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50人張麗玲紅樓夢裡走出的日本電視台社長?在東京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街銀座，張麗玲和她的大富電視台就位于其中一棟頗有年代感的辦公樓之上在這裡，她和同事們每天都在為制作中日雙語的各種電視節目而努力工作，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50年50人張麗玲紅樓夢裡走出的日本電視台社長?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50年50人張麗玲紅樓夢裡走出的日本電視台社長

在東京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街銀座，張麗玲和她的大富電視台就位于其中一棟頗有年代感的辦公樓之上。在這裡，她和同事們每天都在為制作中日雙語的各種電視節目而努力工作。

大富電視台辦公室 澎湃新聞 圖

時間回到33年前，當時張麗玲已經因為飾演87版《紅樓夢》中的丫鬟嬌杏等一系列角色而在圈内小有名氣，但她卻在此時選擇去往日本留學。

“那時有一種想法，總覺得如果是要走在時代浪尖上的人就都需要往國外走。我雖然在北京工作生活，但看到身邊的一些朋友都出去了，感覺自己好像很落伍似的，所以就萌生了出去闖一闖的想法。”如今的張麗玲仍記得當年的心路曆程。

在這之後的旅日生涯中，她先後進入大倉商社工作、籌建大富電視台、推進中央電視台等媒體在日本落地。而這些經曆之中最為人熟知的，還是她在工作之餘自籌資金采訪300多人拍攝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其中《小留學生》《年輕人》《我的太陽》《家在我心中》等故事現在還時不時在中日兩國被提及。

在同事們或者同行們的口中，現在的張麗玲更多被稱為“張社長”或者“董事長”，其形象也更貼近“職場女強人”，但在熟悉她的朋友眼裡，張麗玲始終還是那個“逐夢者”，那個一句日語都不會說，手拿8000日元獨自闖蕩異國他鄉的留學生。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對于張麗玲來說，利用電視平台推進兩國民衆了解，加深兩國友好已經成為自己的一種使命。

張麗玲 澎湃新聞 圖

從《紅樓夢》演員到赴日“逐夢”

澎湃新聞：您參演過87年版的《紅樓夢》和88年版《聊齋》，當時您在國内肯定已經有一些名氣和基礎了，但依然選擇到日本留學。您來到日本之後，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樣子？它和想象中的差距大嗎？或者和中國的區别大嗎？

張麗玲：來了日本以後，覺得和在國内感受到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時候國内在物質方面相對比較匮乏，而日本當時就像我後來拍的紀錄片《彼岸的青春》第一集中嘉賓韓松說的那樣，“天堂可能也就是這樣子”，能感受到差距是相當大的。

到日本之後，我最不習慣的就是語言差異，我之前完全不會日語，也不是很愛學習的。到日本以後我在打開電視時才知道這個語言是這麼難的，我覺得我是學不會了。我記得有一天我買了一包方便面，裡面有一包幹燥劑，我不知道是什麼，我以為是調味料，就把它放進面裡去了，結果很難吃。打那之後我覺得如果不好好學日語，在這裡就沒法生活，從此之後我就玩命學習日語了。

一開始我以為日本的文化都是從中國唐朝那時候“搬”過來的，所以應該很相通。後來才慢慢發現，雖然我們共同用漢字，一些日本人對中國的曆史文化也很精通，但實際上兩者很不一樣，我有時覺得甚至比中國和美國在文化上的差異還要大。我在日本待了大約33年，待得越久，我越覺得日本人和中國人其實是很不一樣的，但是我們的文字是相通的，心靈也是相通的，所以我覺得即便有差異，但雙方之間還是能很好溝通的。

張麗玲接受采訪 澎湃新聞 圖

澎湃新聞：您在日本的大學學習的是舞台導演專業，但是畢業之後卻進入了日本商社工作。我們了解到您當年從事和啤酒釀造相關的工作，這樣的一份工作可能跟您一開始的專業并不契合，您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态？

