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第九

　　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系統的曆史，再早雖然還有《尚書》、《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尚書》、《國語》、《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記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記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夠鋪排的，而跟着《春秋》編年的系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叙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采用了《史記》的體制，卻以漢事為斷，從高祖到王莽，隻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制，斷代成書；二十四史裡，《史記》、《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為「正史」。《史記》、《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尤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曆來班、馬并稱，《史》、《漢》連舉，它們叙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着。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隻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曆，眞是足迹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甯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迹，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轶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并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叙述和描寫往往特别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曆不但增廣了他的見聞，也增廣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緻，可見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禅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裡。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嗚咽着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複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眞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隻管争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眞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揚名于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話罷。」1.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2.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别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裡，特别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裡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卻忙着改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太初曆完成，才動手着他的書。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将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着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将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裡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衆，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麼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決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着貳師将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将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眞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來，下在獄裡。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隻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緻志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份的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恽才将全書獻上朝廷去，并傳寫公行于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改竄了不少；隻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裡記着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讨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藉曆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着明些。」3.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鑒。《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并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隻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4.，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他在《報任安書》裡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裡說：「罔（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迹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隻是天道對于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迹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曆史哲學；實際的教訓隻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隻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裡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郁結，隻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裡引了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歎；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裡。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笃，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5.；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于聖人」6.。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于《遊俠》、《貨殖》兩傳，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裡天道無常的疑問，都隻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死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7.，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迹，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份。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确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并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将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着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故謂之實錄」8.。「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确，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于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着。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借，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眞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的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旣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于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着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确當不移。他的書似乎隻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并在列傳裡。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裡。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于《漢書》。他五歲時随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作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羣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隻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裡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的，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當即诏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并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隻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台令史，跟别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迹，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份，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公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台重行寫他的大着。蘭台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台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的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公元八二），他的書才大緻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車騎将軍窦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窦憲在出塞三千多裡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作窦憲的秘書。當時窦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窦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仆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面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隻能記在心裡。永元四年（公元九二），窦憲陰謀弒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隻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裡。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裡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種兢，命他将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并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書；并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裡。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将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诏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将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并且将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隻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于高祖，終于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志、傳凡百篇，稱為《漢書》9.。班固着《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面保存了文獻，一面貫徹了發揚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模闆，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書裡沒有世家一體，本于班彪《後傳》。漢代封建制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并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于改「書」為「志」，隻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志》，叙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志》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别源流，編訂目錄10.，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于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志》還保留着劉歆《七略》的大部份。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诏求遺書于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在《漢書》裡增立《藝文志》，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于一人之手，《漢書》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别構。班固删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删潤的地方，卻頗有别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叙漢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12.，這些文章大抵關系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于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馬優劣論起于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浃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于《史記》13.。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14.。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着那時期崇尚骈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于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着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晉代張輔，獨不好《漢書》。他說：「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的優劣，多以固為勝，但是司馬遷叙三千年事，隻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卻有八十萬言。煩省相差如此之遠，班固那裡趕得上司馬遷呢！」15.劉知幾《史通》卻以為「《史記》雖叙三千年事，詳備的也隻漢興七十多年，前省後煩，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漢書》，恐怕比班固還要煩些」16.。劉知幾左袒班固，不無過甚其辭。平心而論，《漢書》确比《史記》繁些。《史記》是通史，雖然意在尊漢，不妨詳近略遠，但叙漢事到底不能太詳；司馬遷是知道「折中」的。《漢書》斷代為書，盡可充分利用史料，盡其頌述功德的職分；載事旣多，文字自然繁了，這是一。《漢書》載别人文字也比《史記》多，這是二。《漢書》文字趨向骈體，句子比散體長，這是三。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為《漢書》病。範晔《後漢書·班固傳贊》說班固叙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不錯的。

