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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9-04 09:13:47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1

金 箍

摘 要 “緊箍兒”作為一種刑具,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則天時期的酷刑“腦箍”;“緊箍兒咒”源于佛教的“定學”和“真言”。在唐僧取經故事的流傳衍變過程中,“緊箍兒”及“緊箍兒咒”首次出現于明初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中。

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的“緊箍兒”及“緊箍兒咒”雖然也試圖通過肉體懲罰達到禁锢個性的目的,但從小說所流露出的情感來看,顯然并不完全贊同這一作法。

從《西遊記雜劇》到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緊箍兒”及“緊箍兒咒”的作用經過了由“肉體懲罰”到“戒凡性”、由“禁锢個性”到“求放心”的演變過程。這與明代前期以程朱理學為主導、而明代中期以王守仁心學為主導的儒學思想變化密切相關。

關鍵詞 《西遊記》;緊箍兒;緊箍兒咒

“緊箍兒”及“緊箍兒咒”在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出現多次,對小說的主旨及人物性格具有重要意義。

“緊箍兒”及“緊箍兒咒”源于何處,有何意蘊,在小說中有着怎樣的作用,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問題。

一、從“石槃陀”到“鐵戒箍兒”

在唐僧取經故事的流傳衍變過程中,《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其中出現了一位胡人石槃陀,唐僧為其“授五戒”後相伴而行。

但這位石槃陀的意志很不堅定,一方面他“斬木為橋,布草填沙”,幫助唐僧過了黃河。但另一方面,當兩人休息時,他又“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回,不知何意,疑有異心”。

唐僧見狀,“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卧遂睡”。天明再出發時,他竟然提出“不如歸還,用為安穩”。

最終以“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為由拒絕繼續前行。臨别時還怕唐僧如果被捉會連累于他,當唐僧“為陳重誓”,又“與馬一匹”,這才相别而去。[1]

這段情節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這位石槃陀對唐僧懷有異心,動過殺害唐僧的念頭。

第二,唐僧以誦經的方式使石槃陀放棄邪惡念頭,并保護自己免遭侵害。

第三,石槃陀尋找種種借口拒絕繼續前行。這位石槃陀雖然接受了“五戒”,卻并不受其約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沒有寫石槃陀頭上有何飾物,但安西東千佛洞二号窟的取經壁畫上所繪的石槃陀,卻是行者裝束,長發披背,并用一根帶箍将頭發束攏于腦後。

有研究者指出,這條“帶箍兒”有可能就是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頭上“緊箍兒”的源頭。但是安西地處偏遠,《西遊記》的作者是否曾經見到過這幅壁畫,是首先應當論證的問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意在以胡人石槃陀的猶豫不決突出唐僧取經路上所受的磨難,這對後來的取經故事産生了重要影響。

刊行于宋元之際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首次出現了猴行者,他化為白衣秀才,自稱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猕猴王”[2],主動來助唐僧取經。

這位猴行者可以視為孫悟空的原型,所以王國維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中指出:“書中載元奘取經,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遊演義》所本。”[3]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頭上有了飾物,但不是“緊箍兒”而是“隐形帽”,《詩話·入大梵天王第三》寫道:“天王賜得隐形帽一事,金鐶錫杖一條,缽盂一隻。”[4]

根據後文可知,隐形帽、金鐶錫杖和缽盂都是猴行者降妖伏魔的法器,幫助唐僧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詩話·入九龍池處第七》寫九條馗頭鼍龍興風作浪,攔住了去路。“

被猴行者隐形帽化作遮天陣,缽盂盛卻萬裡之水,金鐶錫杖化作一條鐵龍。無日無夜,二邊相鬥。”[5]可見這頂“隐形帽”與“緊箍兒”并無關系。而且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沒有猴行者與唐僧産生矛盾、要離開唐僧的情節。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2

