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述往】

作者：裘山山（原成都軍區創作室主任，著有長篇小說《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曾獲魯迅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1986年，已成為編輯的裘山山（左四）和海波（左三）在昆明筆會相逢。

1983年我大學畢業，開始試着寫小說。其實在大學裡也寫過，都不成器，甚至結不了尾。畢業後又接着寫，終于寫出一個我自己感覺還可以的短篇，題為《綠色的山窪》，投給了當時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主辦的《昆侖》雜志，一本大型文學雙月刊。

大凡在軍隊從事文學創作、年齡又在50歲以上的，恐怕沒有人不知道《昆侖》雜志，也沒有人不知道海波。海波是個作家，同時是《昆侖》雜志的副主編，但他作為編輯的影響力遠遠大于作家。很多軍隊作家都是在他的扶持下走上創作之路的。

我那時并不認識他，我誰也不認識，就是按照地址寄過去了。創作之初我一律是盲投。本子上抄了很多地址，後來給《人民文學》，給《随筆》，給《美文》，都是抄個地址貼上郵票就寄過去了，也都很幸運地被編輯老師讀到，并發表。

我很快就接到了回信，龍飛鳳舞的鋼筆字，底下落款是“海波”。海波說看了稿子，感覺我有一定的創作基礎，問我手頭是否還有新作，如有，可帶作品參加他們即将舉辦的新疆筆會。我興奮無比，馬上回信說還有新作，非常想參加筆會。一來我從沒參加過筆會，二來很想去新疆。

可我當時在教導隊當教員，有很重的教學任務，教員們一個蘿蔔一個坑，領導不同意我外出參加筆會。但我非要去，為請下這個創作假，我幾乎和領導鬧僵。在經過無數曲折（足以再寫三千字）之後，我終于來到北京，來到了《昆侖》編輯部，西什庫茅屋胡同甲３号。

我還記得和海波的初次見面是在走廊上。他迎上來和我握手。照說我該叫他老師，可他的姓讓我覺得不像個姓，叫“海老師”很别扭，就含含糊糊地應付了一下。海波說，原來是個女同志，你在作者簡介上為什麼不注明？我自負地說，我就是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個女的。

不知為何，新疆筆會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軍人筆會”，就是說，改在北京了。北京也行啊，反正對我來說，隻要是筆會就行。可是接下來又變了，說這個筆會不集中，各自為戰。這下好，其他幾位作者本來就在北京（有幾個正在魯院上作家班），都有地方住，隻有我是外地來的，需要自己找地方住。

于是那一個月，我像個遊擊隊員似的遊蕩，前後搬了４個住處。其中有一個多星期，是和朱蘇進、喬良在一起，住在一所大學的招待所裡。後來他們完成了作品，回魯院上課去了，我就搬到了我表哥家。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時間覺得太添麻煩，又搬到了我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同學的集體宿舍。集體宿舍也不能老住，再去找海波，海波把我安排到了北京軍區一個招待所，在八大處一個很僻靜的地方。

我不是個心理承受能力很強的人，這麼來回折騰，早已沒了寫作的心情。最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來改去都通不過，或者說改來改去海波都不滿意，他總是說我沒有“曆史縱深感”，對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總是不服他。我們常常談崩。

那時我的确像個中學生一樣喜歡抒情，喜歡表現美好（現在也長進不大），海波卻希望我能寫出人性的複雜。每當他給我一些情節上的建議時，我總是斷然地說，人不可能這樣的，或者說，我從沒聽說過這樣的事。他大為光火，說怎麼跟你談稿子那麼費勁兒呢？你怎麼那麼犟呢？但我就是固執己見。有一回他說到我小說中的老兩口去散步，他說你不要寫他們發感慨，你就讓他們默默散步，他媽的什麼話也别說，他媽的沉默才是最好的。我驚訝地望着他，不明白他為何說粗話。當時我想，看來我和他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談攏的。

由于稿子修改不順利，而我請假出來時又跟領導表态說，一定能發表作品。所以到了八大處後，我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這是什麼筆會呀！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我還為了這個筆會和領導吵架，太失望了。