　　宋代鄭樵在《通志總序》裡抨擊班固，幾乎說得他不值一錢。劉知幾論通史不如斷代，以為通史年月悠長，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錄的大都陳陳相因，難得新異。《史記》已不免此失；後世仿作，貪多務得，又加上繁雜的毛病，簡直教人懶得去看17.。按他的說法，像《魯春秋》等，怕也隻能算是截取一個時代的一段兒，相當于《史記》的叙述漢事；不是無首無尾，就是有首無尾。這都不如斷代史的首尾一貫好。像《漢書》那樣，所記的隻是班固的近代，史料豐富，搜求不難。隻需破費工夫，總可一新耳目，「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的18.。鄭樵的意見恰相反。他注重會通，以為曆史是聯貫的，要明白因革損益的軌迹，非會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見其全，能見其大。他稱贊《史記》，說是「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說班固斷漢為書，古今間隔，因革不明，失了會通之道，眞隻算是片段罷了19.。其實通古和斷代，各有短長，劉、鄭都不免一偏之見。

　　《史》、《漢》可以說是各自成家。《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文贍而事詳」20.。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卻一覽之餘，情詞俱盡。但是就史論史，班固也許比較客觀些，比較合體些。明茅坤說「《漢書》以矩矱勝」21.，清章學誠說「班氏守繩墨」，「班氏體方用智「22.，都是這個意思。晉傅玄評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23.。這些隻關識見高低，不見性情偏正，和司馬遷《遊俠》、《貨殖》兩傳蘊含着無窮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還無礙其為客觀的。總之，《史》、《漢》二書，文質和繁省雖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擇者精，卻是一樣；組織的弘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并稱良史，決不是偶然的。

　　【注釋】

　　1.原文見《史記自序》。

　　2.原文見《史記自序》。

　　3.原文見《史記自序》。

　　4.原文見《史記自序》。

　　5.《後漢書·班彪傳》。

　　6.《漢書·司馬遷傳贊》。

　　7.《後漢書·蔡邕傳》。

　　8.同6.。

　　9.《漢書·叙傳》。

　　10.劉向着有《别錄》。

　　11.《通志總序》。

　　12.《通志總序》。

　　13.《超奇篇》，這裡據《史通·鑒識》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異。

　　14.《超奇篇》。

　　15.原文見《晉書·張輔傳》。

　　16.原文見《史通·雜說》上。

　　17.《史通·六家》。

　　18.《史通·六家》。

　　19.同2.、12.。

　　20.《後漢書·班固傳贊》。

　　21.《漢書評林序》。

　　22.《文史通義·詩教》下。

　　23.《史通·書事》。

　　【參考資料】

　　鄭鶴聲《史漢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

　　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開始崩壞，貴族的統治權，漸漸維持不住。社會上的階級，有了紊亂的現象。到了戰國，更看見農奴解放，商人擡頭。這時候一切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變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個大解放的時代。在這個大變動當中，一些才智之士，對于當前的情勢，有種種的看法，有種種的主張；他們都想收拾那動亂的局面，讓它穩定下來。有些傾向于守舊的，便起來擁護舊文化、舊制度，向當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們擁護的理由，給舊文化、舊制度找出理論上的根據。也有些人起來批評或反對舊文化、舊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還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來代替舊的；還有人壓根兒反對一切文化和制度。這些人也都根據他們自己的見解各說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便是諸子之學，大部份可以稱為哲學。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發達的時代，在中國學術史裡是稀有的。

　　諸子都出于職業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裡貴族的末一級；但到了春秋、戰國之際，「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稱。在貴族政治未崩壞的時候，所有的知識、禮、樂等等，都在貴族手裡，平民是沒分的。那時有知識技能的專家，都由貴族專養專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貴族政治崩壞以後，貴族有的失了勢，窮了，養不起自用的專家。這些專家失了業，流落到民間，便賣他們的知識技能為生。凡有權有錢的都可以臨時僱用他們；他們起初還是伺候貴族的時候多，不過不限于一家貴族罷了。這樣發展了一些自由職業；靠這些自由職業為生的，漸漸形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便是「士農工商」的「士」。這些「士」，這些專家，後來居然開門授徒起來。徒弟多了，聲勢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們除掉執行自己的職業之外，不免根據他們專門的知識技能，研究起當時的文化和制度來了。這就有了種種看法和主張。各「思以其道易天下」1.。諸子百家便是這樣興起的。

