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後期，沙俄廢除了農奴制，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馬克思說：“解放農奴，就會使俄國的侵略性增強千百倍。”果然，沙俄先後征服了中亞的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和希瓦汗國，建立了突厥斯坦總督府。但是，沙俄的胃口并沒有滿足，而是進一步染指新疆伊犁地區，其侵略行徑極其惡劣。

沙俄侵占領土

中俄官吏會谳積案，所稱為司牙孜者是巳。案：司牙孜之名譯為清理積案之意。——《新疆圖志》

“會谳”即值中俄共同審案議罰，在俄方的史籍中記載為“司牙孜”，意為“民間邊界會議”。這是針對于中俄邊境的哈薩克人習慣法解決兩屬人民之間的争端的定期會辦，看似是兩國友好的共同辦公，但卻是晚晴國力羸弱背景下的受制于人。

在《光緒十年十二月五日錫綸奏折》中寫道：“光緒五年（1879年）饬劉寬與俄邊界官會辦積案。”這是文獻裡關于“司牙孜會谳制度”的最早記載。那麼司牙孜會谳制度是不是就是在1879年建立的呢？

伊犁、塔城的邊境地區生活着的是哈薩克部落，根據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記子約《塔爾巴哈台界約》，沙俄從中國領土上侵占了大部分土地，而“地面分在何國，其人即随地歸為何國管轄”，因此哈薩克部落的人民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收到沙俄保護，且叫為“俄哈”，還有一部分在中國境内，且叫“中哈”。

清王朝還在動亂中，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把中俄邊界進行實地勘劃與管理，而俄哈仗着沙俄政府的保護肆無忌憚的進入中方領土放牧，在塔城西南的載利山及巴爾魯克山中、北部的塔爾巴合台山陽等地，駐紮着俄哈的大量氈房和牲畜。更惡劣的是俄哈還時而持械搶劫，絲毫不顧同族情義。

油畫裡的塔城

光緒初年，塔城參贊大臣英廉着手整治邊防事務，他多次照會沙俄代表，命令把在中國境内的俄哈召回，但是卻被當成耳旁風，置若罔聞。1876年7月，英廉又要求“再展限6個月，令将該哈薩克收回，如逾期不收，遇有（俄哈）搶劫命案，即照我國法律治罪。”但是，沙俄根本就沒有把羸弱的清王朝放在眼裡，依舊是毫無理會。

直到1877年6月9日發生了一件搶劫殺人案，兇手是一個叫綽蘭的俄哈，中方決定“訊明後當将該犯就地正法”。而這件案子成了中俄交涉中的一件大案，也使英廉引咎卸任。本來就是一件對的事，可是在清政府的軟弱下卻拿不住理。

來接這個爛攤子的是新任塔署參贊大臣錫綸，1878年春天，正是塔城花開的時節，錫綸卻沒有心思眷顧美景， 而見到中國境内俄哈如“破窗蚊蚋”，“塔境穹廬遍野皆俄屬之人混居”，中國和沙俄的邊界線在俄哈的眼中形同虛設。而且邊民的貿易糾紛、争奪财産、争搶馬牛和女人的案件經常發生，已經是案牍累累。

面對這樣的混亂局面，也針對目前兩國實力的懸殊，錫綸提出了“自未便用柔而審諸形勢亦不能遽用剛也。夫患成于怠忽而釁起于激迫，人情既溢，裁之為難。”有了英廉強硬治理邊務的前車之鑒，錫綸采用“激禮儀以訓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的策略。

先開始着手清理邊界積案，除了将嚴重的殺人、搶劫等刑事大案交由中俄伊犁談判清理外，七月的一般案件就由新設的營務處與沙俄的邊界官員交涉清理。

而俄哈和中哈之間的矛盾，大多也是部族之間的矛盾，而在哈薩克族内部也有解決糾紛的“習慣之法”，中俄的法律都不适用。所以，盡管錫綸激勵推進積案清理，但是卻沒有什麼效果。在1871年至1877年沙俄占領伊犁地區的時候，曾單方面在博羅呼濟爾、特克斯、烏瓦利和賽裡木淖爾舉辦過司牙孜會，而真正清理案件糾紛的是哈薩克族中主管司法的斷事官拜依。嚴格意義上講， 這并不是真正的“中俄會谳制度”。

清代新疆官員

錫綸一直生長在邊疆，在收複新疆的戰争中負責往來于俄境購運糧草，随哈薩克族的習慣法和沙俄占伊犁地區内實行的司牙孜方法有一定了解。而面對邊界管理這個爛攤子，清政府是硬不起來，于是，錫綸照會沙俄七河省長官，提出中俄會谳，試行司牙孜制度。具體做法是：雙方各派官員出席監督，由哈薩克部族公舉的頭目人和斷事官依照哈薩克族習慣法和伊斯蘭教法規審訊處理邊民積案。

中俄司牙孜會谳制度在現在看來是清政府軟弱的表現，但是在當時确實也是無奈，要是有現在的國力之強大，我想邊界的官員也不會委曲求全，也不會簽下那麼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二、“司牙孜會谳制度”的延續

中俄司牙孜會谳制度對于妥善解決兩國邊民的糾紛頗有成效，據清代檔案史料的統計，自從創辦制度以來，共舉辦了司牙孜會谳16次，其中塔城9次、伊犁5次、喀什噶爾2次，還舉辦“小司牙孜”數次。

