我已經寫了。”而這是有出處的（見約翰福音）：本丢·彼拉多拒絕修改他寫在釘死耶稣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稣，猶太人的王”，說出的正是這句話。而汪姓譯者什麼也不了解（自然也不會想到加注），隻是把它譯為“寫作——就是寫作”。一部偉大作品的莊嚴和神聖不可冒犯性，居然就這樣被他給輕佻地消解掉了！

說實話，也正是出于對這類翻譯的不滿，我才冒膽嘗試從英譯來轉譯那些為我所熱愛、甚至讓我一次次流淚的俄羅斯詩人。我的翻譯，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正常讨論，我也歡迎批評。但是不要玩陰的。比如這位汪姓譯者到處散布（包括在這個欄目）我的英語“不過關”，自以為得計，那麼，這麼多年來我的七八本譯著及散譯（而且都是最具有翻譯難度的）都在那裡擺着，就請他一一去對吧，如果他有那個足夠的外語能力和中文功底，或者說，如果他讀得懂！還是這個人，到處散布我把他翻譯過的又譯一遍。是這樣嗎？别的不說，我譯的茨維塔耶娃七八首重要長詩或詩劇片段，他譯過一首嗎？我于1992年在倫敦譯茨維塔耶娃時，他又在哪兒呢？說起重譯，他的普希金詩選、阿赫瑪托娃詩選，不都是把烏蘭汗、戈寶權、查良铮等很多人翻譯過的又譯一遍嗎？翻譯過的不是不能重譯，但說實話，他那些翻譯能和人家相比嗎？他翻譯這麼多，有幾首能被人記住？想來想去有一首：茨維塔耶娃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因為網上到處都是這首詩，甚至《詩刊》也發表過，落款都是“汪劍钊譯”，真是爆得大名。但這是他譯的嗎？是陳黎先生譯的。一個誠實、負責任的譯者應該發表一個公開有效的聲明，以阻止這種嚴重的以訛傳訛現象。但這位汪姓譯者隻在網上朋友圈裡輕巧地說了一句那不是他譯的，接着亮出了他自己的譯文《我多麼希望與您一起》（實際上他的茨維塔耶娃詩選中根本就沒有這首詩！是他後來才趕譯的，是陳黎而不是他為漢語讀者“發現”了這首詩！）。更難以置信的是，在給鳳凰網“緻敬經典”的導讀中，他居然還這樣寫：“前一段時間，她的這首《我多麼希望與您一起》被譯作《我想和你一起生活》而在網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他這是想要“暗示”什麼呢，是人家陳黎借了他的風是嗎？我們隻能“歎為觀止”了。

9.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些？

對我有影響的書有許多，有兩本我要在這裡再次提到：烏蘭汗、桴鳴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安全保護證》，力岡、冀剛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這兩個譯本對我的影響都是終生性的。《安全保護證》我多次談到。漓江版力岡譯《日瓦戈醫生》，我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那些難忘的冬日徹夜讀的。那時别的書都讀不下去，而這樣的書我生怕把它讀完。後來又有多個《日瓦戈醫生》譯本，但對我來說，這是唯一的譯本。比如拉麗莎伏在日瓦戈遺體上說的那些話，每次讀都使我禁不住内心顫栗：“我們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帝為什麼又讓我們相聚？……你一去，我也完了。這又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大事。……永别了，我的偉大的人，親愛的人；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麼愛聽你那日夜鳴濺的水聲，多麼愛縱身躍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這真是一部值得讓我們一讀再讀的偉大詩篇！而且我也要感謝力岡先生那質樸而優異的譯筆，這樣的譯者，即使自己不寫詩，在我看來也可以擔當“詩人”之名。

10.最近讀到什麼文章/觀點讓你記憶猶新？

有許多啊，比如我前不久讀到的美國詩人翻譯家艾略特·溫伯格的話：“一種翻譯既有來處也有去處。大多數學者翻譯的問題是譯者知道原文的所有涵義，但卻不知道譯文要去哪裡——也就是目标語言的當代文學語境。”這的确是抓住了問題所在，包括在我們這裡。另外，許小凡博士（艾略特傳的譯者）前幾天給我轉來了英國埃塞克斯大學Leon Burnett教授的一本翻譯研究專著的電子書稿，因為書的第二章即是“蠍子之眼：王家新作為詩人譯者”。我讀了也很興奮，不僅因為這位英國學者注意到了我的詩和翻譯，還在于他的确很敏銳，堪稱獨具慧眼，比如除了談我的翻譯和翻譯觀外，他居然還從我的一首詩《蠍子》入手來談翻譯，從“翻遍滿山的石頭／不見一隻蠍子”到全詩的最後“與蠍子對視／頃刻間我成為它腳下的石沙”，他着力從兩種語言文化、從自我與他者的角度來揭示這種“相遇”（“eye to eye”）；此外，他還從我的組詩《冬天的詩》中找到了這樣一節“不是在霧散去時，而是在鄉愁變得格外清澈時，我們才注意到一匹馬的存在”，來談翻譯與自我辨認和生命回歸的關系。說實話，他這種眼光和見識對我也很有啟發，我也真希望有更多的人這樣來探讨翻譯的奧義。Leon Burnett教授的著作有許多，比如他談俄國的文學翻譯的《和解的藝術》，還有他參與編選的《翻譯的神話》，我都想方設法買來看。

11.你自己的著作裡，最滿意的作品是哪本？

我自己的著作也有幾十本了，我很難說哪一本讓我最滿意。我隻能說我都盡了力。我當然會寄期望于未來，但是我知道，我們毎一個人都會帶着很大遺憾和某種“未完成性”告别人世。我自己也不可能改變這一命運。那就盡力而為吧。

12.2018年去世的文化名人裡，哪位離世讓你最難過？

2018年去世的文化人有許多，詩人中有伊蕾、孟浪，他們的離世都讓我感到震驚和難過。他們都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中最難以愈合的疼。而在今年元月去世的詩人、劇作家白桦先生，我還記得早年讀到他的《陽光，誰也不能壟斷》時的深深激動。雖然我們這一代人的寫作已和他們很不一樣了，但我們仍分擔着同樣的苦難和希望。更多的就不在這裡說了，為這位悲劇性的優秀詩人前輩我寫有一首悼詩，詩不長，那就貼在這裡：

悼念一位詩人

他的名字就是一棵樹的名字。

他的生命已融入了那棵樹。

那樣一棵樹隻能在凍土帶生長，

那樣一種樹，細小的，像是仙子

或精靈在秋天裡舞蹈，

而粗壯的，總是帶着累累疤痕，

帶着對于這個冰冷的世界

最高貴的容忍。

“冰冷”嗎，是的。據說在白桦先生的遺體告别儀式上，除了王安憶，并沒有去多少人。而我，也隻能遙遙地獻上我的哀歌。

作者：王家新 采訪：張進

編輯：徐悅東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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