　　第一個開門授徒發揚光大那非農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階級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國的貴族，貧寒失勢，才流落到魯國去。他自己作了一個儒士；儒士是以教書和相禮為職業的，他卻隻是一個「老教書匠」。他的教書有一個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無類」2.。他大招學生，不問身家，隻要繳相當的學費就收；收來的學生，一律教他們讀《詩》、《書》等名貴的古籍，并教他們禮樂等功課。這些從前是隻有貴族才能夠享受的，孔子是第一個将學術民衆化的人。他又帶着學生，周遊列國，說當世的君主；這也是從前沒有的。他一個人開了講學和遊說的風氣，是「士」階級的老祖宗。他是舊文化、舊制度的辯護人，以這種姿态創始了所謂儒家。所謂舊文化、舊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創造的。繼續文王、周公的事業，便是他給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詩》、《書》、《禮》、《樂》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來作學生的必修科目。這些原是共同的遺産，但後來各家都講自己的新學說，不講這些；講這些的始終隻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詩》、《書》、《禮》、《樂》等便成為儒家的專有品了。

　　孔子是個博學多能的人，他的講學是多方面的。他講學的目的在于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的人，并不在于養成某一家的學者。他教學生讀各種書，學各種功課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養。他說為人要有眞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夠推己及人，這所謂「直」、「仁」、「忠」、「恕」；一面還得合乎禮，就是遵守社會的規範。凡事隻問該作不該作，不必問有用無用；隻重義，不計利。這樣人才配去幹政治，為國家服務。孔子的政治學說，是「正名主義」。他想着當時制度的崩壞，階級的紊亂，都是名不正的緣故。君沒有君道，臣沒有臣道，父沒有父道，子沒有子道，實和名不能符合起來，天下自然亂了。救時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正名定分，社會的秩序，封建的階級便會恢複的他是給封建制度找了一個理論的根據。這個正名主義，又是從《春秋》和古史官的種種書法歸納得來的。他所謂「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為作，就是理論化舊文化、舊制度，要将那些維持下去。他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便在這裡。

　　孔子以後，儒家還出了兩位大師，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鄒人；荀子名況，趙人。這兩位大師代表儒家的兩派。他們也都擁護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進一步的加以理論化和理想化。孟子說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惡心、辭讓心、是非心；這便是仁、義、禮、智等善端，隻要能夠加以擴充，便成善人。這些善端，又總稱為「不忍人之心」。聖王本于「不忍人之心」，發為「不忍人之政」5.，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制度都是為民設的，君也是為民設的——這卻已經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對的是霸政。霸主的種種制作設施，有時也似乎為民，其實不過是達到好名、好利、好尊榮的手段罷了。荀子說人性是惡的。性是生之本然，裡面不但沒有善端，還有争奪放縱等惡端。但是人有相當聰明才力，可以漸漸改善學好；積久了，習慣自然，再加上專一的工夫，可以到聖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為的。孟子反對功利，他卻注重它。他論王霸的分别，也從功利着眼。孟子注重聖王的道德，他卻注重聖王的威權。他說生民之初，縱欲相争，亂得一團糟；聖王建立社會國家，是為明分、息争的。禮是社會的秩序和規範，作用便在明分；樂是調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這樣從功利主義出發，給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論的根據。

　　儒士多半是上層社會的失業流民；儒家所擁護的制度，所講、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層社會所講、所行的。還有原業農工的下層失業流民，卻多半成為武士。武士是以幫人打仗為職業的專家。墨翟便出于武士。墨家的創始者墨翟，魯國人，後來做到宋國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賤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個诨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賤者，也就不辭用那個诨名自稱他們的學派。墨家是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首領叫作「巨子」；墨子大約就是第一任「巨子」。他們不但是打仗的專家，并且是制造戰争器械的專家。

　　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們是有主義的。他們雖以幫人打仗為生，卻反對侵略的打仗；他們隻幫被侵略的弱小國家做防衛的工作。《墨子》裡隻講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講。這是他們的「非攻」主義。他們說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該視人如己，互相幫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這是「兼愛」主義。墨家注重功利，凡與國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認為有價值。國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無益或有害。他們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對貴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他們主張「節葬」、「短喪」、「節用」、「非樂」，都和儒家相反。他們說他們是以節儉勤苦的夏禹為法的。他們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夠賞善罰惡；這也是下層社會的舊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實都是守舊的；不過一個守原來上層社會的舊，一個守原來下層社會的舊罷了。

