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園生态化建設模式，涵蓋茶葉品種、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領域。秉承以人類為中心的理性生态倫理學思想，為複興茶産業而努力。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主要遵循市場規律，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不是靠政府的“救濟式”分紅幫扶，将重構政府行為與農村扶貧兩者之間的關系。目前，有關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的研究相對較少，部分研究者關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扶貧的必要性，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實現傳統粗放農業向集約化、現代化農業轉變的出路所在，并借助輻射帶動能力改善農戶收入水平。後續的研究則重點關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的原因。研究表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内源于鄉村社會，與土地和農戶關聯緊密，具有親貧屬性，有利于農民收入提高。盡管文獻已經确認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的理論價值，但已有的評估多側重于收入層面，如何基于環境異質性引導和提升各類經營主體的減貧效果仍未得到解答。

綜上所述，本文将融合“内源性”與“外源性”的理念，基于各類經營主體參與貧困治理的實踐，剖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不同扶貧階段的減貧邏輯，并探讨各類經營主體的減貧效應差異及其驅動因素，揭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嵌入的相對貧困治理機制。

弗朗索瓦·佩魯在《新發展觀》中指出，“内生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合理開發其内部資源的發展。由此形成的内源性發展理論被廣泛應用于不同領域的研究中。從淵源上講，“内源”“外源”來自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外生增長理論與内生增長理論，投資、技術進步等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外源因素或外生因素”，知識、技術、人力資本以及制度、市場等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内源因素或内生因素”。内源性發展紮根于本土與貧困本身，通過吸收、消化“外源性”資源的有利成份，實現地區經濟增長以及貧困群體自我能力的迅速增長，而作為農業其本身就有一種内源性的發展能力。

就中國鄉村的發展經驗來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存在于農業農村社會這一特定的環境中，其經營活動不僅關系自身的經濟利益，也将影響衆多與農業相關的群體甚至區域的發展，其中貧困群體就是直接相關群體。“企業公民”論中提出企業的“基本價值觀、對利益相關群體負責、對環境的責任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廣義貢獻”，比如救助災害、救濟貧困、扶助困難社會群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應該遵循與回應這些需求，并且作為扶貧政策“外源性”承接主體以及現代農業建設的主力軍，其嵌入的貧困治理模式将是貧困減緩中“外源性”與“内源性”兩種扶貧需求有機結合的一次積極探索，是一種外力助推下的内源式可行路徑。

（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路徑

從中國扶貧的發展曆程以及治理來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是夾雜在“産業扶貧”政策中的，即“充分發揮貧困地區生态環境和自然資源優勢，培植壯大特色支柱産業，通過扶貧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和互助資金組織，帶動和幫助貧困農戶發展生産”。

将貧困人口納入到産業循環中，借助雇傭、參與經營等方式幫助其擺脫貧困是中國産業扶貧政策設計的初衷。絕對貧困治理階段，産業扶貧具有典型的“中國”屬性，是政府與各級扶貧主體基于補助、專項信貸等财政與金融工具，借助于行政力量對市場進行幹預，從而達到行政訴求與政治目标的結果。産業扶貧框架中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一種利益驅使下的“被動”扶貧主體。但農業并非具有“完全自利”屬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本身就屬于重要的農業發展資源，同時還具有輸入承接、轉換其他資源的多重功能，能夠滿足農業正外部性延展與擴散的現實要求。

絕對貧困治理階段:資源輸入與承接→促進收入提高。在消除絕對貧困階段，扶貧政策支持下的貧困戶因為政府提供的物質、資金幫助實現增收、突破貧困線，這是政府高補貼、高支出的“輸血式”扶貧。在“A”點，由于有政府的扶持，貧困戶的增收實現路徑相當順利，這不斷激勵着他們發展種植、養殖，并不斷提高種養技能以獲得更多的收入，直到沖破臨界點“B”。

