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龐驚濤

　　3.安定中學堂招生了

　　現在，再次回到詩人袁枚曾經住過的葵巷，會發現：這條在杭州曆史上并不起眼的街巷，實際是杭州很多大人物和大事件的見證者。

　　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的秋天，它還将見證一個大事件的誕生。

　　幾個月前，清政府全權談判大臣奕劻、李鴻章，在北京與英、美等十一國公使簽訂了《辛醜條約》。彼時，作為杭州人的胡乃麟尚在湖北經商。他憂心國家前途和民族未來，乃投書杭州俊彥陳叔通，詢問救世救時之道。陳叔通其時雖隻有26歲，但少年老成，眼界寬闊，深知國家民族之前途，乃在于教育維新。而商賈報國，興學乃是首選。

　　于是一番動曉，勸服胡乃麟父子買舟而下，回杭州共商興學大計。

　　胡乃麟父子行前，杭州耆老、曾任貴州學政的楊文瑩即向浙江巡撫任道镕陳情，許以葵巷原敷文書院講廬作為開辦新式學堂的基礎。任道镕雖已到杖朝之年，但人是清醒而開通的，對胡乃麟一支出于胡雪岩家族的财富實力以及實業報國的一貫行為也十分了然，自然對這個動議沒有否定的理由。

　　胡乃麟父子到杭州不久，稍作安頓之後，就在杭州地方士紳的陪同下到葵巷考察。

　　“如我沒有記錯，胡先生家族應出自北宋理學家胡瑗一脈。”寒暄一過，陳叔通便問道。

　　“後輩不才，仰賴先祖之德，隻是可惜未能繼承遺志，幹了這經商的營生。”胡乃麟呵呵一笑道，話語中大有慚愧之意。

　　“先生何須汗顔，今日主動捐資興辦新學，不正是繼承安定先生教育遺志嗎？”陳叔通安慰道。

　　“話雖如此，到底和先祖學術示範不可相提并論。助學隻是資本出力而已，而真正的學高為師，我們這些隻懂經商的後輩，是做不到了。”胡乃麟又是一聲歎息，說話時，他同時看向兒子胡煥，那眼神裡，有勉勵，也有切責。

　　“先生不必擔心，我已給你物色了一個合适的人選。”陳叔通說，“這個人先生或許聽說過，也是杭州人，是求是書院教習，中西學問都有，年前新辦《杭州白話報》，影響很大呢！”

　　數人在葵巷現場踏勘，吸引了不少圍觀的杭州市民。何處建學堂？生員規模多大？教授哪些西式課程？既是規劃，也是暢想。約略聽得大體消息的一位市民還當場來問胡乃麟：“這位大人，小老敢問，這所新學堂，窮人家子，可否來讀？”

　　他見這一幹人等衣飾非凡，雖沒有衛兵開道護衛，但仍然有威儀，其中的胡乃麟，被圍在中央，定是出來微服私訪的父母官了，所以鬥膽上前詢問。

　　這一問，倒讓胡乃麟生了個不大不小的尴尬。答呢，自己算是承認自己是大人了；不答呢，又當面讓杭州父老下不來台，答與不答，委實難辦。

　　猶豫之際，倒是一旁的陳叔通眼明嘴快，他代胡乃麟答道：“既辦新學堂，當然要有新思維。但凡是适齡學生，不分貴賤，都是要招錄的。”

　　方說着，突見一着新式服裝的青年疾步向衆人走來。陳叔通忙笑着對胡乃麟道：“‘曹操’來了。”

　　這青年和陳叔通年齡仿佛，卻别有一番朝氣，正是陳叔通欲向胡乃麟引薦的維新派人物代表項藻馨，因他字蘭生，陳叔通便稱他蘭生：

　　“蘭生正當青壯，又通曉西方教學理念，正是新辦學堂合适的監督人選。”

　　項藻馨聽陳叔通誇贊，也并不客套地遜謝，而是當着衆人的面，發了一番宏論：“所謂少之所習非壯之所用，這話是我早年說的，并不單純批評官員出身，而是從大處着眼，思考國家教育的弊端所在。為今之計，是既要官當其材，更要事核其實。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辦實事求是、培養為國家所用的人才更重要的事了。”