《詩話》書影

明無名氏(一說賈仲明)《錄鬼簿續編》著錄了元明間戲劇家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今存“明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本[6],全劇共六卷二十四折,第三卷第九折“神佛降孫”和第十折“收孫演咒”寫孫悟空被降伏事。

孫悟空已經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的“白衣秀才”猴行者變為了“孫行者”。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折“收孫演咒”中出現了“鐵戒箍”和“緊箍兒咒”。

唐僧将行者從花果山下救出後,行者暗自說道:“好個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頓飽,依舊回花果山,哪裡來尋我!”這時觀音菩薩上場訓斥行者道:

“通天大聖,你本是毀形滅性的,老僧救了你,今次休起凡心。我與你一個法名,是孫悟空。

與你個鐵戒箍、皂直裰、戒刀。鐵戒箍戒你凡性,皂直裰遮你獸身,戒刀豁你之恩愛。好生跟師父去,便喚作孫行者。疾便取經,着你也求正果。玄奘,你近前來。

這畜生凡心不退,但欲傷你,你念緊箍兒咒,他頭上便緊。若不告饒,須臾之間,便刺死這厮。”

然後将緊箍兒咒語告訴了唐僧。山神對孫悟空唱道:

“觀音救苦大慈悲,賜與你戒箍僧衣。花果山險壓損你脊梁皮,得師父放你相随。休更出你那鎖空房腌見識,振着矢不得伶俐。琉璃腦蓋戒箍圍,比着你那小帽最牢實。”

這時唐僧将緊箍兒咒語演示一遍,孫悟空立即跌倒在地,想摘下鐵戒箍,但已無濟于事。山神見狀又唱道:

“恰便似釘釘入頭皮,膠粘在鬏髻。你那凡心若再起,敢着你魄散魂飛。為足下常有殺人機,因此上與師父留下這防身計,劣心腸再不可生奸意。如夢幻出塵世,至誠心謹護持,早去疾回。”

此處情節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孫悟空要吃唐僧肉然後回花果山的舉動,或許是受到了石槃陀故事的啟發。

石槃陀雖然受了“五戒”,但卻可以絲毫不受約束,依然為所欲為。有鑒于此,《西遊記雜劇》的作者想象出了可以制約孫悟空的方法,這就是“鐵戒箍”和“緊箍兒咒”。

但問題在于,“鐵戒箍”和“緊箍兒咒”是《西遊記雜劇》作者的首創呢?還是另有源頭呢?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3

《雜劇西遊記》

二、從“腦箍”到“戒箍兒”

根據《西遊記雜劇》的描寫可知,“鐵戒箍”對人體的傷害是十分嚴重的。勒緊到一定程度,可以讓人“魄散魂飛”,甚至被“刺死”,這實際上是由一種名為“腦箍”的刑具演變而來。

早在唐代武則天執政時,臭名昭著的酷吏來俊臣、索元禮等就曾動用過“腦箍”這一刑具。将鐵箍套在犯人頭上,在鐵箍和頭皮的空隙加木楔,用鐵錘敲打。

鐵箍越收越緊,受刑者疼痛如刀劈,甚而至于頭顱開裂、腦漿溢出。《舊唐書·來俊臣傳》載: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兇險不事生産,反覆殘害,殘忍荒慝,舉 無與比。

……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複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7]

這兒所說的“鐵籠頭”,就是“腦箍”。唐代之後,腦箍被曆代官府所沿用。如元人鄭廷玉雜劇《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第二折:“好不忍事桑新婦,好不藏情也魯義姑。又不曾麻,下腦箍,你怎麼口聲的就招伏?”[8]

《明史·刑法志二》載: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瑯向皇帝進言,稱“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系,案無新故,動引歲時。……”

嘉靖皇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緻戗民命者,即斥為民,雖才守可觀,不得推薦。凡内外問刑官,惟死罪并竊盜重犯,始用酷刑,餘止鞭撲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筝、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懶杆、不去棱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緻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9]

