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王自亮近影。

　　在衆多民族品牌中，吉利汽車是一個響亮的名字。它以一家民營企業的身份，創造了一部“不可能史”。從一個家族企業轉變成全球公司，從一個汽車廠商成長為科技型出行公司，實現從“制造”到“智造”的轉變，吉利汽車是如何做到的？

　　吉利的崛起，是在全球經濟衰退、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大背景下的一次逆風上揚。剖析這個逆勢生長的案例，顯然對于中國實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具有特别的意義。

　　12月10日（本周六）下午3點，錢報讀書會邀請《吉利傳》作者、原吉利控股集團副總裁、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自亮教授，作為卓有成就的詩人和吉利崛起的當事人，他将和原吉利控股集團資深副總裁張愛群，詩人餘剛，責編丁鋆等嘉賓一起，帶領讀者見識吉利嬗變過程中企業精神文化的力量，從“當局者”的切身經曆出發，分享吉利成功和企業崛起的秘密。

　　這部傳記的作者王自亮，學者、作家，詩人。1958年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市，1977年考入杭州大學（現并入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學系。1982年以來，先後擔任台州地區行政公署秘書、台州日報總編輯、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省政府應急管理機構籌建人之一，2006年加盟吉利汽車，擔任吉利控股集團副總裁、吉利汽車新聞發言人，之後擔任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出版學術專著、文學著作和财經著作20多種，并被評為名人堂“2018年度中國十大詩人”。詩歌作品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等。

　　他的近作《吉利傳》，運用其親身經曆和大量一手材料，特别是通過對 200 多個相關人物的訪談，以吉利集團近 35 年的成長為主軸，以“戰略轉型”、收購沃爾沃兩大事件為焦點，揭示了吉利企業成長的文化基因與成功密碼，剖析了李書福全球化布局背後的深意與發展中的變局，被認為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工業史詩。目前，王自亮正投入大型跨文體江河詩傳《長江傳》的寫作之中，已列入詩刊社主題創作系列計劃，将于明年出版。

　　《吉利傳》也是一部投入了作者王自亮感情的書。他和李書福，都是那個時代走來的人。王自亮說：““人生即轉型，人生即體驗。《吉利傳》讓我的人生體驗又增添了一本書的厚度。”

　　在吉利收購沃爾沃那一曆史時刻的多年以後，當我們和王自亮一起翻開《吉利傳》，并且一起談論一個時代，我們的内心，或許會生出一些什麼。

　　這場歲末的“跨越不可能”的新書分享會，也是2022年最後一個月的兩場壓軸錢報讀書會之一。一部《吉利傳》，連接起了本年度的春風悅讀榜，它是今年6月頒獎的春風悅讀榜上由讀者投票産生的人氣榜第一的春風好書，也是2022年度春風悅讀榜浙版好書獎的提名獎獲得者。

　　在《吉利傳》的尾聲中，讓我們一起展望新的一年吧。

　　搶先讀

　　《吉利傳》部分書摘

　　瘋狂與非凡見識他們沉靜地通過迷宮似的縫隙，工作在充滿金屬氣味的貴重氣體裡；他們不斷地分離、試驗、結合，唯一的願望就是發明一點新東西。他們用具有精神力量的輕巧手指，造出了一些透明形體；然後在晶體及其永恒的沉默中觀察上界的變異。

　　——歌德《浮士德》，第四幕

　　一

　　先讓我們回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初期那些年月，去會見一位通過勞作和發明而緻富的工廠主，他是近代大工業的真正創始人。

　　理查德·阿克賴特，一個被卡萊爾形容為“相貌平庸且又幾乎粗俗”“帶有在大量融會貫通中進行苦思的樣子”“大腮幫、胖肚皮、滿懷持久性和發明力”的鄉間理發師。他不通文法卻精于生意，1770年代開始創辦大型棉紡織企業。正是這個人，将一種“新的力量”授予其國家，成了“現代工廠之父”。