想來想去，我決定提前走。當時距離我的歸期也沒幾天了。我收拾好行李，一個人坐公交車從八大處來到《昆侖》編輯部，想和海波辭行。偏偏那天海波不在，好像是去印刷廠了。編輯部的其他人都各忙各的，沒人搭理我，這更堅定了我離開的決心。于是我直接去了北京火車站。

我在候車室給海波寫了封信，就大半頁紙，其他話都忘了，隻記得最後一句：“讓你的曆史縱深感見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進信箱，登上了火車。

海波收到信後非常生氣，大概他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遜。碰巧那天我們成都軍區的作家簡嘉去編輯部找他，海波把我的信扔給他看，說瞧瞧你們軍區的業餘作者吧，居然這個德性，年紀輕輕的那麼大脾氣！

後來每每辦筆會，海波必在筆會開始前，把我作為反面教材教育參會人員，三令五申，不得效仿。

這是我後來知道的，知道的時候，已經是笑談了。

我以如此不禮貌的方式告别了海波，海波生氣歸生氣，并沒有記恨我。他非常了解業餘作者的處境，他知道我離開單位一個月，回去得有個交代。于是在當年（1984年）最後一期的《昆侖》上，他編發了我最早寄去的那篇《綠色的山窪》，那便是我的小說處女作。

當我拿到刊物時，心裡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慚愧。

須知那時的《昆侖》已很有影響力，在全國衆多的文學刊物中脫穎而出，成了一道重要的文學風景線。從《昆侖》走出來的作家數不勝數，《昆侖》自己的編輯們，也寫出了不少優秀作品。我的小說處女作能在《昆侖》發表，實在是很榮幸。

後來見到海波，我們重提此事，都覺得很好笑。那時我也做了文學編輯，越發覺得海波多麼不易。

海波告訴我，在他當編輯的10年裡，像我這樣不好調教的作者他一共碰上３個。有一個是退伍到地方上的青年作者，寫了個愛情小說，不願修改，便向海波訴說他心中的傷痛，哭得嗚哩哇啦的。值得慶幸的是，該同志後來在文壇上大紅大紫，且經久不衰。還有一個是某邊防的副連長。這位副連長心性極高，海波跟他談修改意見，他怎麼都聽不進去，海波情急之下就親自為他修改，因為他從邊防連請假到北京，海波怕他稿子發不出來沒法向領導交代。副連長看到他的稿子在海波的筆下“血流成河”，就說，海編輯，我看這樣改的話，不如用你的名字發。海波不但沒生氣，反而對他有幾分欽佩。在業餘作者面前，他常常像個兄長一樣厚道。後來這篇小說終于發出來了，落的當然不是海波的名字。

據我所知，這樣被海波改出來發表的稿子不在少數。盡管許多人認為，編輯不該這樣捉刀代筆，但我覺得，比起那些對作者（尤其是初學寫作者）漫不經心的編輯來，海波的做法永遠讓人感激和感動。海波身上那種對工作的認真勁兒，對作者的熱情勁兒，對文學的虔誠勁兒，上哪兒去找？就在我那樣頂撞了他之後，他仍向我約稿，繼續邀請我參加筆會，還讓我去編輯部一邊學習一邊幫忙。當然，也繼續“槍斃”我的稿子。他“槍斃”我稿子時從來不含含糊糊，總是直截了當，一針見血。有兩回氣得我發誓不再給他投稿了。但不管怎麼樣，那些年我還是在《昆侖》上發表了許多作品，并且獲得了“昆侖文學獎”。

如果說我後來在文學創作上有了一些成就的話，那是與海波分不開的；如果說我後來當編輯時，能夠對作者有些熱情和耐心的話，也都是海波做的好榜樣。這絕不是套話。

如今，隻要一想起最初走上文學道路的時光，我就會想起海波，想起《昆侖》，想起心高氣傲的自己。隻有當美好的人和事遠離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會懷想。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16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