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不特

“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可是，也不能一天到晚都“躺平”啊——沒資本，也沒實力。對于我來說，盛夏翻書，大約是最好的消遣了。讀到幾種佳作，胡亂塗抹幾筆，公諸同好，聊博一哂。

張求會著，《陳寅恪家史》，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

著者研究江西義甯陳氏家族有年，成果豐碩。在閱讀《陳寅恪家史》的過程中，我的腦子裡就不時浮出一副耳熟能詳的對聯：“闆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這當然是老生常談，可是真正要落到實處，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貫穿全書的密密麻麻的腳注，以及将每一個議題都當作單篇論文竭力經營的背後，無不傾注着著者的心血。

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的大名，學過一點近代中國史的人，也許都不會感到陌生。不過在讀這部“家史”之前，我對陳寅恪父祖也就知道戊戌變法那點事兒，除此之外則不甚了了。著者窮年累月，不辭辛勞，旁搜博讨，對義甯陳門，尤其是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仕宦生涯及相關史事，作了詳盡的梳理和周到的考察。憑藉着深厚的文獻工夫和敏銳的曆史感，可以說本書讓吳宓的那句評論愈顯深切著明——“義甯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

陳寅恪雖然不是著者的直接研讨對象，卻可以說是本書寫作的一個出發點，因此通覽全書，無疑有助于把握陳氏的學術趣味和思想取向。正如吳宓所說：“寅恪自謂少年勤讀，蓋實成于家學，淵孕有自。”書中對陳寅恪的家學花費了不少筆墨，也是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即使著者圍繞陳寅恪的話題蜻蜓點水般撩撥一下，也很值得品味。譬如，陳寅恪那句極其有名的“思想囿于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書中直言“後世無數士子紛紛強作解人”，接着來了一句——“除卻史學家的自謙抑或自嘲之外，也未嘗不能将其視為隐藏于陳寅恪内心深處的‘述祖意識’之自然表露”——靜心細思，深感此句解讀可謂“雖不中亦不遠矣”。比起冗長的論文，這幾十個字頗有四兩撥千斤之效。類似的例子書中所在多有，讀者自能識之。

王汎森著，《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沖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本書原名《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沖擊》，初版于1985年，是作者早年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我久聞其名、一直想讀卻一直未讀的思想史論著。

作者表示，當初“着手撰寫此書時，一方面因當時關于太炎的系統研究不多，故可供參考的論述實在有限，另一方面是格于當時的政治現實，以緻無緣得見不少相關論著，所以下筆之時，大多重頭起造，從零碎的枝節中試着構建太炎的思想世界”。站在今天的立場反觀往昔，可見作者史料駕馭之高超、史學表述之老到。

從目錄看，“導論”“生平”“思想背景”“與清末今古文之争”“民族思想”“社會政治思想”“對儒學傳統之沖擊影響”“結論”，順次而下，脈絡明晰。這樣的叙述結構如今在其他學術思想史著作中也不難看到，甚至可以說司空見慣，但放在數十年前，對于思想變化“紛雜萬狀”且極具深度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既要将他的思想加以提煉（所謂“概念化”），又要避免闆滞，對研究者确為艱難的考驗。——作者善于抓大放小，分寸拿捏得當，其機敏睿智在本書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作者不僅對紛繁龐雜的曆史有深入的把握，洞見疊出，而且能出之以優美的文字，引人入勝，所以在當今史壇大放異彩，一有發表即雲集景從，亦在情理之中。“中國近代思想是一中、一西兩輛對駛而過的火車，章太炎與許許多多的人正處在這兩列火車對駛的交會區中。”“轉動一個門把有時候需要上百年，可是一旦門把轉開了，它就帶來巨幅的改變。”這樣生動活潑而耐咀嚼的句子可謂俯拾皆是。王先生的論著目次規整，卻絲毫不令人生厭，上乘的文字無疑立了大功。所以，雖然曆經四十年的淘洗，仍熠熠生輝。

