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金融的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監管政策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監管是市場發展的一部分，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定與監管智慧相關。”12月12日，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在三亞·财經國際論壇上表示：“中國（數字金融）有今天的成績，監管非常不容易，因為必須在鼓勵創新實施、助益經濟發展以及防範風險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陳龍認為，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相互支持，螺旋上升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一個亮點，也正在構成未來的雙循環：在内循環方面，數字消費和技術驅動成為産業升級的重要支柱；在外循環方面，它們也會在中國的全球競争當中發揮作用。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通過視頻連線參加“三亞·财經國際論壇”

以下為陳龍教授的發言和現場互動實錄：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如果能長期健康發展，一定同這個國家金融體系的支持分不開。因此，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的快速茁壯成長，銀行體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來到這裡，同三位最好的銀行家讨論的主題，應該是金融科技的現在和未來。在提出觀點之前，我需要申明，首先，我不代表哪一家企業，而隻代表我自己。其次，我希望我講的每個觀點都是基于事實，而非我的主觀意願。

第一，既然今天我們讨論金融科技，我們首先應該為中國金融科技發展态勢确認一個基調。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是，中國數字金融發展處于世界前列。

大約兩年前，《經濟學人》有過一篇文章，專門講中國的金融科技。其中提到，中國金融上一次被世界記住的是算盤，這一次是金融科技。對于一個傳統上不以金融體系發達而著稱的國家，這應該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成績。我也身兼IMF的金融科技高級顧問，并同很多全球機構包括國際清算銀行讨論過。我認為，世界對中國金融科技發展的共識是廣泛存在的。

我們和大部分國家的差别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過去我每年都去美國，參加他們的金融科技讨論，發現很多人讨論的如區塊鍊等等，也就停留在總體上還沒有規模化的未來。而中國在過去十年中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數字經濟也随之獲得了快速發展。大約在2009年時，網絡消費隻占中國零售消費的1%左右，到去年已經超過了25%。也就是說，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一個宏觀現象。中國經濟不但越來越被消費拉動，而且是被數字技術驅動的消費拉動。

中國絕大部分成人都在使用移動支付了。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相互支持，螺旋上升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一個亮點，也正在構成未來的雙循環：在内循環方面，數字消費和技術驅動成為産業升級的重要支柱；在外循環方面，它們也會在中國的全球競争當中發揮作用。我們不應低估中國金融科技取得的成績。

第二，絕大部分成人很方便地使用移動支付，數字金融越來普及，一定是因為數字技術解決了一些金融的核心挑戰。在我看來，金融自古以來就有兩個大的挑戰，一是信息不對稱，信息成本高，很難規模化，剛才秦曉老師談到了這個問題。自古以來，絕大部分個人和小微企業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和服務。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信息，很多時候金融是空轉，花很多時間讨論套利和賺錢，和實體經濟相對分離。剛才講到的尤努斯教授和格萊珉銀行，非常值得尊重，但是很難規模化，因為信息成本太高了，這是金融的本質挑戰。

所以我覺得，中國數字金融如此普及，是因為它至少解決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經濟本身的數字化緩解了信息不對稱，令小微企業和消費者有可能獲取數字金融服務；其次，信息數字化幫助構建了一個可以做風險甄别的信任機制——之前各位提到了現在很多借貸暴雷、信用評級失靈的現象，突出反映了我們需要真正的有市場競争力的信用體系；第三，數字技術結合數據帶來了實時的風控能力。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總結金融危機的教訓時說過，回頭看，金融實際上需要三種科學能力。第一是和經濟學相關的風險甄别能力，第二是機制設計的能力，第三是管理的能力，即實時風控的能力。後兩者在金融危機期間是失靈的。

今天因為有了實時數據，金融風控能力有了比較大的提升，從而緩解了金融的本質問題。一方面是知道了實體經濟的需求來自于什麼地方，能夠提供及時的服務；另一方面因為數據是相對真實、實時的，能夠做好實時的風控。因為這個能力，風險甄别、風控模型調整以及金融産品調整都可以實時進行，多頭實施，這在以往是很難想象的。所以今天的金融與實體經濟和實時數據結合，提升了可持續的金融能力。

我講兩個具體的證據。首先，支付行業裡有一個标準叫資金損失率。我記得中國傳統的卡資損率是約萬分之二的水平，而現在移動支付的損失率低于百萬分之一。所以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人因為使用移動支付而受到資金損失，因為概率太低了。不是說隻有第三方支付能做到這一點，銀行的移動支付也做得更好了，就是因為現在的數據維度不一樣了，而且是實時到。我們知道誰在支付，他的賬戶裡、手機裡有沒有足夠的錢，他是不是在一個正常狀态做支付，所以風控能力有了一個本質性的提升。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乞丐也可以用二維碼行乞。風控能力帶來了金融的平民化。

其次，小微企業最大的難點是沒有抵押品。金融借貸幾千年來大部分情況下都需要抵押品，因為沒有信息，所以使用抵押品。我不認識你，不懂你，但如果你押一百塊錢，我可以借給你五十塊錢。但是今天，因為數字技術，可以讓很多小微企業和個人，在沒有抵押品的情況下獲得金融支持。用諾貝爾經濟學家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教授——他也是羅漢堂的一位學術委員——的話來說，信息是數字時代的抵押品。金融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但是能力和可獲得性改變了。

