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古代少數民族成功的漢化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一定是其中之一。作為中學曆史課本必定會提起的一場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甚至已經超越了少數民族改革的範疇，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成功改革的典範之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當然是一場有成效的變革，他使得鮮卑民族迅速漢化，實際上是将當時鮮卑族作為少數民族而稍顯薄弱的統治基礎給穩固了下來，并且為後世的少數民族政權提供了一種學習漢族文化的範例。

鮮卑人

但北魏孝文帝的這場改革運動實際上也給鮮卑族統治集團帶來了很大的負面作用，北魏的滅亡實際上與之也有不小的關系。由于全面地接受漢族文化，也導緻鮮卑族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以至于到了今天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找到鮮卑族的蹤迹了。

本文的目的，是想更為全面地将這場改革呈現于讀者面前，讓大家在看到其積極作用之外，也能看到其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以對這場改革進行一個公正的評判。

北魏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從其能夠在衆多對手的競争中統一中國的北方便可以看出這一點。雖然國力強盛，但是在進入中原文化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北方之後，北魏卻發現自己的統治并不被許多漢族人所接受。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上孝文帝前的幾任皇帝，比如道武帝、太武帝、獻文帝都已經開始了一定程度的漢化改革，但到了孝文帝即位的時候，北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本民族的相對落後的制度與文化。

孝文帝像

北魏自身的制度與北方漢民族長久以來留存的制度之間産生了激烈的沖突，而北魏作為統治的少數民族，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統治的漢族之間也有不小的矛盾。在兩種矛盾的沖擊之下，北魏的社會環境開始變得十分不穩定。

首先，在經濟方面，北魏的農業恢複的十分緩慢，加上當時自然災害頗多，導緻許多農民生計無法得到保障，大量農民開始逃亡，成為了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在政治方面，當時在北方仍有數量龐大的漢族士人階層和地主階層，這些人逐漸對于北魏的統治産生不滿，不時起兵造反。不僅如此，他們還與南方的地主聯合，吸納對北魏政權不滿的普通農民，一齊對北魏政權發難。

影視劇中的孝文帝

在這樣嚴重的社會危機背景下，孝文帝不得不進一步地實施漢化的改革。除了當時的社會環境逼迫孝文帝不得不進行改革之外，實際上當時的改革條件也已經成熟。當時的鮮卑族已經從上至下實現了封建化，普通的鮮卑百姓基本上已經擺脫了遊牧生活，成為了耕作的農民，而鮮卑貴族也已經成為了封建地主，在這樣的情況下，鮮卑族的經濟政治利益實際上已經同漢族趨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的阻力便大大減小。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包含了許多措施，比較為世人所熟悉的是遷都洛陽、改漢姓、禁胡語等。實際上，孝文帝的改革是一次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的改革，其頒行的措施是全面且豐富的。比如，在政治上，孝文帝對于北魏的官制、俸祿制進行了改革；在經濟上，則實行了均田制，創立了三長制，并且改革了租稅制度；在文化上，則是禁止胡語、鮮卑人改為漢姓以及尊孔。

均田制示意圖

這些措施實際上對于穩固北魏的統治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的重點并不在于這些改革措施，而是孝文帝實施的另外一項意在維護本民族統治階級利益，實際上卻加速了鮮卑統治滅亡的改革措施——大定姓族。

孝文帝的改革，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本民族統治階級的利益，使其統治可以長久。而在當時，對于鮮卑統治階級來說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其政治、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不符。當時，中國的北方還有不少的漢人士族存在，這些漢人士族盡管接受少數民族的統治，政治地位低于鮮卑族統治者，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是相當高的。這種錯位現象的最直接表現，便是漢人士族對于鮮卑貴族的鄙視和不屑。

《魏書》中就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之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瓐鼻，江東謂之‘瓐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于世祖，以其歎服南人，則有讪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

由此可以看出，鮮卑貴族對于漢族士族是十分羨慕的，其姿态也是相對卑微的。

北魏版畫

為解決這個問題，孝文帝采取了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讓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通婚。當時的北方有四大漢人士族，分别是範陽盧敏、清河崔宗伯、荥陽鄭羲和太原王瓊，孝文帝為了提高鮮卑貴族的社會地位，便讓其與這四大家族聯姻，這樣一來，鮮卑貴族便與漢人士族結下了姻緣關系，社會地位便也就相同了。