高波著，《追尋新共和：張東荪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作者姓高，又是羅志田教授在北大任教時的高足，本書開篇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高開”——“每個人都聯系于曆史，又都以不止一種方式聯系于曆史。傳主的人生不是一個已經完成僅僅等待顯現的作品，而是一個在其獨特的人生曆史中始終保持着多種解釋可能的未完成的作品。”更具體地說，“作者并不是蘭克意義上的曆史客觀主義者，不認為研究者必須通過不斷地清除自我，将自己變成一面隻反映史實的客觀之鏡，才能達到對曆史的‘真理解’。在作者看來，研究者的自我并不是理解的障礙，倒是它真正可能的前提。”一般的傳記作家都視傳主的一生是“已經完成了的”，即所謂“蓋棺論定”，所以立傳隻是盡描叙之義務，将起承轉合勾聯成篇。顯而易見，本書的态度迥異時流，段位非凡。這也讓我們更加期待作者與傳主之間的“對話”。

在我看來，本書“高開”而能“高走”，得力于作者的“宏觀調控”和“微觀掃描”——在把握時代背景（而非局限于張東荪一人的言行）、尋究思想來源這兩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為細膩地捕捉張東荪的心路變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要說本書的優長，我想不妨抄錄許紀霖教授的推薦語：“作者将張東荪放在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描述和研究同時代的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钊、張君劢、李達等思想者共同經曆的思想曆程，并以此作為背景來與張東荪比較，因而傳主的思想是有着生動的曆史背景和人物烘托的三維世界。而且，作者對19世紀西方思想家有相當的了解和研究，以此來發掘張東荪思想的西學淵源和更廣闊的國際背景，這種能夠将中西思想打通來做的年青學者是不多的，作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領域，顯然是佼佼者。”倘若讀過此書，大緻會同意筆者的判斷：這段推薦不誇張，不浮泛，絕非溢美之詞。

沈國威著，《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

西學東漸是近代東亞史上影響至為深巨的一件大事。在“西潮·新潮”的猛烈沖擊下，從政治制度、思想學術到倫常日用，幾乎無一不變，切切實實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西方之間“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驿騎”（王國維語），風雲際會，有過殊死搏鬥，也有過海誓山盟，無數的戲碼在東亞上演。《新語往還》就是從詞彙的層面展示這具體而微的結構性變化。

書凡五編，“導論編”基本可以看作概念介紹和學術史梳理，後續的四編則是重頭戲，章章出彩，幕幕可觀。“新詞創造編”第一章主要考察了日本蘭學（側重《解體新書》）的漢字新詞創制，第二章對來華傳教士各種英華字典的譯詞作了詳細的辨析，第三章則“以嚴複為例，考察作為母語使用者的本土知識分子在新詞、譯詞創制上的貢獻”。“語言接觸編”分别讨論了近代中國人對日語的态度，“日本途徑”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影響和作用，以及晚清士人面對東洋的“醜怪字眼”的不安和掙紮。“詞彙交流編”由四章組成，分别以黃遵憲《日本國志》、《時務報》古城貞吉的“東文報譯”、《辭源》、任職中國海關的德國人編的英華辭典為對象，戮力尋繹文獻，深究譯詞的相關問題。“辭源考證編”對“熱帶”“陪審”“化學”三個譯詞的來龍去脈作了細緻入微的考索，極見功力。

