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對“資本主義”，從那段歲月裡走出來的人們，還百感交集，但在本質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是反特權、反等級制的。

　　“因為經濟如水，隻有去除種種堤壩和障礙，在平等和自由的條件下，經濟要素才能流動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當西方這些自治城市茁壯成長之後，可以聯合起來挑戰國王們的政治權威，此外，城市商人們還可以憑借手中的巨額資本獲得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權力，讓那些窮困潦倒的國王和貴族，不得不在他們面前卑躬屈膝。國王需要向他們借錢購買武器，打服不聽話的政敵，而且在借錢的時候，需要擔保和抵押。

　　這顯然在秦漢之後的中華文明中是很難想象的。不要說自然經濟很難産生商業活動，對那些難得有點影響力的商人，專制出于維護政權的需要，也會有意打壓。在中華文明中，士農工商的排序，喻示着商人在中國的卑微地位。中國古代很多商人，大多是依附權力生存，像胡雪岩那樣，成為“紅頂商人”。

　　【圖說：胡雪岩紅時風光一時，但死時也格外落魄】

　　一 我在寫作《甯波幫》時，也曾關注到上海的一幫商人，在20世紀之初多次提議，創設上海城廂内外總工程局，把上海那些還屬于政府管轄的地方管理起來。該工程局肯定不是官辦，而是集中商人階層以及其他社會力量來辦事，“以此立自治之基。”甚至，著名的江浙商人李平書還以馬路工程局官辦腐敗為由，申請改為紳辦。正是得益于此，“上海城廂開始了大規模的市政建設，修建了道路橋梁，接通了電燈自來水……用‘新聞聯播’體說，上海城廂總工程局對改善華界的市政設施，提高綜合管理的文明程度，縮短華界與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勳。”

　　他們之所以能這麼做敢這麼做，一方面是因為清末民初，政權松弛。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商人崛起，成了各大政治團體都得仰仗的力量。另一方面則是上海本身，因為是租界之地，所以地位特殊，及思想相對開放。但不得不說，和西方持續的城市自治相比，中國商人好不容易有所表現，但很快就成了昙花一現。

　　所以，盡管在明清時期甚至更早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按照“平等”和“自由”的條件，這些經濟表現顯然夠不上“資本主義”。

　　與此同時，中國城市也與西方絕然不同。馬克斯韋伯指出：在統一的共同體意義上，西方世界之外不存在城市。在歐洲中世紀，城市的明顯特征是具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自治的行政。在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參與選擇行政官員的意義上，個人是公民。在政治共同體的意義上，西方之外沒有城市。

　　二 隻有理解了歐洲的“封建”，以及自治，你才能理解當年隻有靠填海才能獲得可憐面積，人口隻有150萬左右的低地國家荷蘭，為什麼會被馬克思贊譽為“海上第一強國”。原因就在于，荷蘭的地理條件除了非常适合航海之外，它還是當時歐洲自治城市最發達的國家。自治城市可以自己立法，可以組織軍隊，可以發行貨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靠着契約和法治來維系。

　　【圖說：“海上馬車夫”荷蘭】

　　[圖說：荷蘭當年的殖民擴張]

　　因為信任高，這也讓荷蘭有機會發展出“荷蘭東印度公司”這樣的股份有限公司，“不論你是船夫還是小販，隻要你有一點錢，都可以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分享它的收益。”這樣一來，有限公司用于海外開拓的資金，很快就能籌集，甚至還遠遠地超過其他由國王和貴族出資的遠洋公司。

　　“英國崛起的邏輯與荷蘭一樣，都是依靠公司的力量。”“與我們很多人的理解不同，不是英國政府，而是東印度公司實現了對印度的占領。”“18世紀中英貿易的主導力量不是英國政府，而是東印度公司。”

　　就連和中國同處于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占到了某種“自治”的紅利。由于從大和民族形成到近世的武士時代，日本都沒有形成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在相對松散的中央集權下，地方在人事和财稅方面都有着較高程度的自主權。

　　“日本的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階層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權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縱，隻是因為封建體制下集權不夠，統治者無力控制商人，甚至經常被商人控制。”像“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因此，在諸侯割據的時代，由于政治權力松散，日本傳統商品經濟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願意擴大投資，更容易影響諸侯的政治決策，“這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濟實現順利轉型的一個曆史基礎，也是日本企業家精神的一個生長基礎。” 日後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為與歐洲相似，都是從封建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從中國式郡縣制的基礎上開始轉型的。

　　然而，成也自治，敗也自治，“荷蘭的成功，在于它專注商業。荷蘭的失敗，也在于它過度專注于商業，而對政治結構的探索不夠。在曆史上，荷蘭人并不在乎政權的歸屬，并不太關心誰來統治他們，隻在乎這些統治者能否保障他們自由發展經濟。”這也讓荷蘭這片土地上輪轉過很多統治者。即使在1581年，7個省份聯合起來，宣布成立荷蘭聯省共和國，但結構依舊松散，各省之間絕對獨立，而且沒有常備軍，“這樣的國家雖然足夠自治，但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缺乏統一的力量，無法更有效地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

　　相反，自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确立了立憲君主制度的英國，因為既有中央集權（君主），又有強有力的制衡（議會），所以做得就比荷蘭成功，甚至成為了工業革命最早也最成功的發生地。

　　當工業化大生産急切需求世界性市場時，以前沒有太大瓜葛的中西文明，終于要門碰門面對面。

　　（本文根據梁衡的《數理化通俗演義》、J.H.布雷斯特德的《地中海的衰落》，鮑鵬山的《風流去》，還有張宏傑的《簡讀中國史》等書所作筆記，并結合個人理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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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甯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商幫系列）；《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制造》、《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企業官方傳記系列）；《紫菜爸爸》（人物傳記系列）；以及《大國出行：汽車裡的城市戰争》（城市發現系列）等十數部作品，并主編有《無法獨活：緻喂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

　　2017年，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根據《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拍攝制作了五集紀錄片。2019年，“吾球商業地理”參與吳曉波頻道的12集紀錄片《地标70年》的拍攝合作，通過12個中國地标見證新中國70年的風雨曆程！此外，“吾球商業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兩度榮獲齊魯晚報•齊魯壹點“年度十大壹點号”稱号）

　　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網絡

　　編輯| 大腰精

　　制作 | 粉紅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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