　　壓根兒反對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們着實譏評孔子。這些人都是有知識學問的。他們看見時世太亂，難以挽救，便消極起來，對于世事，取一種不聞不問的态度。他們譏評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6.，費力不讨好；他們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為的、獨善其身的聰明人。後來有個楊朱，也是這一流人，他卻将這種态度理論化了，建立「為我」的學說。他主張「全生保眞，不以物累形」7.；将天下給他，換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幹的。天下雖大，是外物；一根毛雖小，卻是自己的一部份。所謂「眞」，便是自然。楊朱所說的隻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傷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眞」的路。不過世事變化無窮，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楊朱的教義到這裡卻窮了。老子、莊子的學說似乎便是從這裡出發，加以擴充的。楊朱實在是道家的先鋒。

　　老子相傳姓李名耳，楚國隐士。楚人是南方新興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響很少，他們往往有極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國，這似乎不是偶然的。莊子名周，宋國人，他的思想卻接近楚人。老學以為宇宙間事物的變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這叫作「常」。順應這些公律，便不須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說，「知常曰明」8.。事物變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極則反。處世接物，最好先從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張之；将欲弱之，必固強之；将欲廢之，必固興之；将欲奪之，必固與之。」9.「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讷。」10.這樣以退為進，便不至于有什麼沖突了。因為物極則反，所以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制度，推行起來，結果往往和原來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盜賊多有。」11.治天下本求有所作為，但這是費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順應自然，無為而為，不治而治。那就無不為，無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萬物所以生的總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體表現。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萬物都是自然的。這是老學的根本思想，也是莊學的根本思想。但莊學比老學更進一步。他們主張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天地萬物，無時不在變化之中，不齊是自然的。一切但須順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準，都是不必要的。社會上、政治上的制度，硬教不齊的齊起來，隻徒然傷害人性罷了。所以聖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恥」的12.。按莊學說，凡天下之物都無不好，凡天下的意見，都無不對；無所謂物我，無所謂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變化，都是可喜的。明白這些個，便能與自然打成一片，成為「無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莊兩派，漢代總稱為道家。

　　莊學排除是非，是當時「辯者」的影響。「辯者」漢代稱為名家，出于訟師。辯者的一個首領鄭國鄧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訟師。另一個首領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鄧析的本事在對于法令能夠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13.語言文字往往是多義的；他能夠分析語言文字的意義，利用來作種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釋。這樣發展了辯者的學說。當時的辯者有惠施和公孫龍兩派。惠施派說，世間各個體的物，各有許多性質；但這些性質，都因比較而顯，所以不是絕對的。各物都有相同之處，也都有相異之處。從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說萬物無不相同；從異的一方面看，可以說萬物無不相異。同異都是相對的，這叫作「合同異」14.。

　　公孫龍，趙人。他這一派不重個體而重根本，他說概念有獨立分離的存在。譬如一塊堅而白的石頭，看的時候隻見白，沒有堅；摸的時候隻覺堅，不見白。所以白性與堅性兩者是分離的。況且天下白的東西很多，堅的東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堅的，也有堅而不白的。也可見白性與堅性是分離的，白性使物白，堅性使物堅；這些雖然必須因具體的物而見，但實在有着獨立的存在，不過是潛存罷了。這叫作「離堅白」15.。這種讨論與一般人感覺和常識相反，所以當時以為「怪說」「琦辭」，「辯而無用」16.。但這種純理論的興趣，在哲學上是有它的價值的。至于辯者對于社會政治的主張，卻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個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們都假托古聖賢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堯、舜，老、莊托于傳說中堯、舜以前的人物；一個比一個古，一個壓一個。不托古而變古的隻有法家。法家出于「法術之士」17.，法術之士是以政治為職業的專家。貴族政治崩壞的結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權。這時候國家的範圍，一天一天擴大，社會的組織也一天一天複雜。人治、禮治，都不适用了。法術之士便創一種新的政治方法幫助當時的君主整理國政，作他們的參謀。這就是法治。當時現實政治和各方面的趨勢是變古——尊君權、禁私學、重富豪。法術之士便擁護這種趨勢，加以理論化。