因為給事中周瑯的進言切中時弊,才引起了嘉靖皇帝的重視。由此不難看出,包括“腦箍”在内的各種酷刑在當時已經泛濫成災。  

明代小說戲曲中不乏有關“腦箍”刑罰的描寫,如《金瓶梅詞話》第四十八回“曾禦史參劾提刑官,蔡太師奏行七件事”中,縣丞狄斯彬審訊疑案,“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闆,俱令收入獄中。”[10]這裡的“箍”應該就是腦箍。

明代湯顯祖《牡丹亭》第四十出“仆偵”:“那鳥官喝道:‘馬不弔不肥,人不拶不直,把這廝上起腦箍來!’”[11]

再如《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寫縣衙的幾個陰捕對無辜者秀童濫施刑罰:

“衆捕盜吊打拶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慌。商議隻有閻王闩、鐵膝褲兩件未試。閻王闩是腦箍上箍,眼睛内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将石屑放于夾棍之内,未曾收緊,痛已異常。

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複蘇者數次,昏愦中承認了,醒來依舊說沒有。”[12]

秀童應當說相當堅強了,但面對腦箍這一刑具,還是無法忍受。可見腦箍這一刑具的殘酷性非同一般。

“腦箍”作為刑具對人的肉體能夠造成巨大的傷害,佛教徒頭上的“戒箍”受其啟發而來,但隻是要求信徒恪守戒律的一種精神威懾。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4

《牡丹亭》

《水浒傳》第三十一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中,張青、孫二娘為幫助武松逃脫官府的追捕,設計讓武松裝扮成行者。

孫二娘說道:“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這裡過,吃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卻留得他一個鐵戒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繐縧,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镔鐵打成的戒刀……”[13]

不難發現,在孫二娘送給武松的衣物中,有三件與《西遊記雜劇》中觀音菩薩送給孫悟空的衣物相同,這就是鐵戒箍、皂直裰和戒刀。

看來,這幾樣衣物是當時“行者”必備的物品。所謂“行者”,是指雖然修行但尚未剃發出家者。皂直裰是為禦寒,戒刀本為“供割三衣之用”,所謂“三衣”,是指僧人穿的三種衣服。

或許因為行者還不是真正的僧人,所以頭上要戴上“戒箍”,時刻提醒行者要恪守戒律。盡管“戒箍”的警示作用是從“腦箍”而來,但對于行者來說,它不過是一種象征而已。

然而,從《西遊記雜劇》到百回本小說《西遊記》,觀音菩薩送給孫悟空的“鐵戒箍”或“緊箍兒”卻具備了“腦箍”和“戒箍”的雙重作用。

《西遊記雜劇》中“鐵戒箍”的威力已如前述,“緊箍兒”的威懾力在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體現的也十分鮮明。

第八回觀音菩薩奉如來佛之命,前往東土尋找取經之人。如來佛授他五件寶貝,其中有“緊箍兒”和“金、緊、禁”三篇咒語。

“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你須是勸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他若不伏使喚,可将此箍兒與他戴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痛,腦門皆裂,管教他入我門來。”[14]

看來如來佛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隻能依靠肉體的折磨迫使妖魔皈依佛教,“眼脹頭痛,腦門皆裂”,顯然與刑具“腦箍”的傷害力相同。黃周星評道:“此箍非頭間之箍,乃心上之箍耳。”[15]

實際上“緊箍兒”是通過對肉體的懲罰達到精神控制的目的。“緊箍兒”帶來的“眼脹頭痛,腦門皆裂”,開始時隻是皮肉之苦,久而久之,便成為對内心的一種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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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 · 《西遊記》

三、從“戒凡性”到禁锢個性

雖然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的“緊箍兒”源于《西遊記雜劇》中的“鐵戒箍”,但兩者仍有明顯不同。

