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晚，以内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科右中旗脫貧攻堅事業為原型，講述主動請纓擔任嘎查(村)第一書記的韓立帶領群衆脫貧的電視劇《楓葉紅了》迎來大結局。當日，由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内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北京市廣播電視局主辦的電視劇《楓葉紅了》創作研讨會在北京舉行。與會人員從主題思想、藝術特點、時代價值等角度對該劇進行了全方位分析和解讀。

（文/周芳）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全國各地的脫貧攻堅工作都已進入最後沖刺階段。立足時代主題，回應時代關切，用文藝的方式講好脫貧攻堅故事，是文藝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推薦的22部脫貧攻堅重點電視劇之一，《楓葉紅了》自8月5日在央視綜合頻道首播，并在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同步播出，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

“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人人身在其中，使命重大。電視劇是脫貧奔小康這一時代命題的重要表達載體，也是讓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全面奔小康的最直觀、最形象的方式。”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胡占凡在研讨會上表示。

“消除貧困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心願。可以說，中國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副秘書長郭長虹表示，文藝工作者應該為這樣一個宏大的時代命題貢獻作品，也就是說為國家立心，為民族鑄魂，為人民立傳。

内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其格介紹，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内蒙古貧困發生率由2013年底的11.7%下降到現在的0.11%，全區3694個貧困村全部脫貧出列。“《楓葉紅了》以興安盟科右中旗扶貧工作為切入點，生動呈現了北疆農牧民群衆守望相助、團結奮鬥、齊奔小康的火熱場景。”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胡譜忠認為，《楓葉紅了》這部電視劇提供了中國鄉村振興過程中一個典型的個案。它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國鄉村振興過程中的政策邏輯、鄉村生态，以及扶貧攻堅的社會效應，踐行了中國當代文藝展示中國實踐、提煉中國經驗的原則。

作為該劇的總策劃之一，中國民族影視研究中心主任牛頌表示，電視劇《楓葉紅了》是自己貼近現實生活和時代脈搏的一次創作實踐，“隻有親身深入到興安盟科右中旗扶貧攻堅的一線，才會感受到精準扶貧政策給最基層的廣大農牧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實惠，也才真正感受到貧困戶對黨和國家的感恩和熱愛。”

該劇的主演們也在研讨會上分享了自己的拍攝經曆和感受，“作為演員，我能見證并通過自己的方式參與脫貧攻堅這一時代偉業，真心感到榮幸。”男主角韓立的扮演者孟浩強說。

“扶貧事業凝聚了無數扶貧幹部無私無畏的付出，作為一名共産黨員，這部劇給予了我教育，促使我成長。”女主角高娃的扮演者孫茜則如是感慨。

打赢脫貧攻堅戰，是民族地區同步邁入全面小康的關鍵一役，各民族地區積極行動，因地制宜、精準施策，補短闆、強弱項，确保一個都不掉隊。

“在這部劇中，内蒙古自治區特有的文化傳統、風土人情，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為了實現美好生活而做出的巨大努力，都讓觀衆印象深刻，同時也藝術地闡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的重要論述。”《中國藝術報》總編輯康偉表示。

出品方代表闫愛華也表示，選擇制作《楓葉紅了》，民族地區脫貧緻富的題材正是考慮之一，“《楓葉紅了》講述了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進步的主題，并将主題闡述置于現實生活中，置于内蒙古東部地區這片熱土上的普通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之中。”

電視劇《楓葉紅了》開拍前，創作團隊曾多次深入内蒙古興安盟采訪、采風、征求意見。回憶起《楓葉紅了》的創作過程，總導演哈斯朝魯十分感慨：“在拍攝前，我們的團隊就到第一線跟第一書記、當地農牧民同吃同住，真正走進了嘎查，走到了基層。”

中國作家協會影視委員會副主任、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認為，《楓葉紅了》真實反映了内蒙古自治區的生活環境、邊疆特色，也真實反映了扶貧幹部扶貧先扶志的工作思路。

文藝評論家李準從認識論角度分析認為，《楓葉紅了》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聚焦農牧交錯、民族交融地區的扶貧工作，“從來沒有一部劇寫過，這就是它最大的看點。它表現了農牧交錯這樣一個特殊地區的民族交融狀況以及實現脫貧的途徑和優勢。”

胡譜忠則表示，《楓葉紅了》進一步突破了民族題材影視劇對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群衆的認知。劇中主人公韓立的形象塑造，生動展現了中國民族與地域的關系，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副召集人申積軍表達了自己對《楓葉紅了》的喜愛之情，他說：“《楓葉紅了》中的人物形象生動有趣、豐滿有度，充滿歡歌笑語和泥土氣息，是一部極具時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新農村現實主義作品。”

據廣電總局中國視聽大數據顯示，《楓葉紅了》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第3周，每集平均到達率2.171%，忠實度59.221%，收視率1.278%，其中收視率位列黃金時段電視劇單頻道第二。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楓葉“紅”了，道理也在于此。

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偉國看來，塑造了典型人物形象是該劇獲得成功的一個原因。“人物形象塑造是電視劇創作的中心，作品的思想高度、文化内涵、藝術價值主要是靠劇中的人物形象來體現。”王偉國認為，《楓葉紅了》在叙事層面除了樹立第一書記韓立的藝術形象外，還很有智慧地塑造了4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高娃、白銀寶、劉長利、包七十三。“這是編導對生活的概括、提煉、加工，将生活真實創作成藝術真實，展示紮根生活以後的藝術之美。”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編輯部主任李躍森總結了《楓葉紅了》的創作特點：原汁原味地再現了生活本來的樣子；主創人員特别善于通過感性描繪來表現人物，劇中人物的心理層次非常清晰。

牛頌則強調，《楓葉紅了》回歸了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不僅創作人員，而且當地基層幹部和群衆，實際上都參與了創作。”

“《楓葉紅了》是我們電視劇界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一次成功的實踐。強調，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離開了這個就一事無成。”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電視藝術交流協會名譽會長、文藝評論家仲呈祥表示。

仲呈祥亦認為，《楓葉紅了》的生态學、社會學意義超過了它美學上的意義。“題目叫‘楓葉紅了’，有兩個層次的藝術化象征，第一層次是展示楓葉紅了的畫面，第二層次是讓觀衆感受到人民大衆自強自立、守正創新、不斷開拓的精神。”

電視劇如何講好故事，是創作者需要加強的基本功，同時如何進一步塑造人物、打磨人物的性格、錘煉人物的語言，增強藝術表現力，也是創作者需要不斷強化的技能。胡占凡表示，從故事講述到人物刻畫，《楓葉紅了》都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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