　　“項先生高見。隻是如何落實這一個實字？”胡乃麟這一問，或許也有考的意思吧。

　　“我們中國人閉目塞聽久矣，但總有一些人在努力睜大眼睛看世界。諸位實在不知道，西方國家的教育已經是怎樣的一番模樣，我們還停留在文以時文八股、武以弓矢刀石的階段。所以但凡與西人交兵，莫不慘敗。反思其中問題，正在我們的教育‘虛浮’。我以為，所謂實，要在經世緻用，實際需要，西國之教育模式，近來通過傳教士傳習、翻譯文獻紹介，已漸為國人所知。至于那些因各種原因留在我國的西人，其實大都可以擇而為良師，不必單從舊的書院講習裡選取。我們要拿來主義，是因為人家畢竟領先于我們。我們也并不需要客氣，因為這畢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我們今天不拿來，難道還等着西人再一次用槍炮把我們打醒？”

　　一番話說得衆人沉默不語。國弱民貧，這是這些年大家都親生經曆了的。洋槍大炮對弓馬刀石，這樣的場景看上去滑稽，想起來怆痛，一個國家積貧積弱到這個地步，焉能不時時處處挨打受氣。知識無國界，那些國人較少接觸到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會聚變産生出驚人的生産力，從而推動一個國家從整體上顯得更有力量，這就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倒逼：繼續八股時文，繼續挨打受氣；拿來改造推廣，假以時日，便有了平等對話的能力。

　　葵巷考察回來，胡乃麟和項藻馨又有了幾次交談，對新辦學堂的想法也越來越成熟。胡乃麟已經下定決心，以自己多年經商所積累的财富中，拿出銀洋68000元，作為辦學基金。其餘聘名師、招生徒、定學規的事宜，就全權委托項藻馨。

　　大計既定，便需踐諾守約。項藻馨是維新人物，胡乃麟又多有商海經曆，兩下商議，便在衆人見證下，按照新式思維，簽訂辦學合同。

　　“先生先祖籍出安定，又有安定先生教育示範在前，新學堂就叫安定中學堂吧。”合同簽畢，項藻馨提議道。

　　衆人道好，胡乃麟自然也就不推辭。“學堂重在務實，還要勞煩監督定個校風，以安師生。”胡乃麟補充道。

　　“我早已經想好了，就是‘務實質樸、紮實有效’八個字。”

　　“八個字就有兩個‘實’，第一個‘實’是學風，第二個‘實’是教風。師生都務實，學堂乃安定；學堂安定，杭州乃安定；杭州安定，中國必安定。”項藻馨的補充解釋，已經有了強烈的革命情緒。也難怪，在他的這種氣質影響下，日後的安定中學堂，果然帶出來了無數為國家興旺、為民族發展而前赴後繼的革命者。

　　但是，項藻馨高昂的革命情緒還沒有降下來。他吩咐人備好紙筆，他要當仁不讓，為這新學堂未來的師生們，題一幅振聾發聩的聯語。

　　筆墨既備，但見項藻馨筆走龍蛇，衆人跟着他的書寫，一同朗聲念道：

　　“是社會中堅，是國民先導，責任重丘山，我輩敢虧職守？正成德年齡，正達才時候，光陰争頃刻，諸生毋自蹉跎！”

　　有抱負、有理想、有責任、有期待，更有新式學堂的創新思維。胡乃麟明白，這個學校的“校長”應該是選對了。

　　次年6月，在浙江省和杭州府的兩級政府首腦的支持下，因為胡乃麟充足的資金支持，安定中學堂正式招生開學。學校規定3年内完成學業的學生，可直接送京師大學堂預科肄業。

　　似乎是一種呼應，前一月，英國人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撫岑春煊共同創辦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堂由此成為繼京師大學堂之後，第二所國立大學堂；

　　緊随其後，張之洞在湖北武昌創辦湖北師範學堂。師範課程，除普通學外，另加教育學、衛生學、教授法、學校管理法等科，日課以8小時為率，專門培養中小學教習。

　　而早在這一年的三月，蔡元培、蔣智由、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以借辦教育之名推進革命。到了這一年冬，中國教育會在上海正式，開始了改良教育的偉大曆程。

　　到了這一年的七月十二日，由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進呈的《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章程》以及《蒙學章程》六件關系教育的文件由清政府頒行，由國家總其綱領的中國近代學堂教育體系由此形成，而由商人胡乃麟資助建立的杭州安定中學堂，成了地方近代教育體系先行先試的一個樣闆。

　　安定中學堂，就是今天的杭州第七中學。

　　作者簡介

　　龐驚濤，四川南充人，居成都。自署雲棲閣主，号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成都市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錢學（錢锺書）研究者，蜀山書院山長。有《啃錢齒餘錄—關于錢學的五十八篇讀書筆記》、《錢锺書與天府學人》等著作。現供職成都時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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