　　他們中間有重勢、重術、重法三派，而韓非子集其大成。他本是韓國的貴族，學于荀子。他采取荀學、老學和辯者的理論，創立他的一家言；他說勢、術、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勢的表現是賞罰，賞罰嚴，才可以推行法和術。因為人性究竟是惡的。術是君主駕禦臣下的技巧。綜核名實是一個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該能作出某些成績來；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實能相符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議，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說的作到否。名實相符的賞，否則罰。法是規矩準繩，明主制下了法，庸主隻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夠兼用法、術、勢，就可以一馭萬，以靜制動，無為而治。諸子都講政治，但都是非職業的，多偏于理想。隻有法家的學說，從實際政治出來，切于實用。中國後來的政治，大部份是受法家的學說支配的。

　　古代貴族養着禮、樂專家，也養着巫祝、術數專家。禮、樂原來的最大的用處在喪、祭。喪、祭用禮、樂專家，也用巫祝；這兩種人是常在一處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禮、樂裡原先也是有迷信成份的。禮、樂專家後來淪為儒士；巫祝術數專家便淪為方士。他們關系極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漢代所稱的陰陽家便出于方士。古代術數注意于所謂「天人之際」，以為天道人事互相影響。戰國末年有些人更将這種思想推行起來，并加以理論化，使它成為一貫的學說。這就是陰陽家。

　　當時陰陽家的首領是齊人驺衍。他研究「陰陽消息」19.，創為「五德終始」說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的信仰。驺衍以為五行是五種天然勢力，所謂「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環。在它當運的時候，天道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運盡而衰，為别一德所勝、所克，别一德就繼起當運。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這樣「終始」不息。曆史上的事變都是這些天然勢力的表現。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變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的。陰陽家也講仁義名分，卻是受儒家的影響。那時候儒家也在開始受他們的影響，講《周易》，作《易傳》。到了秦、漢間，儒家更幾乎與他們混和為一；西漢今文家的經學大部便建立在陰陽家的基礎上。後來「古文經學」雖然掃除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論21.，但陰陽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戰國末期，一般人漸漸感着統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呂不韋便是作這種嘗試的第一個人。他教許多門客合撰了一部《呂氏春秋》。現在所傳的諸子書，大概都是漢人整理編定的；他們大概是将同一學派的各篇編輯起來，題為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統的著作。《呂氏春秋》卻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書。呂不韋所以編這部書，就是想化零為整，集合衆長，統一思想。他的基調卻是道家。秦始皇統一天下，李斯為相，實行統一思想。他燒書，禁天下藏「《詩》、《書》百家語」22.。但時機到底還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敗了。所以漢初諸子學依然很盛。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淮南王劉安仿效呂不韋的故智，教門客編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為基調，也想來統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向武帝建議：「六經和孔子的學說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說息了，秩序才可統一，标準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們應走的路。」23.武帝采納了他的話。從此，帝王用功名、利祿提倡他們所定的儒學，儒學統于一尊；春秋、戰國時代言論思想極端自由的空氣便消滅了。這時候政治上旣開了從來未有的大局面，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變動也漸漸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漸歸于統一，也是自然的趨勢。在這新秩序裡，農民還占着大多數，宗法社會還保留着，舊時的禮教與制度一部份還可适用，不過民衆化罷了。另一方面，要創立政治上、社會上各種新制度，也得參考舊的。這裡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曉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夠加以理想化、理論化，使那些東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觀。别家雖也有政治社會學說，卻無具體的辦法，就是有，也不完備，趕不上儒家；在這建設時代，自然不能和儒學争勝。儒學的獨尊，也是當然的。