　　阿克賴特并非發明家，至多不過是整理、組合和運用他人的發明物而已，

　　① 此語源自美國著名詩人艾米莉·狄金森語：“許多瘋狂是非凡的見識，許多見識是十足的瘋狂。”

　　而那些發明物，都是他“毫無顧忌”地攫取得來的。但阿克賴特具有獲得成功的長處，他雖然不是那些發明物的發明人，卻是首先懂得利用它們并将之組成為一個系統的人。當然，如要“籌得創建工廠所必需的資本，組成和解散那些被他變作自己不斷發财的手段的合夥”，必須有實業家的非凡才能，必須有靈巧、堅忍和大膽等奇妙的混合氣質，這些他都具備。

　　他的克羅姆德福工廠，坐落在德溫特河岸一個地角上，帶有峭壁的峽谷，

　　水流湍急，風景如畫。起初它隻是尼德和斯特勒特工場的附屬物，所出産的紗

　　僅被用來織造襪子。原先阿克賴特既不從事紡織又不懂機械，1770年他冒充

　　鐘表匠，取得了“水力紡紗機”專利。後經人揭發，法庭宣布專利無效。但他

　　深知這項技術的經濟價值，設法使用這種新機器，利用德溫特河的湍流做動

　　力，獲得紡織業的巨大生産力。1772年，這個工廠就有了幾千個紗錠，并雇

　　用了300個工人，純棉的白洋布被不斷織出，銷往市場。

　　這肯定會遭遇嫉妒，有人引用法令反對阿克賴特及其合夥人，他們的産品面臨着被視為“禁品”而遭受扣押的危險。阿克賴特在議會為自己的工業進行辯護，請求準許一切人購買他的産品，結果獲勝。随着企業增多，競争也更激烈。他一直在訴訟和專利之争中擴展企業，就像一架産業“永動機”。理查德·阿克賴特精力過人，通常從淩晨4點工作到晚上9點，在大型生産的人力、金錢、材料和機器的組織、協調與計劃方面，顯示了出色才能。那時蘭開夏和德比郡的所有工廠，都是按照他的工廠樣式建造的。羅伯特·皮爾爵士曾說過：“我們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正如法國曆史學家保爾·芒圖在《十八世紀産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一書中所指出的：

　　正是阿克賴特在貝隆兄弟、懷亞特和劉伊斯·保爾等不完全的或不成功的試圖之後真正地創設了近代的工廠。那與工程師和商人有所不同的大工業家的新典型，正是在他身上得到了具體化，他從工程師

　　引言驚奇、瘋狂與非凡見識

　　和商人那裡取得了他們的主要特點，但為的是把自己特有的面貌加上

　　他們的特點，即：企業的發起人、生産的組織者、人的領導人。他代

　　表一個社會階級和一種經濟制度。①

　　有人對阿克賴特的評價是：“當經濟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還沉浸在昏暗中的時候，他的名字就是那些在這昏暗中發出最燦爛光輝的名字之一。”阿克賴特在英國近代大工業中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他，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的“當代英雄”。

　　二

　　1980 年代中後期，在中國“非規範化”市場氛圍中，一夜之間（實則醞釀已久）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冒”了出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成為中國工業現代化史上的奇觀。按照财經作家吳曉波的說法，這些民營企業“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情況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的特征，決定了這些企業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本書主人公——李書福與他的夥伴們——是這個“鍍金時代”最為奇特、深沉和剛毅的一群人，多年來，這些人無所畏懼，破釜沉舟，憑借着意志、膽識與勇氣，終成造車大業。不尋常地，他們融合了民間智慧、個人經驗和廣闊視野，“不按常理出牌”，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獲得不可思議的成功，包括成長、轉型、并購與躍遷。其間，既有成長的煩惱，又有受挫的困頓，更有前行中的迷惘。

　　某些時刻，他們甚至有“悲情”的一面。

　　①［法］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産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楊人楩、陳希秦、吳緒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84頁。