這一個階段，為了盡快消除絕對貧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聯結着國家産業扶貧政策與貧困群體，具有經營規模效應和帶動效應，是提高土地生産率和勞動生産率，解決農業隐性失業、收入低下等問題的重要主體。其主要遵循兩條思路，一是從交易成本降低、農業生産技術推廣、利潤返還以及農業專業化水平提高、促進農産品流通與穩定利益聯結等方面帶動農戶增收;二是從與政府合作獲得資源、農業産業化經營以及經營模式創新和社會化服務提供等方面發揮減貧功效。

脫貧過渡階段:資源吸納與轉換→促進收入提高、能力提升。在脫貧過渡階段，政策基本保持不變，政府繼續實施各項支持措施以提升貧困戶的經營能力，如農業技術培訓與指導等，脫貧戶也将按照脫貧前的政府規劃進行生産實踐，以具備與非貧困人口相競争的能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貧困地區營造良好的經營氛圍，有效撬動市場機制功能，激發貧困地區市場活力，有助于打破貧困地區貧困循環。例如，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業結構調整、農産品質量提升、農民就業與創業、鄉村治理、農村社會階層結構重塑等層面發揮積極效應。

因此，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的扶貧事業，和一般性政府投資項目或其他社會扶貧項目比較，具有明顯的優勢特征，其可以結合經濟組織特性和行業特點，促進貧困地區的資源開發、産業成長和結構調整，形成貧困人口增收與企業發展緊密相連的互動關系，更有利于農民持續增收、切實脫貧以及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相對貧困治理階段:資源整合與内生發展→有效緩解收入與能力貧困，打破貧困惡性循環。在“C”點以後，“輸血式”的政府扶植力量減弱。對于很多貧困村而言，當扶貧項目退出後，村莊本身不存在内生發展動力，經營環境差，返貧可能性極高。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扶貧，一方面給貧困地區充實資金、技術，使貧困人口有更多機會接受現代市場理念的熏陶和先進管理知識，提升貧困人口的勞動技能和市場參與能力;另一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嵌入的扶貧開發模式也會促進貧困地區發展觀念的轉變，從而有助于貧困地區打破傳統觀念束縛和封閉狀态，避免“貧困文化陷阱”。因此，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能有效化解“福利病”，促進“被動減貧”向“主動減貧”的視域轉換，提高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的多元邏輯

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内源性”與“外源性”融合的内在機理，表象上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貧困人口是一種外援幹預與内源發展相互适應和整合的動态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踐着自己的組織理念，帶動、幫助貧困人口提高收入的同時，促進貧困群體的自我組織與發展能力，使其能夠脫貧。貧困群體則在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交往過程中，通過模仿、學習與吸收，最終實現内源式的發展。這一互動過程将提升貧困群體的發展技能，改變他們的發展思維與生産生活方式。因此，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農村貧困治理是具有“嵌入”性質的，而且是主動性、策略性、動态的和反思性的嵌入。

事實上，許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負責人的身份嵌入在當地，或在本地成長，或就是當地的農民，他們通過協商反思建構更加靈活的貧困參與網絡。例如，他們不僅在發揮自身資源優勢與專業化程度的同時，考慮貧困群體在生産生活方式、價值理念以及發展訴求上的異質性特征，也在承認貧困群體多元價值體系的基礎上主動、積極嵌入到當地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生态結構及文化結構之中，還會基于當前的處境重新闡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

因而當地的市場環境條件、政策條件與社會文化條件将是影響其減貧成敗的外部驅動條件。此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農村貧困治理主體中的一員，要想在貧困治理之中獲得更大的政策紅利，就必須針對當前的貧困特征進行适應性的改變與策略選擇，以更好的承接方式促進外部資源的内在化。因此，其自身的相關特性、所處的行業類别以及扶貧方式都是關系外部資源能否被有效利用與轉換的關鍵。

總體來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減貧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是一個确定性問題。但當地市場環境條件、政策條件、社會文化條件如何共同影響不同類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減貧效果是一個開放性問題。對此，本文試圖引入QCA方法，探讨各類主體的減貧效應差異以及不同因素之間可能存在的互動關系，揭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的作用機制。

（安根團隊摘自夏玉蓮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減貧效應及其差異）

安根團隊，20餘位各領域農業專家，提供成熟的土壤恢複集成方案、生态修複集成方案、農殘解決集成方案和生态農業社會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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