　　【注釋】

　　1.語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

　　2.《論語·衛靈公》。

　　3.《論語·述而》。

　　4.《論語·顔淵》。

　　5.《孟子·公孫醜》。

　　6.《論語·憲問》。

　　7.《淮南子·泛論訓》。

　　8.《老子》十六章。

　　9.《老子》三十六章。

　　10.《老子》四十五章。

　　11.《老子》五十七章。

　　12.《莊子·在宥》、《天運》。

　　13.《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

　　14.語見《莊子·秋水）。

　　15.《荀子·非十二子篇》。

　　16.語見《韓非子·孤憤》。

　　17.《韓非子·定法》。

　　18.《韓非子·定法》。

　　19.《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20.《呂氏春秋·有始覽·名類篇》及《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 《七略》。

　　21.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诂序》說《春秋》中「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

　　22.《史記·秦始皇本紀》。

　　23.原文見《漢書·董仲舒傳》。

　　【參考資料】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一篇。

　　辭賦第十一

　　屈原是我國曆史裡永被紀念着的一個人。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相傳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競渡據說原來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來是祭他的。現在定五月五月為詩人節，也是為了紀念的緣故。他是個忠臣，而且是個纏綿悱恻的忠臣；他是個節士，而且是個浮遊塵外、清白不污的節士。「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1.，他的身世是一齣悲劇。可是他永生在我們的敬意尤其是我們的同情裡。「原」是他的号，「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國的貴族，懷王時候，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現在的秘書。他很有學問，熟悉曆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參贊國事，一方面給懷王見客，辦外交，頭頭是道。懷王很信任他。

　　當時楚國有親秦、親齊兩派；屈原是親齊派。秦國看見屈原得勢，便派張儀買通了楚國的貴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懷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懷王果然被他們所惑，将屈原放逐到漢北去。張儀便勸懷王和齊國絕交，說秦國答應割地六百裡。楚和齊絕了交，張儀卻說答應的是六裡。懷王大怒，便舉兵伐秦，不料大敗而歸。這時候想起屈原來了，将他召回，教他出使齊國。親齊派暫時擡頭。但是親秦派不久又得勢。懷王終于讓秦國騙了去，拘留着，就死在那裡。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說了。可是懷王的兒子頃襄王，卻還是聽親秦派的話，将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國的侵略一天緊似一天；他不忍親見亡國的慘象，又想以一死來感悟頃襄王，便自沉在汨羅江裡。

　　《楚辭》中《離騷》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時候所作。《離騷》尤其是千古流傳的傑構。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時作的。他感念懷王的信任，卻恨他糊塗，讓一羣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頃襄王又不能覺悟；以緻國土日削，國勢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見疑，忠而被謗」2.，簡直走投無路；滿腔委屈，千端萬緒的，沒人可以訴說。終于隻能告訴自己的一支筆，《離騷》便是這樣寫成的。「離騷」是「别愁」或「遭憂」的意思3.。他是個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憤，随着他的筆奔迸出來，「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4.，隻是一片一段的，沒有篇章可言。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時候，叫「媽呀！」「天哪！」一樣；心裡亂極了，悶極了，叫叫透一口氣，自然是顧不到什麼組織的。

　　篇中陳說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澆的亂，善惡因果，曆曆分明；用來諷刺當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許多神話裡的譬喻和動植物的譬喻，委曲的表達出他對于懷王的忠愛，對于賢人君子的向往，對于羣小的深惡痛疾。他将懷王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情辭凄切，纏綿不已。他又将賢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從此便成為政治的譬喻，影響後來解詩、作詩的人很大。漢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5.「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作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诽而不亂」是怨而不怒的意思。雖然我們相信《國風》的男女之辭并非政治的譬喻，但斷章取義，淮南王的話卻是《離騷》的确切評語。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約漢人才合在一起，給了「九章」的名字。這裡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時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時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諷谏，下以自慰」6.；引史事，用譬喻，也和《離騷》一樣。《離騷》裡記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這幾篇裡也記着他放逐的時期和地域；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叙傳。他還作了《九歌》、《天問》、《遠遊》、《招魂》等，卻不能算自叙傳，也「不皆是怨君」7.；後世都說成怨君，便埋沒了他的别一面的出世觀了。他其實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學。這可以說是神仙家，出于巫。《離騷》裡說到周遊上下四方，駕車的動物，驅使的役夫，都是神話裡的。《遠遊》更全是說的周遊上下四方的樂處。這種遊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遠遊》開篇說：「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篇中又說：「臨不死之舊鄉」。人間世太狹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無窮大的空間，所以要周行無礙；要無窮久的時間，所以要長生不老。他們要打破現實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創出一個無限的世界來。在這無限的世界裡，所有的都是神話裡的人物；有些是美麗的，也有些是醜怪的。《九歌》裡的神大都可愛；《招魂》裡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說得頂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詭可喜。因為注意空間的擴大，所以對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在都有興昧。《天問》裡許多關于天文地理的疑問，便是這樣來的。一面驚奇天地之廣大，一面也驚奇人事之詭異——善惡因果，往往有不相應的；《天問》裡許多關于曆史的疑問，便從這裡着眼。這卻又是他的入世觀了。

