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11時半，救助車在空無一人的上海街頭穿行。李春香和同事沿五角場商圈一路開出，經過靖宇東路的工商銀行、殷高東路的商務樓宇、彰武路的自動提款機玻璃房、長海醫院附近的每一個街角……一個個點位細細地巡查。

封控中的城市很安靜，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尋找什麼。在普通居民足不出戶的這一個多月裡，有一部分處在城市邊緣的人群仍“住”在街頭。

他們中有長期露宿的街頭流浪者，有因疫情失業而無家可歸的建築工人、保安、保姆等外來打工者，還有堅持上崗的快遞員和外賣小哥。為這些人群提供救助和庇護，成了封控期間楊浦區救助站工作人員的主要工作。

救助站滿員了

位于周家嘴路的楊浦區救助站，從未有過人這麼多的時候。站内1、2、4樓的每一個房間各有6張床位，目前全部滿員，3樓的單人隔離間也已住滿。

封控期間，救助站按照“自願救助，應收盡收”的原則接收流浪人員。“沒有想到一下子來這麼多人，剛開始站裡房間和床位都滿了。”最緊缺的時候，站長居加定組織大家把職工床位騰出來，放到各樓層“加床”。“我可以打地鋪，先保障流浪人員能住得下。”

“平時站裡最多也就住十幾個人。”居加定說，“往常流浪者被救助進站後，我們會立即幫他們尋找親人，買票回老家，但現在人都出不去。”目前站裡照顧着80多人的生活起居，已經維持了一個多月。

每天都有無家可歸的人進站，他們中80%選擇住在站内，還有20%的外來打工者、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選擇住在站外，救助站為他們免費提供一日三餐。

站内和站外人員加在一起，救助站每天要照顧100多人吃飯，工作量大大增加。這段時間，50多名留守在站裡的工作人員，每天都隻能睡兩三個小時。“求助電話不間斷地打來，有很多失去工作的建築工人、保安、保姆等半夜上門求助，我們要随時準備餐食。”

淩晨1時，一個50多歲的女人按響了救助站的門鈴。她拉着大包小包，情緒有些激動：“我是當保姆的，現在東家不能待了，我隻好自己出來。”女保姆告訴工作人員，她的老家在安徽，丈夫早年去世，自己出來上海打工，老家還有女兒獨自在家。

“我沒地方去，大晚上的，整個上海隻有我一個人……”她說着眼淚一下子流出來。“沒事的，你現在來到這裡就好了。”工作人員安慰她，去食堂給她打了飯，倒了熱水，讓她平複緊張的情緒，然後連夜帶她去做了核酸檢測，讓她在站裡安頓下來。

這樣的情況每天都有。于是從4月開始，救助站就在門崗備着面包和燒水壺，随時為上門求助者提供食物和熱水，又拉了拖線闆，給有需要的人充電。“不管他們是否願意進站，他們都能随時來站裡，得到一些幫助。”

由于封控管理期間站内人員不能出去，不少人産生了負面情緒。“很多流浪者無法理解防疫政策，覺得是我們把他們關在這裡。”值班員董春蕾每天都要上樓去調解，向他們解釋外面的情況，經常說得口幹舌燥。

為了照顧這麼多受助人，自3月12日起到現在，董春蕾沒有休息過一天，也沒有回過家，每天不是在站裡搬運物資，就是在街上巡邏。每晚睡覺前，她都要開着視頻，家裡的孩子要在視頻裡看到媽媽才能睡着。

他在ATM機房睡了一個月

除了站内人員外，還有很多不願進站的人，目前仍流浪在街頭。

晚上8時45分，李春香跳上救助車，開始了一晚上的巡查。“最近幾天有不少流浪者返回到街上，因此從4月30日開始，我們每天都加大了巡街力度。”掃街隻有在夜晚進行，因為這個時候出去才能找得到人。

救助車先沿着五角場商圈兜圈，查找一個個流浪者平時經常出沒的點位。“流浪人員不像社區裡的居民，沒有人給他們發物資。街上又沒有開着的店，他們露宿在外面，沒有食物來源，我們實在不放心。”李春香說。

