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0年10月28日），是葉聖陶先生誕辰126周年紀念日。

葉聖陶（1894—1988），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任民進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譽主席。

今天，小萱與您分享著名學者張中行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一起重溫葉老謹嚴自律、待人寬厚的節操和風範，追憶緬懷可敬可親的葉老……

葉聖陶先生二三事

↑↑↑音頻 |《葉聖陶先生二三事》，由常亮朗讀。

葉聖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記得那是舊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消息，外面正響着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裡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

我第一次見到葉聖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相識之後，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聖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葉聖陶先生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處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聖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師表。”

凡是同葉聖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厚而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裡去，見葉先生伏案執筆改什麼，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點。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後寫文章，文字标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聖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開始。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普通話。他對普通話生疏，于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潤。我出于對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動筆，隻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見。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語言，有什麼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我遵囑，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複。我當然表示同意，并且說：“您看怎麼樣好就怎麼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該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人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時，客人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台階，送到大門外。告别，他鞠躬，口說謝謝，看着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他晚年的時候已經不能起床，記得有兩次，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時，他還舉手打拱，不斷地說謝謝。　

還記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裡人說，他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了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麼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麼多年，最後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颠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聖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聖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念，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着，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胧的，對于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付之一笑。而葉先生則主張寫完文章後，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聖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緻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聖陶先生還特别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内的一項要求，這裡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聖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着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删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關于繁簡，關于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聖陶先生隻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絕不該繁。可是現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顯得既累贅又别扭。另一個是“太”，如“吸煙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吸煙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變得不隻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删去不隻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無怪乎葉聖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裡，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聖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标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松。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随寫者的自由，于是出現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一的問題。葉聖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标準，要求全社出版物統一。商讨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隻有一些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後，葉聖陶先生監督執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葉聖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話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聖陶先生的寫話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

張中行（1909—2006），原名張璇，學名張璿，字仲衡，著名學者、哲學家、散文家。主要從事語文、古典文學及思想史的研究。

來源：央廣新聞微公号，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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