首先,孫悟空重回花果山的原因不同。雜劇中孫悟空見唐僧是個胖和尚,便要吃掉他,然後回花果山。

小說《西遊記》第十四回“心猿歸正,六賊無蹤”中,孫悟空之所以要離開唐僧,是因為唐僧不滿于孫悟空打死了“六賊”,“緒緒叨叨”。

孫悟空“受不得人氣”,不能忍受唐僧的指責埋怨,于是“使一個性子”,一個筋鬥,跑得無影無蹤了。[16]這時的孫悟空頭上還沒有“緊箍兒”的管束,因此能夠為所欲為,率性而動。

第二,雜劇中孫悟空的“凡心”表現為“常有殺人機”,而小說中的孫悟空殺的或是歹徒,如“六賊”等輩;或是僞裝成人的妖怪,如白骨精之流,從未殺害過無辜百姓。

第三,雜劇中觀音菩薩直接出面送給孫悟空鐵戒箍、皂直裰、戒刀等三種衣物,并當着孫悟空将“緊箍兒咒”傳授給唐僧,且明确告訴孫悟空“鐵戒箍戒你凡性,皂直裰遮你獸身,戒刀豁你之恩愛”。

小說中則是觀音菩薩化為“年高的老母”,送給唐僧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和緊箍兒咒。

唐僧哄騙孫悟空說:“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當孫悟空戴上帽子後,唐僧默默地念起緊箍兒咒,孫悟空疼得打滾,那緊箍兒“似一條金線模樣”,緊緊的勒在了頭上。[17]

可見小說中觀音菩薩和唐僧是用欺騙的方式将“緊箍兒”戴在了孫悟空的頭上。

《西遊記雜劇》中“鐵戒箍”的作用是戒除“凡性”,與戒刀豁除恩愛同一功用。按照佛教教義,“戒”是為佛教徒制定的戒規,用以防非止惡,與“定”、“慧”共稱“三學”,為大乘“六度”之一。

據傳釋迦牟尼時已制定戒律,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菩薩戒等。

在《西遊記雜劇》中,因為孫悟空吃人的獸性未改,所以觀音菩薩讓他戴上“戒箍兒”。

觀音菩薩特别叮囑唐僧:“但欲傷你,你念緊箍兒咒。”也就是說,隻有當孫悟空傷人的獸性發作時,唐僧才應當念“緊箍兒咒”。但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緊箍兒”的功用則發生了變化,成為管束、威吓、懲罰孫悟空,從而制約其個性的有效工具。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6

《西遊記雜劇》

小說《西遊記》中“緊箍兒咒”又名“定心真言”。“定心”與佛教三學之一的“定學”相關。

“定”指“心專注一境而不散亂的精神狀态,佛教以此作為取得确定之認識、作出确定之判斷的心理條件”。

《大乘百法明門論忠疏》說:于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智依為業,謂觀得失,俱非境中,由定令心不散,依斯便有決擇智生。”

“定”有兩種,一謂“生定”,即人們與生俱有的一種精神功能。一謂“修定”,指專為獲得佛教智慧或功德、神通而修習所生者。在中國,“定”往往與“禅”連稱,重在“修心”、“見性”。[18]

“真言”與佛教密宗相關。“密宗”又稱“密教”、“真言乘”、“金剛乘”等,自稱受法身佛大日如來深奧秘密教旨傳授,為“真實”言教,故名。

一般認為是七世紀以後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與印度教相結合的産物。中國密教雜密經典早在魏晉時期即有譯介,并一直流傳不斷。

唐開元四年(716)善無畏帶來《大日經》,四年後金剛智及其弟子不空傳入《金剛頂經》,從而輸入了密教,成為中國佛教宗派之一。

該宗派認為如果衆生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結印契(特定的手勢)、口誦真言(咒語)、心觀佛尊,就能夠使身、口、意“三業”清淨,與佛的身、口、意相應,即身成佛。其中的口誦真言,也就是“咒語”的來源。[19]