車行至靖宇東路，這是一個工商銀行的ATM機房，有三個隔間，流浪者阿勇睡在最邊上的一個小隔間内，已經一個多月。

李春香敲了敲玻璃門，得到對方同意才拉開門。“阿勇，我們來給你送點吃的。”ATM機房占地大約隻有1平方米，人睡在其中無法伸直腳，阿勇就一直維持着蜷縮的姿勢。他在頭部位置豎着一塊紙皮闆，用來阻擋外面透進來的光。角落裡堆放着水瓶子、鐵皮餅幹盒和各種塑料袋，這是他的全部“家當”。

阿勇是上海本地人，經常在這附近流浪。ATM機房旁邊有一些餐飲店，平時還能解決他的吃飯問題，但封控以後，所有店都關門了。李春香每次來都會勸他進站：“你現在在外面沒有吃的，先跟我們進站，過了這段時間再說吧。”“謝謝你們啊，我在外面待習慣了，不想進去。”李春香沒辦法，隻能每天給他送一點面包和牛奶。

“很多人有困難不願意求助，遭到拒絕是常态。”救助車停在殷高路市光路路口，巡查隊在一棟商務樓宇旁的露天停車場找到了一床被褥。

一位老太太在這裡露宿很長時間了，每次見到救助站的人都特别抵觸。“您平時不進站可以，現在疫情期間在外面不安全。”李春香耐心勸說。“我不去！你不要過來！”老人揮舞着手臂，态度堅決。僵持不下，他們隻好放下食物，叮囑她“有困難一定要進站”後才離開。

“她不肯進站，我們隻好每天都來看一下，直到度過這段困難時期。”李春香說，“我們無法救助所有露宿人員，隻能盡全力，能幫一個是一個。”

有的流浪者平時脾氣很倔，過去一直不願意進站，這次終于肯進來。流浪者小王年輕時上過大學，失業後心态沒有調整過來，逐漸流落街頭。“從4月1日到26日，他在站裡住了一個月。”小王讀得懂新聞，工作人員就每天都拿報紙和手機上去給他看新聞，跟他聊天，聽他講述這些年的經曆。“封控的特殊時期就像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了解了彼此。”工作人員說。

住在帳篷裡的人

疫情期間，街面上除了流浪人員以外，還有許多沒有住處的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以及各種打零工的人。他們也成了站裡的救助對象。

12号線愛國路站1号口，每天都有兩個外賣小哥露宿在街頭。他們是一家快遞公司的員工，家不在上海。這段時間，他們自願提出返崗，公司給他們測好核酸，開出臨時通行證，兩個人便開着電瓶車，每日奔走在各個封控社區為居民運送物資。

地鐵站口的屋檐下，地上鋪着一張床墊，兩人身上蓋一張被子。“現在氣溫正好，晚上也不覺得冷。”外賣小哥說。李春香勸他們進站，但他們堅持說自己要上班。“住在街上，一來可以方便白天上街送物資，二來可以節省下租房子的錢。”小哥說。

傍晚時分，救助站食堂開始分發餐食。這時，工作人員會專門留出4份，送到救助站門外的周家嘴路上。

馬路上支着4頂帳篷，幾個小夥子已經在帳篷裡住了一個星期。

他們是在外面打零工的年輕人。“疫情以後就一直找不到工作，我們停工就等于失去生活來源。這段時間還是想找點活兒幹，掙點收入。”小夥子說。

進站就意味着要封閉管理，沒辦法出去工作，于是他們就在救助站門口搭了個帳篷，白天出去打零工，給社區搬運物資，晚上睡在帳篷裡，救助站給他們提供一日三餐。

5月3日，李春香再去給四人送飯時，發現帳篷已經被收了起來。“我們找到相對穩定的工作了，今天就‘搬家’。”年輕人有些高興地說。他們中有人在物流公司當臨時快遞小哥，有人準備去社區當志願者。

“我不知道他們離開以後，在外面還會遭遇到什麼狀況。”李春香說，“但救助站會一直是他們最後的依靠，如果他們無處可去了，起碼還能回到這個臨時的港灣。”

欄目主編：周楠

來源：作者：黃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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