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和刻書，是宋元以來福建書院的傳統，但在清代以前，創建于福州的書院卻很少有這方面的記載。直到清初，張伯行創建鳌峰書院，始有“建藏書樓”的記錄。史稱“張公儒者，便便文雅；選士以修，擇要而求；掌之有胥，藏之以樓”。此藏書樓先後積書至數萬卷，以四部分類法收藏。嘉慶間書院山長遊光繹編有《鳌峰書院藏書目錄》四卷。據其中所載，除了裝訂成冊的典籍之外，也收藏建院以來刊刻的書闆，以備需要時可以重新印刷，這也是鳌峰書院藏書的特色之一。其中，除了收藏《禦纂朱子全書》《禦纂性理精義》《福建通志》《鳌峰書院志》等書闆之外，還有一部著錄為“《黃石齋九種經傳》五十卷《附錄》二卷”的書闆，數量為“一千二百塊”。此書又名《石齋九種》《經解九種》《黃石齋經傳九種》等。據考證，此書闆镌刻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刊刻地點其實并不在福建，而是在浙江。這部刊刻于康熙三十二年的浙江書闆，為何被晚于其十幾年始建的福州鳌峰書院（鳌峰書院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所收藏呢？這要從清初侯官名宦鄭開極說起。

鄭開極（1638年—1717年），字肇修，号畿亭，侯官縣（今福州）人。順治十八年（1661年）進士，選庶吉士。康熙繼位，被選為伴讀。康熙八年（1669年）典試雲南。由于鄭開極學識淵博，曾被聘為《福建通志》的纂修總裁。康熙二十年（1681年），主修《康熙福建通志》六十四卷，創設“外島”一門，收入琉球的史料，為前志所無。

康熙三十年（1691年），鄭開極任浙江提學，教授諸生以德行為先，而後才是文章。刊刻此叢書之時，是其任職浙江兩年之後。此即清代福州名儒陳壽祺所言“嘗編定黃道周《九經解》锓行”之時。為編刻此書，鄭開極逐一為《孝經集傳》《易象正》《三易洞玑》《洪範明義》《禮記集傳》等作序和訂正，故此書在每卷卷首均注為“漳浦黃道周輯，晉安鄭開極重訂”。

這套叢書的作者黃道周，福建漳浦人氏，是一位集易學家、理學家和書畫家于一身的著名大儒，被譽為“明代閩學之殿将，影響後學甚大”。南明弘光帝時，為禮部尚書。其後，被唐王朱聿鍵任為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西婺源，兵敗英勇就義。臨刑前，留下了“綱常萬古，節義千秋；開地知我，家人無憂”的血書，高風亮節，震古爍今。

由于黃道周的著述極其豐富，加上在世時多未出版，所以在清康熙年間的福建也未必能讀到。故鄭開極有言“其傳者，網羅搜訪，不得之于閩，而得之于浙。既得之于蓬山藜閣之家，更得之于汲古問奇之士”。由此可知，此叢書的底本來之不易。

為了保存和傳播這些好不容易“得之于浙”的先賢著作，促進黃道周的著述“傳之于閩”，鄭開極在卸任返閩之時，将此“一千二百塊”書闆運回福建，贈送給學者雲集的鳌峰書院。此即陳壽祺所言“《經解九種》，吾鄉鄭畿亭宮谕視學浙江，以康熙癸酉授剞劂，今闆存福州鳌峰書院”的由來。鄭開極的生平事迹，載乾隆《福建通志》卷四三《人物傳》。

鄭開極輯刊的明黃道周撰《經解》九種，即上揭《鳌峰書院藏書目錄》所載《黃石齋先生經傳九種》。其子目分别為《孝經集傳》四卷、《易象正》十六卷、《三易洞玑》十六卷、《洪範明義》四卷、《表記集傳》二卷（附《春秋表記問業》）、《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坊記問業》）、《月令明義》四卷、《缁衣集傳》四卷、《儒行集傳》二卷。内封面右側小字題“晉安鄭肇修訂”，居中兩行大字書名作“石齋先生經傳九種”，左側小字三行，分列九種子目書名。《孝經集傳》卷前有鄭開極序，其中說：“極乏宮谕，奉命視學兩浙，思以宏孝理者敦士行，翼經傳者贊聖學。”“乏”即承乏，此為擔任宮中伴讀的謙稱。末有“鄭開極印”“兩浙視學使者”篆書印章二方。

此書今國内有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幾家圖書館收藏，國外則有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日本内閣文庫等收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此刊本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晉安鄭肇刊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長洲彭蘊章補刊印本”。其中“鄭肇”，應為“鄭肇修”之誤。

彭蘊章何許人，為何此本會經他所補刊？彭蘊章（1792年—1862年），字詠莪，谥文敬，長洲縣（今屬江蘇省蘇州市）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狀元彭定宇（1645年—1719年）五世孫。彭蘊章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舉進士，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官提督福建學政。二十八年（1848年），他将鳌峰書院藏闆《石齋先生經傳九種》加以補刊重印，此即 “長洲彭蘊章補刊印本”之由來。彭蘊章作為晚清鹹豐年間重臣，生平事迹史志所載甚多，而以《清史稿》卷三八五所載尤詳。

其實，彭蘊章在福州，起先并不知道鳌峰書院藏有此書闆。他之所以會将此50多年前的《石齋先生經傳九種》補刊重印，實有某種内在機緣。彭蘊章的五世祖彭定宇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曾為黃道周《儒行集傳》一書作序，盛贊此書乃“千古真儒準繩”（序載道光四年長洲宋鎔刻本《儒行集傳》卷首）。彭蘊章在早年曾讀過五世祖寫的這篇序文，留下深刻的印象。了解此書乃“博采古賢人事實”，“标前賢之言行，樹後學之楷模”，從而使讀此書者能“慨然興起”，奮然前行。但其時，彭蘊章卻未能讀到原書，此為其難以忘卻的一大憾事。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提學福建，請黃道周故鄉漳浦的地方官幫助查找此書，最終由漳浦縣學的教官林鳴宴、蘇克誠從黃氏後裔藏書中抄錄一編寄至福州。彭氏在“快然得讀生平願讀之書”之後，準備将此書刊刻出版。恰在此時，正好聽說鳌峰書院舊有藏闆，于是詢之書院山長林春溥，發現原闆已朽蠧不堪，遂取漳浦所錄本“補其殘缺，校其舛誤，刷印以廣流傳”。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石齋先生經傳九種》的來曆——

得之于浙：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修刊刻于浙江；傳之于閩：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刊并印行于福州鳌峰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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