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形成了“義”的思想傳統。孔子主張“義以為上”,“見利思義”，先利後義，避免“不義而富且貴”。孟子認為“義，人路也”，主張要“行天下之大道”，做到“舍生取義”，舍利取義。

　　人要“舍生取義”還是“見利忘義”？荀子在繼承并發展儒家孔子、孟子義利觀思想的基礎上，首先主張義利是人之兩有，提倡兼顧義利；其次要以義制利，先義後利；最後達到義利的統一。下面将從“義利兩有”、“以義制利”、“義利統一”三方面具體探讨荀子的義利觀，告訴你該做怎樣的選擇。

　　一、義利兩有 荀子認為義與利是人人所具有的，“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即使是堯舜也不能去除人們的追求利益的欲求，堯舜能做到使民衆對利益的欲求不超過對道義的愛好。堯舜雖然不能去除民衆對義的愛好，但是能讓民衆做到好義勝過欲利。欲求和好利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人生下來就有欲望和好利之心，人人都會饑而欲食、寒而欲衣、勞而欲息，何以今人“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勞而不敢求息者”,是因為義是後天對人的規定和人的價值所在，是人們所喜好的，以禮義對社會進行規範，達到足欲止争亂的目的。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别就是人能明分使群，有禮義文理的規範，适應了人們的精神需求和社會需求。人即是個體的人，也是社會性的人，隻有通過對人的欲求的規範，才能更好的融入社會。如果順着人的本性，又囿于社會物質财富的有限，會造成社會的争亂暴動。人貴在有禮義來規範，“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要反于性而悖于情來追求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因此，荀子認為利是人之本性所好，需要義的引導，利和義是人人所具有的，要兼顧義利，既要滿足人的欲求，又要遵循禮義的規範。

　　二、以義制利 對于個人來說，“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先義而後利則榮，先利而後義則辱”。在利益面前要考慮到義，以義節制利，用義來規範人的本性所欲求的利益。還主張“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人欲求的越少，就會遠離禍害，不辱身，踐行道義也就會很勇敢。在踐行義的時候，還要不避義死，“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人最大的欲求莫過于生，最害怕的莫過于死，然而有人竟然放棄生而死，并不是說他不想生而想死，而是他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就是說心中有所追求的道理。又說“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于世也”。君子雖然害怕禍患，但是不害怕為了追求道義和踐行道義而去死。對于君主和國家來說，“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好義勝于好利，國家社會則會安穩稱為治世，如果是好利勝于好義，就是順着人的情性，順情性則無辭讓無禮義文理之規範，人們欲望就得不到所養，最終導緻亂世出現。統治者對民衆和國家的影響很大，應該稱為民衆好義的表率。統治者好義，那麼欲望就會有所養有規範；統治者重視利益，那麼就會導緻人們對利益欲望的追逐勝過好義繼而争亂暴産生，社會動亂國家危亡，“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财。”又說“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不管對于個人還是國家來說，要保持對于利益的克制，要權衡義利，以義克利，不避義死。

　　三、義利統一 荀子認為義利是人人具有的，利來源于人之性，在人之性面前，“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必須制禮義以化性起僞，以義克利，不避義死，而禮義之設要養人之欲，義不避利，達到義利的統一，既能養人之欲，又要踐行道義。“荀子在指出義有其外在功利基礎的同時，又注意到了義對利益關系及功利活動的規範和調節，多少已表現出統一義利的價位取向。”荀子重視義利兩者，利是人性之欲求，義是對人性之規範，隻有達到兩者的統一，才能讓人們既養人之性，又能以義止争亂。荀子繼承了孔孟義重于利的思想，發展了孔孟要兼顧利義、義利統一的思想。從荀子的“不避義死”不僅可以看出孔子“見利思義”、“殺生成仁”和孟子“舍生取義”的影子，由此也可以看出與先秦儒家一系對義的重視。荀子的義利觀既在一定程度上重視禮義的重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人的所養的問題，使人的欲求和義達到了統一，這就是荀子義利觀的理論價值所在。

　　總之，荀子立足于“性惡”的人性根源和“争亂”的現實基礎為禮義的産生提供了依據，從以禮釋義的角度豐富了義的内涵，達到了仁義禮三者的統一。荀子的義利觀也為個人和社會在價值取向方面提供了豐富的啟示，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對于個人和國家來說，要重視義，兼顧義利的統一，使利處在在義的規範下，不傷人之性，成就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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