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塑像

君子概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出現，特指國王以下、大夫以上的官員，即與勞動者階層相對而言的貴族統治者階層，是貴族男子的通稱，而普通勞動大衆則被稱為小人，如《尚書·虞書·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如《左傳》：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如《國語》“君子務治，小人務力”，等等。君子作為一個倫理道德範疇，作為儒家道德人格的一種理想，始于孔子。

西周未年，整個社會發生了變化。原來固化的階層結構被打破，有相當一部分貴族喪失了原有的地位，淪入下層，同時由于士階層的興起，君子的原始内涵開始逐漸喪失。士階層的興起意味着作為“知識分子”的個人得以逐漸掙脫宗法體系的束縛而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和解放，但這種獨立和解放必須是以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核心的人文精神作為思想指導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正是基于這樣的形式，順應時代的潮流完成了新的君子人格價值觀理論的建樹，創立了儒家學說。

孔子的儒家學說是由緊密聯系的“仁義禮”一體論、仁政德治論和君子道德論三個部分組成，其中君子道德論即君子人格理論是其整個學說的基礎，也是其最終達到“内聖外王”理想的唯一方法和途徑。這種君子人格理論是建立在 “人有五等”論基礎上的：“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孔子家語·五儀解》）。

平遙古城文廟内孔子講學情景複原

所謂庸人是指那些内心深處沒有嚴肅慎重的信念，做事馬馬虎虎，有頭無尾，為人處事從不善始善終，滿口胡言，不三不四的人。他們所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獨沒有品學兼優的高人。不是紮紮實實地安身立命，老老實實地做事做人。見小利，忘大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迷戀于聲色犬馬，随波逐流，總是把持不住自己。

所謂士人是那些有信念，有原則的人。雖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來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雖不能把各種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稱道之處。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隻要有一點，就務必要徹底明了；言語理論不求很多，但隻要是他所主張的，就務必中肯簡要；他所完成的事業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務必要明白為什麼。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語既然扼要得當，做事既然有根有據，如人的性命和形體一樣和諧統一，那就是一個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獨立的知識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難改變他的。所以富貴了，也看不出對他有何增益；貧賤了，也不會對他有什麼損失。

所謂君子是，說話一定誠實守信，心中對人不存忌恨。秉性仁義但從不向人炫耀，通情達理，明智豁達，說話從不武斷。行為一貫，守道不渝，自強不息。在别人看來，顯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無特别出衆之處，然而真要趕上他，卻很難做到。

所謂賢人是，品德合乎法度，行為合乎規定，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财富；樂善好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衆沒有什麼疾病和貧困。

所謂聖人是，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來無影，去無蹤，變幻莫測，通達無阻。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衆生永遠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裡。

韓國孔子銅像

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可以“博施于民而能濟衆”（ 《論語·雍也篇》）的既仁且聖的德治社會。在這種仁政理想社會中，需要聖人、賢人和君子來共同完成。聖人和賢人是少數，一般的庸人和士人雖然居于社會的主體，但是他們的德行淺薄，尚不足以勝任治理國家的重任，隻有君子才是最合适的人選。

在孔子看來，“政者，正也。”（《論語·顔淵》）政治就是施政者通過用自己的言行而給百姓起到表率示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子路》）。

孔子把人分成五個依次遞進的等級，重在強調人通過後天的努力可以逐步達到君子、賢人乃至聖人的境界。

庸人是社會上品行最低一等的人，乃先天生就而成，但庸人經過後天的學習則可以變成士人，士人經過努力，就可以達到君子的境界。但從君子達到賢人乃至聖人的境界，卻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絕非一般人可輕易而為。

君子處于這五等人的中間，從道德要求上看，既高于現實社會中大量存在的庸人和士人，又低于極少數令衆人仰望的賢人和聖人，具有極強的現實操作性。

正是看到了君子在所謂的德治社會中具有承上啟下、舉足輕重的作用，孔子就十分重視對君子的教育培養，并在後續的教學實踐中對君子人格内涵不斷地予以挖掘、補充、發展和完善，最終形成了他的君子人格理論體系：

君子的遠大目标是 “治國、平天下” ；君子實現這個目标的方法是“慎獨”、“緻中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隐，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為此，孔子強調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君子有九思》） “君子不器”（ 《論語·為政》）， 有學問、有修養的人不應該僅僅隻是一種可供使用的器具。一言以蔽之曰：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禮記·大學》）意為君子總是無時無刻不竭心盡力使自己和百姓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

孔子以君子人格理論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于後世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因素，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心理人格的形成、發展和完善，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由于孔子及其後續的發展者自始至終都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其根本目的是為統治階級服務，這就導緻其難以全面而客觀地認識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因而其理論和實踐從一開始就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并形成了事實上的悖論。