根據《資治通鑒》和《魏書》的記載，孝文帝不僅将自己的女兒嫁入漢族士族，更是為他的五個弟弟都聘納了漢族世家大族的女兒為妻子。

“魏主雅重門閥，以範陽盧敏，清河崔宗伯，荥陽鄭羲和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鹹納其女以充後宮。……當朝貴重，所結姻鏈，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貢；因诏為六弟聘室：長弟鹹陽王禧可聘故穎州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可聘故中散代郡穆明女，次弟廣陵王羽可聘骠騎咨議參軍荥陽鄭平城女，次弟穎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範陽盧神寶女 ，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荥陽鄭懿女”。

王室都這樣做了，其餘的鮮卑貴族更是競相效仿，一時之間，鮮卑貴族與漢人世家大族通婚成為了風尚。

《資治通鑒》作者司馬遷

第二個辦法則是按照官階的不同為鮮卑貴族定下不同的漢族姓氏，人為定下門閥，使鮮卑貴族一躍進入與漢族士族地位相同的門閥。而這确定門閥的具體方法，則是以當代的官爵為主要标準，規定了先世曾經做過什麼等級的官職才能成為士族，官爵的高低與門閥的序列有着非常密切的關系。

根據《魏書》記載，當時孝文帝下诏雲：“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時漸铨。其穆、陸、賀、劉、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而根據官職給定名姓的具體規定則是這樣的：

“原出朔土，舊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以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将，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不降官緒，亦為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為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雖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入族官，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

在此之後，北魏選拔官吏便隻看重門第，而不看重才學了，而每個人也隻能根據自己的門第來當相應的官，不能逾越。

孝文帝出行圖

北魏孝文帝之所以要采取這樣急迫的方法來提高鮮卑貴族的社會地位，最關鍵的原因便在于當時的鮮卑貴族對于儒家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這導緻他們在漢人為主的社會裡根本沒有辦法跟傳統的漢族世家大族進行競争。

鮮卑貴族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是異常急迫的，然而靠着學習儒家文化、提高文化素質來拔高鮮卑貴族的社會地位，其所需要的時間是非常之長的，因此，為了達到加強鮮卑統治階級的統治、提高其社會地位的目的，孝文帝便隻能這樣“拔苗助長”的政策了。

腐化堕落——孝文帝改革的後果

孝文帝這一改革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鮮卑貴族一下子在社會上成為了與傳統漢人士族地位相同的、受人尊敬的世家大族。但這樣的做法畢竟是急功近利的，這種突如其來的社會地位的提高使得鮮卑的整個貴族階層開始飄飄然，而孝文帝以及其後的北魏諸位皇帝又缺乏對于鮮卑貴族階層的管理和警示，因此鮮卑的貴族階層開始迅速地腐化堕落。這種腐化堕落首先表現在生活上對于錢财的追求和攀比。

《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記載的：“時魏宗室權幸之臣，竟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值錢數萬。”

這樣的豪奢的生活已經成為了鮮卑貴族的常态。

北魏服飾

其次則是貪污成風，吏治腐敗。這樣豪奢的生活自然是需要大量的錢财來保障的，而對于這些貴族來說，獲得錢财的最好方法就是貪污和賣官鬻爵。在孝文帝去世之後，北魏的皇權逐漸衰微，權力落到了寵臣和外戚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貪污腐敗和賣官鬻爵的情況更為普遍。

《魏書》中就記載了當時各級官職的定價：“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

最後則是道德淪喪和能力下降。到了北魏後期，鮮卑的貴族階層已經隻知享樂，而毫無治國理政和帶兵打仗的能力了。就算是擔任宰輔的鮮卑貴族，心中所想的也不是将國家治理好，而是貪圖錢财、不理朝政。

《魏書》中就記載了孝文帝的六弟元禧“受遺輔政，衛宰輔之首，從容推诿，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者，禧特甚焉。”

到了北魏末期，這樣的情況已經發展到鮮卑貴族中無人敢于領兵對抗起義的農民軍隊了。統治階層已經軟弱無能到這樣的地步，北魏的滅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農民起義軍隊

結語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在曆史上一直備受贊揚，當然是有其道理的，其中的許多改革措施可謂是氣魄十足，也确實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也有一些是操之過急的，為了維護本民族統治階層的一時利益采取急功近利的措施，結果導緻整個貴族階層的腐化和堕落。

孝文帝改革留給後人的啟示是無窮的。作為改革者來說，當然需要有改革的氣魄和勇氣，但也需要放穩腳步，不能操之過急，更重要的是不能僅僅将眼光放在維護私利之上，而應該着眼于所有人民的利益，隻有這樣，才能避免重蹈孝文帝的覆轍。

參考資料：《魏書》、《資治通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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