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顔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現在，一般認為，《匈奴歌》是漢代匈奴人創作的一首歌謠。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将兵出擊匈奴，奪取焉支山和祁連山。匈奴人悲傷作此歌。《匈奴歌》僅四句二十四個字，卻以哀婉的語調，表達了匈奴族人民對故土、對生活的眷戀和熱愛。但這裡可能有問題，即匈奴人沒有六畜，匈奴歌也不是匈奴人所作。

《現代漢語詞典》六畜指“豬、牛、羊、馬、雞、狗”，“六畜”在這中國可謂一個婦孺皆知的詞。《三字經》中說：“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但《三字經》的作者王應麟是南宋的南宋官員和學者，“六畜”這個詞不可能産生這麼晚的。《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周禮·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看來“六畜”在先秦時期就有了。

然而，豬、牛、羊、馬、雞、狗這六畜并不是人們都養的。《漢書·地理志》：“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唐顔師古注：“五畜：牛、羊、豕、犬、雞。”看來，在馬比較金貴的時候也有“五畜”的說法。因為，如果有牛，馬對老百姓而言确實也沒有什麼用處。

《匈奴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顔色。”這裡也有一個“六畜”。有人據此說，匈奴生活在草原上，牛馬羊狗是畜養很多的，雞和豬就沒有了，因為至今發現的匈奴墓葬和岩畫牛馬羊狗都有，卻未發現過雞和豬。言下之意除了匈奴人不養雞和豬，還在說《匈奴歌》并非出自匈奴人之手，極有可能是經過翻譯處理或者摸仿匈奴人口氣所寫的。

這個問題看起來非常無聊，但實際上很有意思。咱們先把《匈奴歌》的事情放一放，說說匈奴人的“六畜”。

《史記·匈奴列傳》：“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扆、驢、騾、駃騠、騊駼、驒騱。”意思是，匈奴人養得較多的牲畜是馬、牛、羊，養的比較奇特的牲畜是橐扆、驢、騾、駃騠、騊駼、騨騱。較多的即是常見的，在匈奴和漢地基本都能見到；“奇特”可能有兩層意思，即是漢地不常見，匈奴飼養；而匈奴人也養得相對“馬、牛、羊”的數量來說較少。匈奴人養的牲畜基本全在這裡了。

橐扆是駱駝，驢和騾對我今天的人來說都不陌生；駃騠是公馬與母驢所生的雜種力畜，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馬騾”；騊駼、騨騱都是良馬，《山海經》：“ 北海内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這兩種馬毛色都以青為主的野馬，中國古代的名馬。這樣一說，匈奴人的“六畜”應該是馬、牛、羊、驢、駝、狗。

這裡面的确是沒有雞的，但很顯然的是沒有雞不等于匈奴人不養“六畜”。“六畜”泛指家畜，雞屬于禽類。雖說，禽類是指鳥類；畜類指除鳥類之外的主要指哺乳類。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畜類意思是禽獸之類，在禽、畜之間，古人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區分。在這裡，“六”隻是一個概數。

前不久，我去内蒙古草原采訪，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現在蒙古族的“六畜”實際上隻有“五畜”：綿羊、山羊、馬、牛、駱駝。綿羊和山羊在他們看來是兩個“物種”，性格迥異。綿羊由盤羊馴化，山羊的祖先是野山羊。綿羊隻吃草尖，山羊可以吃掉草根。二者同時出現在草原，可以有相互配合的“協調發展”，也利于草原的生态。綿羊性慵軟弱，山羊敏感活躍。在一起混養，對草場生态恢複、防狼等都有很大的益處。至于雞為什麼不被列入“六畜”或“五畜”，蒙古族朋友告訴我，牛、馬、羊、駱駝等在随牧民遷移時，一起趕着就走了，但雞不一樣，有些“不聽話”，要趕着走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也便不養。

蒙古民族與曆史上的匈奴并非同一民族，但均為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遊牧者，在對待雞的問題上應該是一緻的——匈奴人可能不養雞，但并不等于他們沒見過雞。在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中曾經出土過中國最早的雞，距今已經有8000年，而匈奴人的牧區曾經一度到達今甯夏固原一帶。所以，雞的問題應該不是個問題。“六畜”在匈奴人那裡一定是存在的——隻是與漢族人的數量并不十分一緻，所指也有一定區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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