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他是偉大的無産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着，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

他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裡。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緻死亡，家境敗落了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真誠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着，描寫着。 後來《天演論》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并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争。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淩。

1902年，他東渡日本，學習醫術，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并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為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地刺激。這時他已經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所有中國人的精神，而善于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于是魯迅棄醫從文。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1918年，魯迅先生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他第一次用“魯迅”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它奠定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1919），推進了現代文學的發展。　魯迅先生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比如在《一件小事》中魯迅寫到：“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刹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于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在《狂人日記》中寫到“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在《孔乙己》中寫到“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裡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争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内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等等，這些作品都深深的刻畫上了民族的烙印，描寫了當時中國最底層人民的水深火熱的生活。

魯迅雖然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開始文學創作的，雖然在序文中也講到：他呐喊幾聲，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但他的作品并非一味迎合運動的需要，魯迅并不簡單地“聽将令”。所以相比五四時期其他作家的那種充滿感傷或者淩厲的反抗格調的作品而言，他的小說更加深刻，更加别具一格。魯迅自己曾經用“憂憤深廣”這四個字來概括《呐喊》等作品的基調，對比閱讀五四時期其他作家的創作，我們就能更深刻體會這方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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