然而,不難看出,小說《西遊記》中的“定心真言”即“緊箍兒咒”并未嚴格符合上述教義。

每當唐僧念動“緊箍兒咒”時,并非因孫悟空傷人的“凡性”而起。恰恰相反,大多時候都是因為孫悟空個性鮮明、堅持己見所緻。

不妨列舉數例:第三十八回為救烏雞國國王,孫悟空哄騙八戒下到井裡,将死去三年的國王背了上來。八戒惱怒在心,向唐僧謊稱孫悟空能夠救活國王,挑唆唐僧念起了“緊箍兒咒”。

孫悟空哄騙八戒固然有其頑皮的一面,但其目的卻是為了救人,并無惡意。

第四十回孫悟空識破了紅孩兒的詭計,幾次将唐僧從馬上推下來。這種舉動雖然有些魯莽,但用意卻是為了保護唐僧。唐僧不但不感謝,反而認為孫悟空戲弄他,又要念“緊箍兒咒”。

有時孫悟空行為的确有些過火,但即使他承認了錯誤,唐僧仍然毫不留情。

第五十六回“神狂誅草寇,道昧放心猿”中,唐僧師徒四人被二三十個強盜追趕,孫悟空把他們打得“星落雲散”。唐僧“見打到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

孫悟空又把一個賊人的首級拿給唐僧看,“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20]

唐僧還不罷休,執意要将孫悟空趕走。緊接着第五十七回“真行者落伽山訴苦,假猴王水簾洞謄文”,孫悟空雖然再三向唐僧保證不再行兇,唐僧“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兒咒。颠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裡有一寸了深淺”。[21]孫悟空隻好向觀音菩薩求情。

還有幾次是以“緊箍兒咒”來要挾孫悟空,第七十一回孫悟空降伏了怪犼後,将三個紫金鈴藏了起來。

觀音菩薩讓孫悟空交出,不然就念“緊箍兒咒”,孫悟空立即将紫金鈴交還。第九十四回天竺國王有意招唐僧為驸馬,孫悟空勸唐僧應允。

唐僧“越生嗔怒”,以念“緊箍兒咒”讓孫悟空閉嘴。第九十六回寇員外盛情挽留唐僧師徒四人,八戒也勸唐僧多住幾天,孫悟空和沙僧在一旁忍不住笑起來。

唐僧責怪孫悟空:“你笑甚麼?”就要念“緊箍兒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萬莫念,莫念!’”[22]顯然,“緊箍兒咒”已經成為禁锢個性的有效工具。

如來佛曾傳授給觀音菩薩三個緊箍兒,除了收伏孫悟空外,另外兩個分别收伏了熊罴怪和紅孩兒。值得注意的是,熊罴怪和紅孩兒都神通廣大、個性十足。第十七回觀音菩薩對孫悟空說道:“那怪物有許多神通,卻也不亞于你。”[23]

雖然觀音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卻把一個箍兒,丢在那妖頭上”。但“那妖起來,提槍要刺”,毫不懼怕。這時,觀音菩薩“将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丢了槍,滿地亂滾”。[24]

在“緊箍兒咒”的威逼下,熊罴怪隻得皈依觀音菩薩,成為守護落伽山的守山大神。這時孫悟空開玩笑說:“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就念上他娘千遍!這回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帳!”[25]

孫悟空的話語裡面暗含着譏諷,表現了對觀音菩薩自私虛僞的不滿。

在取經路上的衆多妖魔中,“聖嬰大王”紅孩兒應當是魔力最強者之一,也是最難降伏的妖魔之一。

他的“三昧真火”連龍王也無法澆滅,讓孫悟空連吃幾次敗仗。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敗,木母被魔擒”中,孫悟空對八戒、沙僧說道:“這妖精神通不小,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26]

