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經回歸25周年，香港的回歸是非常有獨創性的一次政治實踐，而時至今日其邏輯依然可以延續。

香港的繁榮并不是始于英國占領的初期，而是真正始于20世紀70年代英國基于“撤離蘇伊士以東”戰略之下，英國需要在蘇伊士以東重新尋求一個戰略支點的戰略需要。為此，香港才真正得到了大量的投資和扶持，并在英國體系下逐步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但是英國人作為外來殖民者，他們不想做的依然是讓香港獲得足以反抗其統治的集體行動能力，因此他們用香港“本土主義”壓制與内地關系密切的左派，另外的他們不允許賦予香港與英國本土一樣的選舉權。香港皇家警察政治處依然在進行着鎮壓，而香港的教育也是顯而易見的閹割。

變化來自于中國中央政府與英國人的主權回歸談判，這次談判中國創造性地提出了主權與治權分割的主張，這構成了一國兩制實踐的基礎之一。這種治權表面上看是香港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更進一步地說就是維持香港的社會基本制度不變，以“特别行政區”的名義成為中國的“制度飛地”。香港的地位得到了确定，并最終在1997年7月1日順利回歸中國。

這種制度飛地定位是很有好處的。香港背靠中國内地巨大的市場，主權屬于中國，但制度環境與英國基本一緻，并且在許多實踐上也可以沒有太多政治顧慮去滿足安全和開放這兩個多少有點矛盾的目标。這就意味着，香港可以扮演着中國市場-國際市場之間的玄關作用，外資請進來、中資走出去，香港都是很好的适應地。應該說，香港的特殊作用也讓整個中國的改革發展和海外運作獲得了良好的試驗平台。

這種定位有兩個前提，首先是中國内地的快速發展與龐大的經濟體量，其次則是中國對海外資本和海外市場有着巨大的需要。這兩個前提不變，那麼香港的定位就不會變，香港也可以繼續在整個中國的經濟體系中發揮非常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就是香港繁榮的根本。

香港本身很有問題也并不假。因為在回歸後，香港的整體管制缺乏政府自主性，相反香港特區政府無法頂着社會利益集團的反對推動有利于香港整體利益的措施，并且他們在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對内地社會的污名化趨勢中沒有發揮足夠的政治站位。這種特點與殖民地的政治架構有關，特别是英國人走後香港特區政府自己在很多領域事實上缺位。香港同時又是新自由主義壓力的聚焦點，其實經濟社會的壓力巨大，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無所作為事實上讓這種壓力在香港内部持續積累。

香港内部有大量的精神英國人和代理人存在，美國亞太地區最大的情報站就是美國駐香港領事館，這些其實都是衆人皆知的秘密。這些機構的存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容忍的，隻要不破壞中國的基本安全。不過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後，美國就開始逐步利用香港這種飛地的特點，試圖迫使中國主動出手，借機試圖讓中國因為“香港不自由”而承受巨大的損失。幸虧香港警察部隊在黑暴活動的過程中堅定地站在中央政府這邊，這才讓香港局勢不至于在2019年就失控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直接出手并按照美國的劇本陷入政治被動。這點上，香港警察部隊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事實上這些代理人存在與否并不會影響香港繁榮的基礎，相反，這些人持續的制造香港與内地的緊張才會破壞香港繁榮的基礎。香港的繁榮核心是在特定政治秩序之下的經濟自由，而香港所需要的經濟自由是完全可以與更大程度上以中國為中心的政治秩序并行不悖。中國自己的發展足以證明這種并行不悖的可行性，西方如果試圖打破這種平衡，他們自己會首先遭遇到損失。

當然，這個邏輯對于很多内心自負的西方人而言可能會選擇裝不懂。而香港内部的那些精神英國人也會選擇裝不懂。最典型的是陶傑，此公其實對英國的殖民手法看得很清楚，但他依然選擇作為精神英國人，将英國視為唯一的“文明”。所謂的“香江第一才子”，預計會很快被曆史的進程所狠狠抛棄。如果能讓這批精神英國人不再影響香港社會，輕裝前行的香港還會穩定許多。

香港特區政府現在施政路線已經明确，加上《國安法》落地生效，香港特别行政區的政治秩序已基本有保障。現在，就看香港特區政府如何落實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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