孔子的後繼者意識到并試圖克服這個矛盾，譬如在孔子提出“仁、義、禮”後， 孟子延伸為“仁、義、禮、智”，董仲舒則進一步擴充為“仁、義、禮、智、信”，這“五常”實際上也成為西漢以後君子人格的五個标準，但由于其所站立場的局限性，這個矛盾始終無法消除。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内聖外王”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悖論。

儒家君子人格理論的終極目的是“内聖外王”——打造一個可以讓萬民仰望﹑具備偶像氣質的救世主式的君王，也就是通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達到“治國、 平天下”（ 《大學》）的最終目的。

然而現實中的君王并非君子，更不是什麼聖人，如果按照儒家的邏輯發展下去，君子進一步“内聖外王”的結果就必然是已經聖人化的君子要取代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君王，但如此一來，儒家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體系就要打破，所謂的聖人也就變成令統治者聞之色變的“亂臣賊子”。

譬如西漢末年的大儒王莽，恭行儒家準則，言必稱堯舜，行必效周公，利用自己良好的仁人君子形象，打破了中國曆史每逢改朝換代便要殺屍盈野、血流成河的規律，在群臣“萬歲”的山呼聲中，不用一兵一族，不費一槍一彈，推翻前朝腐朽統治，成功登上了帝王的寶座，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然而僅在15年後，王莽新朝就被推翻，這個曾經是道德化身的“聖人”帝王最終被亂刀戳死，身首異處。

王莽把一個力圖做到“内聖外王”的儒家君子負面形象沉甸甸地撂到了之後2100多年來中國儒生的腦海裡。他們自此就在“三綱五常”的桎梏束縛下，循規蹈矩地扮演起了帝王幫兇的尴尬角色，中國知識分子也就在無數可以改變曆史軌迹的機會面前，哆哆嗦嗦地閃身挪步，中國曆史從此陷入到了一種毫無質變内容的循環怪圈中。

其二是君子入仕參政的要求和“君子不黨”的悖論。

孔子建立君子人格理論的目的是為統治階級培養合格的各級主政人才，所以積極入仕是對君子的基本要求。但政治從根本上說是黨派管理，不同的施政觀念，不同的施政綱領，很難或者說根本就不可能在一個朝政中同時兼容。因為施政就是從上至下要一以貫之地執行最高統治者所頒布的政策及其相應的綱領，如果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統一的精神訴求，施政者就很難達到其施政的最終目的。這也就是現代文明社會為什麼會采用一黨制或多黨輪流執政的原因。

但儒家在強調君子要積極入仕參政時又強調“君子周而不比” （《論語·為政》），“君子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要求君子不要拉黨結派，不要排斥異己，這和政治本身的要求背道而馳，在勾心鬥角的現實官場中也根本行不通。

其三是君子“笃志而體”和“君子三畏”要求的悖論。

具有獨立意志是孔子賦予君子人格的一個鮮明特征。君子人格的尊嚴是通過獨立意志表現出來的，而意志實現的程度表明個體自由的程度。“笃志而體，君子也”（《荀子·修身》），能夠獨立思考，并按照自己獨立意志行事者，才是君子。但這種獨立意志不是盲目地固執己見，而是以理性選擇為前提。所謂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是說，真正有知識有智慧的人是不會迷惑的，真正有仁心的人是沒有憂煩的，真正勇敢的人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但孔子又自相矛盾地提出了“君子三畏”原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這裡的“天命”就是 “道”，即舊的禮教制度，“大人”“聖人”則是維護舊禮教制度的傳統勢力。

君子既要敬畏天命，又要敬畏地位高的人和聖人的訓導。如果“不知天命而不畏”，并且“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論語·季氏》），那就是小人。所以，這等于說，君子不需要獨立思考，不需要創新精神，隻需要“克己複禮”，順從“天命”，順從“大人”，順從“聖人之言”，實際上也就是說因循傳統的“三綱”即可。但這樣一來，還有什麼獨立意志可言？

孔子問道老子

毋庸置疑，儒家包括君子人格在内的整個學說都是孔子及其信徒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而打造的一種禦用理論武器，所謂君子“志于道”（《論語·述而》）之“道”實際并非整個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是具體化了的舊的宗法禮教制度：“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顔淵》）

這決定了它的偏狹性、局限性和虛僞性，決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規律，其中出現前後矛盾的悖論是必然的。

——原載《君子文化論文集》（孫君恒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原标題為《儒家君子及其難題》，删掉了注釋部分，有需要者，參看原著。

作者簡介

李琳之，祖籍山西，曆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晚夏殷商八百年》等十餘部著作。獲獎若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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