八戒誤将紅孩兒認作觀音菩薩,又被紅孩兒捉去,孫悟空隻好向觀音菩薩求救。第四十二回“大聖殷勤拜南海,觀音慈善縛紅孩”中,紅孩兒并不把觀音菩薩放在眼裡,“望菩薩劈心刺一槍來”。“觀音菩薩化道金光,徑走上九霄空内”。

紅孩兒冷笑道:“潑猴頭,錯認了我也!他不知把我聖嬰當做個甚人。幾番家戰我不過,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卻被我以槍,搠得無形無影去了,又把個寶蓮台兒丢了。且等我上去坐坐。”

紅孩兒坐上寶蓮台後,觀音菩薩施展法力,将寶蓮台變為刀尖,紅孩兒隻得表示願意皈依法門。但當觀音菩薩将他放出後,他綽起長槍,又向菩薩劈臉刺來。

觀音菩薩取出金箍兒,迎風一晃變為五個箍兒,套住了紅孩兒的頭與四肢。又念起“金箍兒咒”,紅孩兒疼得“搓耳揉腮,攢蹄打滾”。即使如此,他還要挺槍去刺挖苦他的孫悟空。[27]

可見觀音菩薩收伏妖魔,是通過懲罰肉體達到禁锢個性的目的。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7

《西遊記》

四、從禁锢個性到“求放心”

由以上論述可以得知,孫悟空及其前身的反抗精神和桀骜不馴的性格有一個發展演變過程。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的胡人石槃陀出于個人安危的考慮,對保護唐僧取經左右搖擺,猶豫不決,最終選擇了放棄。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比唐僧還要小心謹慎,途經西王母池時,他說“我八百歲時,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也。”

唐僧說:“願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吃。”他回答道:“我因八百歲時,偷吃十顆,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來到西王母池前,唐僧隻問了一句:“此莫是蟠桃樹?”他趕忙說:“輕輕小話,不要高聲!此是西王母池。我小年曾此作賊了,至今猶怕。”[28]

結果還是被西王母輕易拿下,配至花果山紫雲洞。因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和反抗精神,因此“緊箍兒”及“緊箍兒咒”也就沒有必要出現。

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中孫行者的個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十足的野性,他初次見到唐僧便想将其飽餐一頓,這與其他妖魔鬼怪完全一緻。他俨然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妖猴,正如他本人所說:

“一自開天辟地,兩儀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費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嶽鬼兵嗔,六合乾坤混擾,七冥北鬥難分,八方世界有誰尊,九天難捕我十萬總魔君。

……喜時攀藤攬葛,怒時攪海翻江。金鼎國女子我為妻,玉皇殿瓊漿咱得飲。我盜了太上老君煉就金丹,九轉煉得銅金鐵骨,火眼金睛。……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顆,仙衣一套,與夫人穿着。”[29]

面對這一妖猴,李天王也無可奈何,隻能對觀音菩薩感歎道:“這厮神通廣大,如何降伏得他。”[30]

他的這種野性與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的孫悟空相比,顯然缺乏某種精神因素。他未與玉皇大帝一争高下,也沒有自封為“齊天大聖”,更沒有喊出“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驚世之語。

他的野性表現為“常有殺人機”的“劣心腸”,因此觀音菩薩的“鐵戒箍”從肉體上對其實行懲罰,雜劇作者顯然是非常贊同肯定的。

《西遊記雜劇》創作于元明之際,程朱理學是這一時期社會文化思想的主流。以“鐵戒箍”來制約孫悟空的“凡心”、“野性’,與程朱理學的主張相一緻。

從《西遊記雜劇》的描寫也可看出,唐僧隻念過一次“緊箍兒咒”,是為了驗證“緊箍兒咒”是否靈驗。此後,唐僧從未因為孫悟空剿滅妖怪而随意念動“緊箍兒咒”。

這就是說,“鐵戒箍”和“緊箍兒咒”對孫悟空的精神制約已經成功。如果唐僧反複念“緊箍兒咒”,反而降低了其應有的威力。

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個性要複雜得多,簡而言之,前七回充分表現了他放縱不羁的個性特征。