參加司牙孜會谳的人群範圍也由最初的哈薩克族擴大到周邊信仰伊斯蘭教的柯爾克孜族、維吾爾族等民族，還有索倫人、錫伯人、漢族人等非穆斯林民族也參與進來。後來還将這種制度推行到了南疆邊界地區，在維持邊界治安和抵禦沙俄勢力進一步擴張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是晚清政府為維護祖國領土不被列強所占的良策。

1885年1月，中俄簽署了《會訂塔城哈薩克歸附條約》，将司牙孜會谳列為定制，規定兩國于秋天派官員辦理司牙孜會谳事宜，塔城會辦的地點有兩個：一個是薩烏爾山一帶邊民在塔城北烏拉斯圖地方，另一個是迤西啊呀古斯一帶邊民在塔城西南艾依尕斯塔瑪地方。在中俄邊境官員的監督下按照哈薩克族習慣法進行積累案件的審理裁定。

新疆圖志

《新疆圖志》記載：光緒八年中俄會辦司牙孜，共結案76件，這是第一次司牙孜會谳。1885年明春擔任署塔參贊大臣期間舉辦第二次司牙孜會谳，共結案184件，在爾後的歲月裡，司牙孜會谳一直在舉辦，直到1907年紮拉豐阿為塔城參贊大臣時，續辦了第六次司牙孜會谳，共結案七千七百餘件。

而1917年對于沙俄來說是危難的一年，其國内發生了一系列革命運動，先是3月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又在11月發生十月革命，最終掌權者成為布爾什維克政府，也就是蘇維埃政府，中俄司牙孜會谳在塔城再沒有進行。

1882年，根據《中俄伊犁條約》伊犁地區交回中國，一年後沙俄軍隊撤出。但是遺留下來的問題還得解決，1885年錫綸署理伊犁将軍，“查伊犁積案甚多，懲前毖後，深知司牙孜辦法有利無弊，奏請仿照塔城成案，赓續舉辦”。意思就是錫綸還是打算在伊犁這個少數民族聚集地區采用司牙孜會谳制度。

1886年，在伊犁舉辦了司牙孜會谳，結案1500餘件，成為了伊犁地區舉辦司牙孜會谳制度的開端。其後，在1897年伊犁将軍長庚續辦第二次司牙孜會谳，結案兩千餘起；1903年長庚舉辦第三次司牙孜會谳，結案一千七百餘起；1907年伊犁将軍廣福舉辦第四次司牙孜會谳，結案兩千二百五十餘起；1908年舉辦第五次司牙孜會谳，結案2159起。

另外在喀什噶爾邊界也舉辦過司牙孜會谳，是也是最晚的。據《新疆圖志》記載：1904年巡撫潘效蘇在克孜瑪依拉克地方舉辦了第一次司牙孜會谳，結案1698起；1910年喀什噶爾舉辦了第二次司牙孜會谳，結案2887起。

1911年，清王朝覆亡，中國進入了政局動蕩之中，司牙孜會谳制度也再難進行下去。雖然司牙孜會谳制度淹沒在曆史的長河中，但是它所發揮過得作用卻留在了史籍中，這種借助于民族習慣法的司法實踐，成為了當時世界各國解決涉外糾紛中一個不多見的成功範例。

三、如何評價“司牙孜會谳制度”

哈薩克人遷徙

司牙孜會谳制度在中俄邊界施行了三十多年，規模和範圍也在不斷擴大，對維持邊界治安、防止沙俄勢力進一步蠶食中國領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不平等條約内的領事裁判特權，讓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

但是“中俄司牙孜會谳制度”也在清朝治理新疆上起到了較為積極的意義。比如在司牙孜會谳中不能使用中俄雙方的法律，使用單純依照哈薩克習慣和雙方議定的“司牙孜專章”，在沙俄的強硬下，中方的受害者也能得到一定賠償，相比于領事獨斷，偏袒和庇護俄哈，久懸不決、不了了之就好多了。

另外，司牙孜會谳制度對兩國邊界居民的關系正常發展也有積極意義，雖然同為哈薩克族，但是部落之間的舊怨紛争能夠早日解決，部落之間的人就能夠和睦快樂的生活在一起。司牙孜會谳也由最初的隻解決積案而發展成為兩屬哈薩克民衆定期交往的盛會。他們“騎最好的馬，配備着好的鞍具，穿戴着新的專門為參加會議縫制的長衫和帽子”，在會谳完成之後，還舉辦賽馬等文藝體育活動，以示慶賀。

清政府實行司牙孜會谳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整頓邊務，因為當時伊犁回歸之後，西北邊防的門戶大開，沙俄勢力繼續不斷的入侵，威脅着我國的領土安全，而司牙孜會谳制度正是一種向沙俄勢力擴張進行鬥争的一種方式。

現在的伊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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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蘇俄政府于1919年發表對華宣言，放棄了在華的領事裁判權，新疆才真正擁有了對涉外案件的司法獨立審判權，從而揭開了新疆曆史的新篇章。如今國富民強，祖國領土再不任人宰割，新疆各族人民也有尊嚴的幸福生活，何其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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