　　要達到遊仙的境界，須要「虛靜以恬愉」、「無為而自得」，還須導引養生的修煉工夫，這在《遠遊》裡都說了。屈原受莊學的影響極大。這些都是莊學；周行無礙，長生不老，以及神話裡的人物，也都是莊學。但莊學隻到「我」與自然打成一片而止，并不想創造一個無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莊學更進了一步。神仙家也受陰陽家的影響；陰陽家原也講天地廣大，講禽獸異物的。陰陽家是齊學。齊國濱海，多有怪誕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裡，所以也沾了齊氣。還有齊人好「隐」。「隐」是「遁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8.，是用一種滑稽的态度來諷谏。淳于髡可為代表。楚人也好「隐」。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齊國的影響，他愛用種種政治的譬喻，大約也不免沾點齊氣。但是他不取滑稽的态度，他是用一副悲劇面孔說話的。《詩大序》所謂「谲谏」，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說明。至于像《招魂》裡的鋪張排比，也許是縱橫家的風氣。

　　《離騷》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參差不齊為主。「兮」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經不少；句逗參差，也許是「南音」的發展。「南」本是南樂的名稱；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該與《風》、《雅》、《頌》分立為四。二《南》是楚詩，樂調雖已不能知道，但和《風》、《雅》、《頌》必有異處。從二《南》到《離騷》，現在隻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長、由齊而畸的一個趨勢；這中間變遷的軌迹，我們還能找到一些，總之，決不是突如其來的。這句逗的發展，大概多少有音樂的影響。從《漢書·王褒傳》，可以知道楚辭的誦讀是有特别的調子的9.，這正是音樂的影響。屈原諸作奠定了這種體制，模拟的日見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作了《九辯》。宋玉傳說是屈原的弟子；《九辯》的題材和體制都模拟《離騷》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說話，不過沒有屈原那樣激切罷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個描寫「悲秋」的人。還有個景差，據說是《大招》的作者；《大招》是模拟《招魂》的。

　　到了漢代，模拟《離騷》的更多，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路。大概武帝時候最盛，以後就漸漸的差了。漢人稱這種體制為「辭」，又稱為「楚辭」。劉向将這些東西編輯起來，成為《楚辭》一書。東漢王逸給作注，并加進自己的拟作，叫作《楚辭章句》。北宋洪興祖又作《楚辭補注》。《章句》和《補注》合為《楚辭》标準的注本。但漢人又稱《離騷》等為「賦」。《史記·屈原傳》說他「作《懷沙》之賦」；《懷沙》是《九章》之一，本無「賦」名。《傳》尾又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列「屈原賦二十五篇」，就是《離騷》等。大概「辭」是後來的名字，專指屈、宋一類作品；賦雖從辭出，卻是先起的名字，在未采用「辭」的名字以前，本包括「辭」而言。所以渾言稱「賦」，稱「辭賦」，分言稱「辭」和「賦」。後世引述屈、宋諸家，隻通稱「楚辭」，沒有單稱「辭」的。但卻有稱「騷」、「騷體」、「騷賦」的，這自然是《離騷》的影響。

