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的弗洛伊德無疑是一個天才，他終生緻力于拯救那些遭受心理疾病折磨的人，并為此著書立說。然而他自己的心靈深處卻時刻充滿了一種死亡的恐懼。自從1922年4月65歲的弗洛伊德做了第一次下颚癌手術後到83歲病逝止，他一共做了33次手術。每一次從死神手裡掙脫出來之後他都堅持不懈地寫作，表面看來他對威脅自己生命的頑疾表現出一種等閑視之的英雄氣概，而他開始最得意後來又 背叛他的門生榮格和他的傳記作家瓊斯對他心靈深處所懼怖的東西看得一清二楚，榮格和瓊斯觀察他的方法正是弗式本人創造的精神分析法。

弗洛伊德的 經曆似乎明顯他與死亡之難題打交道的是一種相當常見的強迫性方式，即一種魔術般的思想遊戲。“他似乎終身都在考慮自己的死期”。他的朋友弗萊斯與數字有着神秘的交道，弗洛伊德相信 他的想法。弗萊斯預言弗洛伊德将在51歲死去，弗洛伊德相應地“認為，他較有可能在40歲以後死于心髒破裂”。

由于涉及“死亡概念”，弗洛伊德一生中曾二次昏厥。第一次昏厥（1909年）發生在不來梅，那時弗洛伊德和得意門生榮格正在赴美講學的途中。榮格說，這次事件是由于他談到“沼屍”而間接引發的：

“我知道，在德國北部某些地區發現了這些所謂的沼屍，它們是史前期淹死或葬于沼澤中的人們的屍體。在那些沼澤的水裡含有腐殖醇，它消溶了骨骼，同時卻鞣制了皮膚，膚發因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

"我曾閱讀過有關這些沼屍的資料，因而在不來梅憶起了它們，但是卻出了一些差錯，把它人與這座城市裡用鉛室保存的木乃伊混淆起來了。‘你為何對它們如此關注呢？’好幾次他（弗洛伊德）都這樣問我，對此極為不快。在一次用餐時，我們又談到沼屍，這時他突然昏厥了。後來他對我說，他确信，所有這些談論意味着我對他懷有死亡意願。”

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厥發生在1912年，那年他56歲，那是一次在慕尼黑召開的戰略性會議，這次會議使弗洛伊德有機會跟他的追随者相聚。榮格對這一事件作了如下報道：

“有人把話題轉向阿美諾庇斯四世（埃赫那吞），談話的要點是，他對其父的否定态度導緻他破壞了後者的紀念石柱。在他創造一神教的偉大功績的後面，潛伏着一種與其父相關的情緒。這件事情激發了我，我試圖提出，阿美諾比斯一直是一位有創造力的人和深刻的宗教家，他的行動不能用他對父親的個人否定來解釋。相反地，他保留着對父親的光榮記憶，而他的破壞熱情僅僅直接針對着亞蒙神的名字，所到之處他都破壞這一神柱，同時開鑿其父阿孟和蒂的紀念石柱。此外，别的法老卻以自己的名字取代紀念碑或者紀念石座上那些神聖的先輩們的名字。他們感到有權這樣做，這是因為 他們都獻身于同一位神。我指出，他們既未開創一種新的作法也沒有開創一種新的宗教。這時，弗洛伊德滑下座椅，昏過去了。”

1912年左右，精神分析運動的未來正在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弗洛伊德正在尋找繼承人，正是榮格，被他自豪的地遴選為接班人，以保證精神分析運動的成功和延續。

第一次昏厥後，弗洛伊德指責榮格對他懷有死亡意願，也就是說他心目中已将榮格看成自己的“孩子”，而榮格之所以不斷講述“沼屍”事件正是暴露了榮格内心深處的無意識願望——殺父。榮格自己卻覺得是無辜的，完全沒有這樣的願望。他說：“這種說法使他驚訝不已。”對于他來說，這是弗洛伊德的幻想，“不過這是些極為強烈的幻想......以至可能導緻了弗洛伊德的昏厥”。

關于第二次昏厥，榮格說，當時整個氣氛極為緊張。無論是否還有其他什麼原因，殺父的幻想顯然又在其中起了作用。事實上，當時整個午餐會見一直籠罩着敵對的氣氛。這是一次戰略性的會見，它面臨着精神分析隊伍分裂的可能。傳記作家瓊斯對1912年的昏厥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當時我們正要結束午餐......（弗洛伊德開始指責兩個瑞士人——榮格和裡克林），說他們在瑞士期刊上發表文章闡述精神分析，卻未提及他的名字。榮格回答說，他們考慮到這樣作并無必要，因為事實早已是衆做周知的了。然而，弗洛伊德似乎已預感到一年後的争端，他堅持自己的看法，我記得他把事情看得與個人聲譽十分有關。突然，我們震驚地看到他滑到在地闆上昏過去了。”

榮格對他與弗洛伊德之間敵對氣氛的優雅否認，以及對瑞士期刊為何不提及弗洛伊德名字的解釋，是不那麼誠懇的，很難說服人。甚至在否認懷有針對弗洛伊德的死亡意願時，他也表現了自己的競争性。

“我為什麼要希望他死呢？我已經知道，他并未阻礙我的道路。他在維也納，我在蘇黎世。”

榮格一方面承認自己與弗洛伊德是師生關系；另一方又企圖确立自己的地位，與後者并駕齊驅。弗洛伊德當然感到這是對他的獨特的地位的一種威脅，相當于子女的反叛。榮格當時正在離異，與瑞士精神學派一道形成一種敵對的威脅。那麼對于“父親”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這意味着什麼呢？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榮格對阿美諾比斯四世創建埃及新宗教予以肯定，弗洛伊德正是在這時候昏過去 的——因為，那對于他整個一生的使命性工作是一個威脅。在弗洛伊德的咨詢室中，在裡面的醒目之處，挂着一幅關于斯芬克斯和金字塔的油畫。這對于弗洛伊德既非一種浪漫的形象，也非考古學的愛好。埃及代表着人類整個神秘和黑暗的過去，它是精神分析的研究對象之一。在20世紀的精神分析和古埃及學之間，在阿美諾比斯從石柱上刮掉父親的名字和榮格在瑞士期刊上的所作所為之間，存在着直接聯系。榮格确實在攻擊弗洛伊德的不朽。

但是，這一攻擊能為弗洛伊德所感覺到，卻不一定為榮格所感到。顯然，榮格對沼屍的讨論——正是引起了弗洛伊德第一次昏厥——或許充分反映了他存在的焦慮。他耽迷 于死亡的思想。可以想象，當時年輕的榮格正焦慮着美國的旅行，在他所景仰的一位人物面前談論沼屍的問題，是因為想讓這位思想家了解他的迷惑，後者或許會幫助他洞察沼屍、死亡和命運的神秘。弗羅姆曾根據自己的診斷，認為榮格具有戀屍人格。以榮格在與弗洛伊德破裂時的一個夢為依據。弗羅姆相信，榮格确有着針對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的死亡意願。

不管怎樣，我們可以從弗洛伊德的二次昏厥中認識到，這位專門分析人們的精神異常的大師，自己的精神有時也是變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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