第三，不應把金融和科技對立起來。實際上每一輪技術革命都是産業與技術結合，的數字技術也是如此。比如說蘋果、谷歌、百度、亞馬遜、淘寶、京東、滴滴，它們到底是科技公司還是産業公司？它們是運用數字技術為産業服務的。是不是科技公司，取決于科技是否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用微軟CEO的話來說，未來每一個公司都是科技公司。

第四，我認為金融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應該叫開放金融。開放銀行的概念是歐洲人提出來的，歐洲監管者的初衷，是希望銀行更加向金融科技開放。而在中國，由于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滲透率更高，更加普及，實際上金融已經處于相對開放的狀态了。

舉一個例子，美國有一個信用評分叫FICO，美國95%的人都有，絕大部分銀行都用這個信用評分，這就是一個基于數據的風險甄别能力。銀行可以用它來為新用戶提供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我認為就像将來的商業是開放商業一樣，将來的金融也會是開放金融。不同機構的能力很不同，它們應該是互補的，可以合力服務好客戶。

第五，回到今天的話題——監管和金融科技。在中國開放的數字金融的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監管政策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監管是市場發展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定與我們的監管智慧相關，必須一起發展。中國有今天的成績，監管非常不容易，因為必須在鼓勵創新實施、助益經濟發展以及防範風險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2004年已經有第三方支付出現，央行一直給予指導，但是出台和完善正式的第三方支付管理條例大概是在2011、2012年，經曆了一個很長的嘗試階段。這個寶貴的創新空間，帶來了中國數字經濟、數字金融的繁榮，我覺得監管的智慧功不可沒的。

金融的本質是不變的，但金融的能力是可以改變的，它的做法和協同方式也是可以改變的。可以說，金融科技的未來屬于大家，屬于每一個金融消費者，每一個有真實金融需求的人和企業，每一個服務金融的機構，也屬于監管者。這是我們一起讨論的意義。

現場互動：

主持人：我想問一個問題，假設你代表科技公司，而你現在變成監管者了。你能不能舉出三個方面，是金融科技公司應該受到監管的？

陳龍：我們不需要讨論有沒有風險要不要監管。金融的本質是不變的，過去每次出事都是這樣幾個事：第一是融資者往往信息不對稱；第二是投資者經常貪婪短視，包括我母親，已經八十多歲了，但聽說回報率很高可能就會義無反顧地沖進去；第三是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問題，因為金融風險的發生是滞後的，中介在賣金融産品的時候，可能真心覺得沒有風險。

過去上百年，整個金融監管體系的演變都是針對這三種角色可能出現的問題，我不認為這在今天會有任何改變。所以金融當然是需要監管的。這并不是現在才說的，在過去幾年中，我從來沒有熱情地支持過P2P，因為覺得是有風險的。我特别支持創業者，也希望大家得到普惠金融，但是不能違反金融的邏輯。我們要圍繞着風險本質去監管，圍繞功能去監管，但不見得隻能局限于原有的機構形态。數字技術正在改變金融服務的協同方式，所以希望各方一起坐下來，找到一個合适的監管方式。要讨論的不是要不要監管，而是讨論如何監管，監管的本質是什麼，而在這一點上金融與技術是可以一起讨論的。

怎樣監管需要很大智慧。這裡各位都是最好的銀行家，金融本質上必然有風險和不定性。金融不是為了消滅風險，而是為了找一個合理的機制，讓合适的人承擔和駕馭風險。舉一個例子，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在1934年推出了一個金融分業法案，就是覺得混業可能出事。後來到1990年，美國把那幾個法案又都廢除了。因為在半個世紀中，美國的銀行受到限制，整個行業都落後了，全世界前十名的銀行已經沒有美國的銀行了，而且沒有證據表明分開更加安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有的部分又被要求分離。如何分、如何合實際上是一門藝術。

關于金融風險的周期性我補充一點證據。其實中國的金融科技已經經曆過好幾次系統性沖擊了。大家還記得幾年以前的現金貸嗎？當時一批打着金融科技名字的機構，貸款年化利率超過100%，貸款違約率超過50%，那批基本上死掉了。再舉一個P2P的例子，中國的P2P也基本沒有了，當時這些企業也聲稱能夠基于技術和數據做風控。還有今年新冠疫情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所以實際上中國已經經曆了幾次波及行業的沖擊，其中不同機構的風控能力表現差别非常大。

過去幾百年的科技史就是一部焦慮的曆史。技術在在改變人類命運同時，也帶來很多焦慮，這不奇怪。我覺得我們一方面要擁抱科技，因為它真的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東西，但同時我們也要防範風險和負面的東西。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初心，尤其這次的數字革命，帶來了一個非常大的普惠的力量，可以讓很多人受益。手機普及了，使用金融科技産品最早最多的人并不是最富有的人，我們要記住這個普惠的力量，我們要關注不均，要推動整個社會一起繁榮，守住普惠增長的初心。此外，我們也要擁抱監管，要傾聽銀行家們帶給我們的智慧。我非常贊同我們一起去讨論，隻有這樣，所有人才能受益。降低擁抱技術的成本，應該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2020三亞·财經國際論壇由《财經》雜志、财經網、《财經智庫》、《證券市場周刊》聯合主辦，于2020年12月11-12日在中國海南舉行，論壇主題“後疫情時代的應對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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