　　荀子的《賦篇》最早稱「賦」。篇中分詠「禮」、「知」、「雲」、「蠶」、「箴」（針）五件事物，象是謎語；其中頗有諷世的話，可以說是「隐」的支流餘裔。荀子久居齊國的稷下，又在楚國作過縣令，死在那裡。他的好「隐」，也是自然的。《賦篇》總題分詠，自然和後來的賦不同，但是安排客主，問答成篇，卻開了後來賦家的風氣。荀賦和屈辭原來似乎各是各的；這兩體的合一，也許是在賈誼手裡。賈誼是荀卿的再傳弟子，他的境遇卻近于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鄉；很可能的，他模拟屈原的體制，卻襲用了荀卿的「賦」的名字。這種賦日漸發展，屈原諸作也便被稱為「賦」；「辭」的名字許是後來因為拟作多了，才分化出來，作為此體的專稱的。辭本是「辯解的言語」的意思，用來稱屈、宋諸家所作，倒也并無不合之處。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賦為四類。「雜賦」十二家是總集，可以不論。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縱橫家言。就中「陸賈賦三篇」，在賈誼之先；但作品旣不可見，是他自題為賦，還是後人追題，不能知道，隻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這三類裡，賈誼以後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響，但已漸有散文化的趨勢；第一類中的司馬相如便是創始的人。——托為屈原作的《蔔居》、《漁父》，通篇散文化，隻有幾處用韻，似乎是《莊子》和荀賦的混合體制，又當别論。——散文化更容易鋪張些。「賦」本是「鋪」的意思，鋪張倒是本來面目。可是鋪張的作用原在諷谏；這時候卻為鋪張而鋪張，所謂「勸百而諷一」10.。當時漢武帝好辭賦，作者極衆，争相競勝，所以緻此。揚雄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11.；「詩人之賦」，便是前者，「辭人之賦」便是後者。甚至有诙諧嫚戲，毫無主旨的。難怪辭賦家會被人鄙視為倡優了。

　　東漢以來，班固作《兩都賦》，「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2.；張衡仿他作《二京賦》。晉左思又仿作《三都賦》。這種賦鋪叙曆史地理，近于後世的類書；是陸賈、荀卿兩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進一步。這和屈、賈言情之作，卻迥不相同了。此後賦體漸漸縮短，字句卻整煉起來。那時期一般詩文都趨向排偶化，賦先是領着走，後來是跟着走；作賦專重寫景述情，務求精巧，不再用來諷谏。這種賦發展到齊、梁、唐初為極盛，稱為「俳體」的賦13.。「俳」是遊戲的意思，對諷谏而言；其實這種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戲之作。唐代古文運動起來，宋代加以發揮光大，詩文不再重排偶而趨向散文化，賦體也變了。像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轼的前、後《赤壁賦》，雖然有韻而全篇散行，排偶極少，比《蔔居》、《漁父》更其散文的。這稱為「文體」的賦14.。唐、宋兩代，以詩賦取士，規定程序。那種賦定為八韻，調平仄，講對仗；制題新巧，限韻險難。這隻是一種技藝罷了。這稱為「律賦」。對「律賦」而言，「俳體」和「文體」的賦都是「古賦」；這「古賦」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眞正「古」的如屈、宋的辭，漢人的賦，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賦似乎是我國特有的體制；雖然有韻，而就它全部的發展看；卻與文近些，不算是詩。

　　【注釋】

　　1.《楚辭·漁父》。

　　2.《史記·屈原傳》。

　　3.王逸《離騷經序》，班固《離騷贊序》。

　　4.劉熙載《藝概》中《賦概》。

　　5.同2.。

　　6.王逸《楚辭章句序》。

　　7.《朱子語類》一四〇。

　　8.（文心雕龍·諧讔篇》。

　　9.《漢書·王褒傳》：「宣帝時……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10.《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引揚雄語。

　　11.《法言·吾子篇》。

　　12.《兩都賦序》。

　　13.「俳體」、「文體」的名稱，見元祝堯《古賦辨體》。

　　14.「俳體」、「文體」的名稱，見元祝堯《古賦辨體》。

　　【參考資料】

　　遊國恩《讀騷論微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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