從上述未免大打折扣的簡介中不難看出本書内容之豐富，作為語言交流史的外行，初讀之下，耳目一新的地方幾不可勝數，而又毫無饾饤之感。就印象而言，是書深挖史料的工夫和獨到的見解，令筆者猛然想起大學時代讀過的周振鶴與遊汝傑兩先生合作的《方言與中國文化》——優秀作品給人帶來的新鮮刺激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大概是刺激的方式。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把日語當作一門外國語的？從這個問題延伸出去，許多東西是很耐人尋味的。再如，日本大學圖書館藏的詞典、辭典之多，是我不曾想象的，聯系書中的相關内容，似乎可以将現實和往昔無縫對接，徒增感慨。當然，近代詞彙交涉輻射的内容極多，本書自不能面面俱到，一網打盡。比如，化學元素名基本上采用來華傳教士的譯制，醫學術語則是日本譯名更勝一籌，笑到最後，這中間的經過究竟如何，限于篇幅，本書并沒有展開調查。有心的讀者不妨順藤摸瓜，更進一步，作深入而具體的探究。如此這般，一本書的啟迪之功也就達到了，就像一粒種子偶落心底，說不定什麼時候催生出一個奇思妙想——世上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收獲更讓人欣慰呢？

謝正光著，《清初遺民與貳臣》，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大約二十年前，筆者有幸在上大學期間聽過謝正光先生的講座，具體題目早已忘了——應該是跟明清遺民研究有關——但謝先生的大名從此永駐腦海。五年前，謝先生的《停雲獻疑錄》納入“六合叢書”，由浙江大學出版社付梓。沒想到，“六合叢書”換了出版機構，又推出了作者的新作，即《清初遺民與貳臣》，題旨更為顯豁。如能兩書并觀，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獲。

近來越發覺得，優秀著作的一大功能就是“破執”——令人打破執念，感受曆史的浩瀚和人心的詭谲。“遺民與貳臣”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可是，迄今人們常常陷入這樣的迷思——“忠明之遺民與仕清之貳臣之間，界線分明，水火不相容，漢賊不兩立，自清初以來，此論調在朝在野，早有共識。史家為清初士人立傳，忠明者得入《遺民》《殷頑》之錄，仕清者則列《貳臣》《從周》之傳。非黑即白，清楚明了。凡此皆世所熟知。”

而本書的一大着力點就是破除這種執念，當然采用了最見真章的文獻考證方法，最直截了當的題目就是“遺民與貳臣交遊考”——“遺民”和“貳臣”絕沒有後人想象的那般水火不容，勢不兩立。如《讀萬壽祺<野果山禽圖軸>》一文結論所說，晚明“遺民”到了清初，投靠“貳臣”門下，其實際動機相當複雜，有的出于謀食，有的可能出于謀求政治掩護，有的出于情誼，有的出于問學，也有的出于治學的共同興趣，或謀取行旅上的種種便利。無論如何，這些人似乎都有一個共識，投身并不等于降清。

也就是說，本書的一個中心旨意是，努力跳出《貳臣傳》設置的“闡釋框架”，卸下“政治操守”這把緊箍咒，盡可能在實際的場景中考察史事，品評人物，不再局限于五倫中的“君臣”一義。隻有這樣，才可能真正論世知人。為此，作者與黃晦聞、鄧之誠、陳寅恪、錢賓四、王蘧常等一衆碩學大儒“較量”，又對他們在曆史上的遭際給予了解之同情，其用心良苦尤值揣摩。

是書收入了十篇論文，最早的寫于1978年，最近的完成于2017年，跨越了四十個春秋，題旨并不限于“遺民與貳臣”。例如《羅振玉<萬年少先生年譜>考論》一方面“考述《萬年少先生年譜》成書之始末，舉其得失”，一方面則揭發羅氏的明遺民研究，其實含有“利用治史為手段，以達取其現實政治中之目的”。再如，《從明遺民史家對崇祯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态度》《錢牧齋之酒緣與仙佛緣》等文，光從題目看，即不限于“君臣”之義，而别有懷抱。

前些天偶然讀到喬秀岩先生為《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而寫的序言，文末說“我相信李霖這部書不會擁有大量讀者，但應該會得到不少孤獨的人們的支持”。喬先生的這番話，竊以為，也适用于此書——“孤獨的人們”與之相遇，内心深處或許不免産生隐秘的快樂。

責任編輯：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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