他既不像《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那樣膽小怕事,也不像《西遊記雜劇》中孫行者那樣一味蠻幹,他攪亂三界是為了滿足自己那不可窮盡的欲望:

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類盡除名”寫孫悟空鬧龍宮借兵器、鬧冥界銷名号,第四回“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甯”寫孫悟空鬧天宮要與玉皇大帝平起平坐,都極為鮮明地揭示出了這一特征。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渲染孫悟空的欲望有着深刻用意,并非僅為肯定孫悟空的反抗與自由意識。因為緊接着小說便寫孫悟空在五行山下等待五百年,一旦遇見唐僧,便高興地大喊:“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31]

清初文人黃周星在第三回回前評道:

“篇中忽着‘放下心’三字,是一回中大關鍵。蓋心宜存不宜放,一存則魔死道生,一放則魔生道死。……此心才一放下,便有六怪相随而來。……心既為六賊所迷,又安得惺惺如故?于是,樂而醉,醉而睡,睡而勾死人來矣。神昏意亂,樂極悲生,此又‘放心’之大效驗也。”[32]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第四回回後總評中說道:“定要做齊天大聖,到底名根不斷,所以還受人束縛,受人驅使。畢竟并此四字抹殺,方得自由自在。”[33]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8

《明儒學案》書影

這兩位不同時代的評論者都表明了同一觀點,即必須收回那顆“放縱之心”才能修成正果。

《西遊記》正是基于這一理念,才将孫悟空置于全書之首,并以前七回非常情晰地勾畫出了孫悟空由“放心”到“定心”的過程。

但是“定心”不是對個性的禁锢,目的在于“求放心”、“緻良知”, 所以還必須經過八十一難的反複磨練,即所謂“修心”。按照心學的主張,“修心”依靠的是内心的自覺,而非外力的逼迫。

明代心學的肇始者陳獻章(1428-1500)和心學的集大成者王守仁(1472-1529)都力主此說。陳獻章被黃宗羲譽為“獨開門戶,超然不凡”[34],他繼承了南宋陸九淵心學的本體論學說,創造了以個體人生為世界主宰的本體觀,以此與程朱理學相區分。

他主張心是本體,認為心、道之間存在着本質聯系,道體現為心。因此,以個體自我之心,可得道之本體。

陳獻章的學說在當時雖未得到朝廷的承認,但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響卻逐漸擴大,正如黃宗羲所說:“有明之學,至白沙(陳獻章世稱白沙先生)始入精微,其吃緊功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35]

王守仁的心學思想正式形成于正德、嘉靖年間,他批評朱熹的“格物”說分裂了“心”與“理”,導緻了學問與修養的分離,于是他在陸九淵“心即理”說的基礎上進而論道:“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隻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36]

“緻良知”是王守仁全部思想的集中和概括,表達了他的心學宗旨。他說:“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緻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緻,此聖愚所由分也。”[37]

他所說的良知,是每個人獨立人格與自我意識的表現,“緻良知”就是發揮自我意識的作用。其具體方法則可歸納為一靜一動,既要息除念慮,專注于内心,又要“事上磨煉”,在心體上下功夫。

嘉靖年間,王守仁的心學思潮占據了主導地位,正如《明史·儒林傳序》所稱:“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别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38]

關于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成書時間,學術界雖然存在争議,但從嘉靖、萬曆間人周宏祖的《古今書刻》已著錄有“魯府”和“登州府”刊刻的《西遊記》來看[39],其成書時間應不晚于萬曆初年。

也就是說,這部小說問世時,王學已成為社會主要思潮,而王學左派尚未形成。因此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創作主旨帶有鮮明的心學色彩,全書通過孫悟空由“放心”而“定心”,由定心而“修心”,形象化地表明了心學的主張。