張麗玲：我當時沒有執着于一定要從事自己所學的專業。既然來到了日本，我就想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曆史，還有為什麼在短時間内日本經濟如此迅速騰飛。所以我就想找一家有信譽、有實力，同時又能感受到日本文化的公司。然後我就查到大倉商社，它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公司之一。我事先了解到這家公司有中國統籌部，我想我進去以後一定是被分配到這個部門，這樣我既能了解日本社會，同時還可以發揮我會中文、是中國人的優勢。沒想到三個月實習以後，我被分配到“啤酒釀造原料部”，當時我十分震驚，馬上去找人事部部長。我說這樣的安排十分不合理，他說任命是不可以推翻的。我說這又不是在軍隊，他回我說“這就是和軍隊一樣的，任命就是命令，隻能執行，要是反抗或者是不服從，那就辭職”。然後我又去找公司專務，專務就跟我說，之所以把我安排在啤酒釀造原料部，是因為中國經曆了改革開放，現在相關業務剛剛起步，隻要我在這個部門學習好、消化好，相信未來回到自己的國家一定能做貢獻，我非常感動。

在這家公司暖心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工作半年就開始籌拍《我們的留學生活》這個片子了，富士電視台的人告訴我必須征得所在公司同意（才能開拍），後來我就去和我們部長說這個事，他說我們部門有66個人，這66個人裡面隻要有一個人反映拍攝影響了我的本職工作，我就必須停止拍攝或者辭掉工作。最後結果就是我部門的前輩承擔了我一半以上的工作，放我出去拍攝。

紀錄片《小留學生》中的小留學生張素

拍完“留學生活”再搭建“劃時代橋梁”

澎湃新聞：回到《我們的留學生活》這個紀錄片的問題上，一開始是什麼樣的機緣巧合讓您想到去拍這個紀錄片呢？您的初心是希望促進兩國的了解，還是說有您個人的一些考量？

張麗玲：當時沒有想那麼多，在我踏入日本的第一天我就開始想拍（紀錄片）。當時與我一同赴日的飛機上那些同胞給我的沖擊非常大。我自己是一句日語都不會，到了一個異國他鄉，手上就8000日元。而站在我前面的同胞，有九個特别大的行李箱，身上還背着東西，他又興奮、又不安，那種表情刻在了我心裡。我當時就想我們都是同樣的命運，要是有一台攝像機就這麼跟着拍攝，肯定會出現特别動人的故事。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可以把所有都放下，赤手空拳到異國他鄉，我覺得太震撼，太觸動我了。所以一直在心裡默默想着，一定要記錄下來我們整個留學生活。所以到大倉就職半年後，生活一安定下來，我就覺得該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我當時沒有選擇拍攝對象，隻要是留學生全部都是我的對象，我不停地去說服他們，拿着攝像機一個個見他們，能當場同意讓我拍攝就直接跟拍了；當場說服不了的，那我就放棄了。就這樣像滾雪球一樣拍了300多人。我前幾天還碰到一位80多歲的日本老人，一聽說我是中國人，他竟然問我“有一部《小留學生》紀錄片你看過嗎？那部片子很感動的”，我回答說就是我拍的，他很激動。一部片子為什麼過去20多年了，他們日本人還能記得？我認為這值得我們的思考。

我自己的想法是，第一，日本人是很在乎過程的，這部片子記錄了留學生在日本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的過程，過程中大家所體現出來精神和情感是共通的。第二，當時我自己是留學生，我跟他們是一個視角，所以我就不會去問他們為什麼要來留學，那種高高在上的或者是俯視的提問是不可能有的。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留學生，我就很知道他們的處境、心境和不易，所以就很容易讓他們敞開心靈。而隻要是這種發自内心、很真實的東西，它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我覺得可能也是這方面打動了日本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實情感是沒有國界的，中日兩國人民也是完全可以溝通的。

澎湃新聞：既然這個紀錄片已經獲得了比較大的成功，後來您為什麼又轉型做電視台的落地工作，是怎麼樣的機緣巧合呢？

張麗玲：就像您說的，我認為就是機緣巧合，我自己其實從來沒有這個方向的考慮。我隻是覺得我在大倉的時候大家對我非常好，我想把這個紀錄片拍完以後回去報答他們。我總覺得把這個紀錄片拍完以後，我本應該給公司去做更多貢獻，當時我隻想了這麼多。就在紀錄片還沒播出的時候，有中國國内媒體的人員到日本訪問，和我說他們希望在日本落地。我當時的感受也是在和日本人接觸以後，發現他們十分不了解中國。我覺得電視是最容易讓人接受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