　　僅透過本書我們也會看到：這30多年吉利一步步走來，完成了一次中國人造車的“遠征”，其間百轉千回，跌宕起伏，蔚為大觀，所形成的“崛起”與“突進”，如此壯觀且十分奇妙，結果是李書福與夥伴們寫就了一部“當代工業征服史”。通過創業、轉型、并購、融合與提升，吉利從一個家族企業轉變成公衆公司，從一個汽車廠商成長為科技型公司。

　　李書福出生于台州路橋的一個農民家庭，放過牛，開過照相館，提煉過純銀和金子，與夥伴們一起辦過各種工廠：從電冰箱、裝飾材料到摩托車，最終走上汽車産業之路。一位“退役”的“大哥級”集團高管這樣說：“我覺得吉利走到今天，就像曆史上的隋唐演義，甚至是一部幻想型的西遊記，每遇到一個問題都要‘降妖除魔’。不過并不是每一個環節都有貴人相助，也不像《西遊記》裡取經的師徒有菩薩在背後指點。在不同時期，我們運用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團隊組合形式，就像美國的‘夢之隊’一樣，每戰必克。”

　　就時勢而言，20世紀80、90年代的台州非常适合李書福去造車。經濟學家張仁壽教授考察台州時說：“在這裡，我仿佛看到了當年英國工業革命的景象。”投身實業，鐘情産業，似乎成為台州人的“第二天性”。有人曾不無誇張地說，隻要你進入那邊的汽車配件城，品類之豐富、産業鍊之完整，從這頭采購到那頭，回家立馬就能裝配一部汽車。

　　應該承認，吉利發展過程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天賜成分，可是沒有一次成功不是建立在戰略落地之上，沒有一次大轉型不得益于成千上萬雙有形、無形之手的助推。隻要想一想，金融危機如何對收購沃爾沃造成了難得機會，中國巨大的汽車市場又怎樣對西方汽車業産生巨大誘惑，就會明白李書福和吉利管理團隊何以借助于“勢與術”，獲得了接連的驚喜。

　　吉利收購沃爾沃、寶騰路特斯、英國錳銅公司和DSI自動變速器公司的實質，就是在世界範圍内整合各種資源，發現資本與産業結合的新方向。這個認知并不是一天獲得的，是從事實本身逐漸顯露出來，并被李書福們迅速抓住的。

　　引言驚奇、瘋狂與非凡見識

　　在成長與成熟過程中，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按圖施工”，而是在應對中學會應對，在修煉時獲得“意外之機”。吉利新車型由設計師、工程師構思設計而成，但吉利道路卻不是策劃出來的。

　　三

　　誰都想知道一個真實的李書福，想了解吉利到底是怎樣的企業，更想探究

　　這些人進入汽車産業的真正動機、轉折點與“神奇瞬間”。如果為之“立傳”，

　　就意味着揭示真相、發現邏輯和回歸常識。在人與事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

　　思想與行動之間，建立一種合理而剀切的關聯。

　　寫作《吉利傳》，就是一種抓住曆史瞬間的企圖，透視内部變化的欲望，

　　前瞻中的想象力定格。這是一次冒險，更是一份意義非凡的工作。但我有時悲

　　觀地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癡心妄想”而已。

　　正如20世紀“最偉大的CEO”艾爾弗雷德·斯隆在《我在通用汽車的歲

　　月》的前言裡說的：“對于我而言，完整地回顧通用汽車這段超過半個世紀的曆史，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誠哉斯言。與此相似，即使我接受了“為吉利立傳”的使命，也做不到對30多年的吉利汽車成長史、重大事件和各

　　色人等作一次巨細靡遺的考察與描述。

　　但我依然認為：寫《吉利傳》，既有必要，也屬可能。

　　當然，為吉利這樣的汽車公司“立傳”必須審慎：除了大量閱讀資料，熟

　　悉相關人物、企業成長過程，了解世界汽車産業孕育、重組和轉移，中國汽車

　　行業的發展變化，理解汽車工程與商業定義，斟酌需要用到哪些寫作要素，确

　　立它們的分寸、取舍、伸縮和定義。還有那些矛盾、沖突與懸念背後的成因，

　　特别是造車與時勢、技術與制度、經營與識見。要考慮各種因素、指标、工具

　　和結論，這确是一項工作量浩繁，往往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然而，寫作《吉利傳》的決心既已被激發，就很難按捺下去。經過這幾年