《西遊記》第十四回寫孫悟空從五行山下被唐僧解救出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滅“眼看喜、耳聽怒、鼻嗅愛、舌嘗思、意見欲、身本憂”等“六賊”。然而這一舉動卻遭到了唐僧的指責,悟空“按不住心頭火發”,一個筋鬥便離開了唐僧。聽龍王講了“圯橋進履”的故事後,他沉吟半晌,回心轉意,決定重回唐僧身邊。

孫悟空之所以離開唐僧,不是對取經心存疑慮,更不是因為要吃唐僧,而是不願受人管束。

為了控制悟空這種桀骜不馴的個性,小說作者在以往“鐵戒箍”的基礎上,讓觀音菩薩給悟空戴上了“緊箍兒”,并傳授給唐僧《定心真言》。

悟空被“緊箍兒”束縛住後,“心上還懷不善,把那針兒晃一晃,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手”。聽說這是觀音菩薩的主意時,他還要上南海打觀音菩薩。

隻是因為懼怕觀音也會念“緊箍兒咒”,這才“死心塌地,抖擻精神,束一束錦布直裰,扣背馬匹,收拾行李,奔西而進”。[40]

可見作者對觀音菩薩的做法持一種矛盾态度,既對悟空個性遭受壓制表示不滿,又對悟空能夠收斂自我表示贊同。從小說情節的進展來看,每當唐僧念《定心真言》時,又總是冤枉了悟空。

這不僅是為了諷刺唐僧是非不辨、冥頑迂腐,而是要通過“緊箍兒”和“緊箍兒咒”告訴人們,修心不能完全依賴于禁锢個性的強硬措施,更需要内心的自覺。

試看,每當唐僧不分青紅皂白念緊箍咒時,悟空嘴上雖說不敢了,但内心并不服氣,他那降妖伏魔的行動也并未因此而停止。

因此小說中的“緊箍兒”和“緊箍兒咒”作用十分明顯,一方面對禁锢個性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又表現了對“求放心”的肯定。

西遊記四人在團隊中的位置(王平西遊記)9

本文作者 王平 教授

注釋:

1、[唐]慧立、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見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頁。

2、4、5、[宋]無名氏《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見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156、160頁。

3、王國維《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見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頁。

6、[明]楊景賢《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雜劇》,見《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文學古籍刊行社1953年版。

7、[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來俊臣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288-3289頁。

8、[元]鄭廷玉《包待制智勘後庭花》,明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9、[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15頁。

10、[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香港太平書局影印明萬曆本,第1139頁。

11、[明]湯顯祖《牡丹亭》,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190頁。

12、[明]馮夢龍《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123頁。

13、《水浒傳》,山東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2頁。

14、16、17、20、

21、22、23、24、25、26、27、31、 [明]吳承恩《西遊記》,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92、175、178、692、695、1150、215、217-218、218、506、520-522、165頁。

15、[清]黃周星《西遊記》第十四回回前評,見吳承恩《西遊記》,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頁。

18、19、參見杜繼文、黃明信主編《佛教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229、36-37頁。

28、[宋]無名氏《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頁。

29、30、[明]楊景賢《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雜劇》第三卷第九出,見《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文學古籍刊行社1953年版。

32、[清]黃周星《西遊記第三回回前評》,見吳承恩《西遊記》,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頁。

33、[明]李贽《西遊記第四回回後總評》,見吳承恩《西遊記》,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頁。

34、[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首《師說•陳白沙獻章》,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

35、[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白沙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8頁。

36、[明]王守仁《傳習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37、[明]王守仁《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頁。

38、[清]張廷玉等《明史•儒林傳序》,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222頁。

39、[明]周宏祖《古今書刻》,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頁。

40、[明]吳承恩《西遊記》第十四回“心猿歸正,六賊無蹤”,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頁。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刊于《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4期。由西遊記學刊公衆号首發,轉發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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