當時我不認識其他的公司，我隻知道大倉和富士電視台。我自己（工作）的公司大倉方面說他們是一家商社，跟電視業務毫無關系，也毫無興趣，說除非我拉進一家（日本）媒體參與。然後我就又去說服富士電視台。當時有朋友就跟我說，要是能把富士電視台拉進來，本身就是“外交勝利”。當時就是“無知者無畏”，後來最終結果就是兩家願意出資，為這家國内媒體在日本落地專門成立一個公司，叫大富。我還記得我們電視台剛落地的時候，《日經新聞》連續三天頭條刊登。日本所有主流報紙也都說我們是劃時代的橋梁。

後來到了2012年，我們的節目就實現雙語播出了。一般的日本老百姓打開電視，不需要中文都能直接看得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最直接的窗口。當時程永華大使也在日本的主流媒體上兩次發表賀詞，說我們這個頻道的作用和意義還是重大的。我們每年有40多場直播，隻要是有關于中國重大事件的發布，一些媒體朋友和政界人士、學者都會第一時間守在電視機前看（我們的節目）。

澎湃新聞：從大富電視台在日本走過的24年經驗來看，您覺得中國媒體應該如何“走出去”和落地，以尋求被當地受衆接受，助力所在國與中國之間加深相互了解呢？

張麗玲：在20餘年的實踐中我們體會到，本土化不僅是一種運作模式，也是放眼國際，展望未來的思維方式。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尊重适應當地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環境，接受當地風俗習慣，重視并積極努力深入植根當地受衆，以尋求被當地受衆接受，助力所在國與中國之間加深相互了解的捷徑。雖然我們切身體會走這條本土化“捷徑”很辛苦，并且需要持之以恒，然而走本土化發展道路，入境随俗，尊重包容，才能同體共生，這的确是24年來引領我們不斷取得喜人成果的陽光大道。

中日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在日本工作的資深媒體人，在當前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背景下，您覺得兩國亟待破除的誤解有哪些？

張麗玲：我覺得日本媒體比較喜歡報道負面的事情，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本國的負面新聞。所以對中國可能也有一定的偏見，報道是比較片面的。同時日本民衆又比較信任媒體，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影響比較大。

之前有一些民意調查的結果說兩國民衆好感度較低，我覺得這并不能完全證明中日之間關系很差，就像一對夫婦，雙方都共同懷揣着美好的願望，想一直在一起，但是結了婚以後，越接觸越會發現對方問題很多，不停吵架，但是也不會離婚。我覺得現在中日關系就是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不可分割的狀态，這樣密切的關系肯定有很多的問題。剛才我也說了，大家對事物的認識不同，價值觀也不同，自然就會有很多問題和矛盾。其實我在民間接觸到的日本人還是非常友好的。日本也還是有很多朋友對中國很友好，并且很希望中日關系能一直保持穩定，持續友好下去。

澎湃新聞：您在日本工作生活幾十年，未來我們總歸是要把這份事業和理念傳遞給更多的年輕人，他們在中日兩國的交流和友好方面也肩負着重大的責任。您對兩國年輕人和下一代有哪些寄語和期待？

張麗玲：現在兩國年輕人視野廣，知識面也廣，不像我們當年上大學的時候連電腦都沒有。但同時這個時代也面臨着選擇和判斷，這很需要自身的定力和實力。我覺得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自己去思考，去判斷，要有夢想。尤其我認為中日關系這方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人雲亦雲，不要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現在關于中日之間的有些報道是很片面的，要自己去判斷去思考，自己去體驗接觸。總的來說，年輕人要有理想，要有信念，而且在中日之間要有自己的主心骨；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和思考能力，而且要有責任心。此外，更重要的是還要堅持，有一句話叫“堅持本身就是力量”。

【人物簡介】

張麗玲，1989年赴日本留學，1995年東京學藝大學畢業，進入大倉商社株式會社就職，後曆經4年時間拍攝制作的大型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其中的《小留學生》《年輕人》《我的太陽》《家在我心中》在日本電視台播出後，收獲高收視率并在日本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小留學生》一片獲得2000年“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最佳紀錄片獎。1998年起，張麗玲出任株式會社大富（衛星電視台）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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