　　的努力，不敢說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企業權威詞典”，但起碼是一個真實、曲折而又好聽的故事，一部尚未結束的工業史詩的“華彩段落”。這是一個長征的故事，一個民族、一個企業、一群人的長征。

　　需要在此申明的是，《吉利傳》不等于“李書福傳”。

　　沒錯，李書福是吉利汽車創始人、掌舵者，可《吉利傳》是一部企業史，

　　是一個特定人群的“集體無意識”記錄，也是一部團隊奮鬥史。吉利自有基

　　因、淵源和發展曆程。寫這本書不等于為企業家立傳，盡管吉利的每一步都與

　　李書福相關。

　　總之，吉利汽車公司的誕生是人、事物與時勢作用的結果，吉利汽車崛起則是一場“造山運動”，經曆了類似地殼變動的巨大位移與摩擦，岩層内部的碎裂與熔鑄，最後成型、冷卻與定格，形成了汽車工業的新高地。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故事具備了莎士比亞戲劇元素，也堪與托爾斯泰、高爾斯華綏小說架構相匹配。

　　寫作過程中，我們發現吉利汽車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書福最大的個人特點，隻有《論語》中的一句話才可以概括：知其不可而為之。

　　四

　　現在就讓我們深入其中，探詢這些人在當代的命運。

　　寫《吉利傳》，并非僅僅為了追憶。人們有必要在精神上加入這一曆史進程之中，感受這個卓越的團隊和成千上萬的人，如何在李書福的帶領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路走過來，直至今天。哪怕僅僅為了前瞻，也必須深入了解吉利人成功和挫折的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艱苦、辛酸、孤獨，還有凱旋式的“相擁而泣”。

　　寫作過程中，必然要考慮叙事方式、觀察角度和全書結構，還有語言、邏輯與風格，以便更好地呈現、聚焦與追尋。在這裡，所謂“哲思”反而是其次

　　引言驚奇、瘋狂與非凡見識

　　的。人，始終是這部傳記的内核。

　　明察秋毫的讀者一定會看出，本書既采取所謂“全知全能視角”，又使用了多斯·帕索斯在《美國》三部曲（《北緯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賺大錢》）中所娴熟運用的“新聞短片”“人物小傳”和“攝影機眼”，加入後現代

　　“拼貼-鑲嵌技術”。與此同時，艾爾弗雷德·斯隆在《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中樸實無華的叙述風格，對作者寫作《吉利傳》也幫助極大。在此，我要向多斯·帕索斯，同時向艾爾弗雷德·斯隆等汽車業前輩緻敬。限于本書結構與篇幅，也出于其他方面考慮，作者對某些事件作了省略處理：如足球“打黑事件”、“老闆工程”、豐田訴吉利商标侵權案、吉利汽車

　　“換标”始末。吉利與一些科技公司的合作（諸如投資冰島碳循環國際公司，與中國鐵路、航天科工、電信公司、甯德時代公司、騰訊公司、百度公司的合作），近期對一些汽車品牌的并購迹象，也沒有展開叙述。對于“入股戴姆勒”，也着重寫吉利與戴姆勒在smart系列、高端出行服務領域的合作。我們需要“叙事聚焦”而不是“漫無節制”，是凸顯“主脈絡”而非“衆聲喧嘩”。

　　對于從家族企業轉型為公衆公司過程中的一些人與事，隻是作大緻勾勒，并不過多涉及細節。從“博眼球”的角度，寫家族内部糾葛會叫座，但作者還是作了舍棄，不僅僅因為“敏感”。畢竟這是企業史，而非家族傳。

　　莫泊桑說，“一切事物之中都存在着未曾探索的要素”，那麼現在就盡我所能，客觀呈現、準确描繪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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