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啟超

我們的祖宗遺予我們的文獻寶藏，誠然足以傲世界各國而無愧色，但是我們最特出之點，仍不在此。其學為何？即人生哲學是。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于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聞大道。我們不應當導他們于我們祖宗這一條路上去嗎？

諸君，我對于貴會，本來預定講演的題目，是《古書之真僞及其年代》。中間因為有病，不能履行原約。現在我快要離開南京了，那個題目不是一回可以講完，而且範圍亦太窄。現在改講本題，或者較為提綱挈領于諸君有益罷。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我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

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而且最有趣的，便是曆史。我們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一家裡弟兄姊妹們，便占了全人類四分之一，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地做他們的工作，我們替全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産，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裡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我們許多文化産品，都用我們極優美的文字記錄下來。雖然記錄方法不很整齊，雖然所記錄的随時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别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方志、譜牒，以至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曆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

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曆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曆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止六經皆史，也可以說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因為裡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我們家裡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采，采不出什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麼?是科學方法。我們隻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将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複許多公共産業。

這種方法之應用，我在我去年所著的《曆史研究法》和前兩個月在本校所講的《曆史統計學》裡頭，已經說過大概。雖然還有許多不盡之處，但我敢說這條路是不錯的，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會發出許多支路，不必我細說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個礦太大了，非分段開采不能成功，非一直開到深處不能得着寶貝。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精力，能夠徹底開通三幾處礦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業。因此我們感覺着有發起一個合作運動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個共同目的共同計劃之下，各人從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時的學問根底，各人分擔三兩門作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這個礦或者可以開得有點眉目了。

此外，和史學範圍相出入或者性質相類似的文獻學還有許多，都是要用科學方法研究去。

此外則為德性學。此學應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裡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

近來國人對于知識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國故的名詞，我們也聽得純熟。誠然，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不過若是謂除整理國故外，遂别無學問，那卻不然。我們的祖宗遺予我們的文獻寶藏，誠然足以傲世界各國而無愧色，但是我們最特出之點，仍不在此。其學為何?即人生哲學是。

歐洲哲學上的波瀾，就哲學史家的眼光看來，不過是主智主義與反主智主義兩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來人生方面，也隻有智、情、意三者。不過歐人對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貼近人生。蓋歐人講學，始終未以人生為出發點。至于中國先哲則不然。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歸納于人生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處之宇宙原理、物質公例等等，倒都不視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純以人生為出發點，所以以“人之所以為道”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悉以置諸第二位

而歐西則自希臘以來，即研究他們所謂的形而上學，一天到晚，隻在那裡高談宇宙原理，憑空冥索，終少歸宿到人生這一點。蘇格拉底号稱西方的孔子，很想從人生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圖，更不曉得循着這條路去發揮，至全棄其師傳，而複研究其所謂天之道。亞裡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趨于科學。後人有謂道源于亞裡士多德的話，其實他也不過僅于科學方面有所創發，離人生畢竟還遠得很。迨後斯端一派，大概可與中國的墨子相當，對于儒家，仍是望塵莫及。一到中世紀，歐洲全部統成了宗教化。殘酷的羅馬與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漸進于迷信。宗教方面，本來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純以客觀的上帝來解決人生，終竟離題尚遠。後來再一個大反動，便是“文藝複興”，遂一變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講範疇、範圍，更過于嚴謹，好像我們的臨“九宮格”一般。所以他們這些，都可說是沒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到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覺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地從體驗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撥開幾重雲霧。但是真果拿來與我們儒家相比，我可以說仍然幼稚。

總而言之，西方人講他的形而上學，我們承認有他獨到之處。換一方面，講客觀的科學，也非我們所能及。不過最奇怪的，是他們講人生也用這種方法，結果真弄到個莫明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講人，絕不想到是從人生的本體來自證，卻高談玄妙，把冥冥莫測的上帝來對喻。再如用科學的方法講，尤為妙極。試問人生是什麼?是否可以某部當幾何之一角、三角之一邊?是否可以用化學的公式來化分、化合，或是用幾種原質來造成?再如達爾文之用生物進化說來講人生，征考詳博，科學亦莫能搖動，總算是壁壘堅固；但是果真要問他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安在?人既自猿進化而來，為什麼人自人而猿終為猿?恐怕他也不能給我們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總之，西人所用的幾種方法，僅能夠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種問題，人，決不是這樣機械易懂的。歐洲人卻始終未徹悟到這一點，隻盲目地往前做，結果造成了今日的煩悶，彷徨莫知所措。蓋中世紀時，人心還能依賴着宗教過活；及乎今日，科學昌明，賴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據。人類本從下等動物蛻化而來，哪裡有什麼上帝創造?宇宙一切現象，不過是物質和他的運動，還有什麼靈魂?來世的天堂，既不可憑，眼前的利害，複日相肉迫。懷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們所謂的世紀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于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聞大道。我們不應當導他們于我們祖宗這一條路上去嗎?以下便略講我們祖宗的精神所在。我們看看是否可以終身受用不盡，并可以救他們西人物質生活之疲敝。

我們先儒始終看得知行是一貫的，從無看到是分離的。後人多謂知行合一之說，為王陽明所首倡，其實陽明也不過是就孔子已有的發揮。孔子一生為人，處處是知行一貫。從他的言論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學而不厭”，又說“為之不厭”，可知“學”即是“為”，“為”即是“學”。蓋以知識之擴大，在人努力的自為，從不像西人之從知識方法而求知識。所以王陽明曰：“知而不行，是謂不知。”所以說這類學問，必須自證，必須躬行，這卻是西人始終未看得的一點。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絕不是另外一件東西，乃是人生的活動。故宇宙的進化，全基于人類努力的創造。所以《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看得宇宙永無圓滿之時，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濟》終。蓋宇宙“既濟”，則乾坤已息，還複有何人類?吾人在此未圓滿的宇宙中，隻有努力地向前創造。這一點，柏格森所見的，也很與儒家相近。他說宇宙一切現象，乃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方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識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作精神生活，是要從内省直覺得來的。他們既知道變化流轉，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變化流轉之權，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點，所以他的人生觀，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盡的宇宙當中，不過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點是一點，既不望其成功，苦樂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謂“無人而不自得”。有了這種精神生活，再來研究任何學問，還有什麼不成?

那麼，或有人說，宇宙既是沒有圓滿的時期，我們何不靜止不做，好嗎?其實不然。人既為動物，便有動作的本能，穿衣吃飯，也是要動的。既是人生非動不可，我們就何妨就我們所喜歡做的、所認為當做的做下去?我們最後的光明，固然是遠在幾千萬年幾萬萬年之後，但是我們的責任，不是叫一蹴而就地達到目的地，是叫我們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們的祖宗，堯，舜，禹，湯，孔，孟，……在他們的進行中，長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不過跑了數寸，積累而成，才有今日。我們現在無論是一寸半分，隻要往前跑才是。為現在及将來的人類受用，這都是不可逃的責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所以我們雖然曉得道遠之不可緻，還是要努力地到死而後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正為其知其不可而為，所以生活上才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計較他可為不可為，那麼，情志便系于外物，憂樂便關乎得失；或竟因為計較利害的原故，使許多應做的事，反而不做。這樣，還哪裡領略到生活的樂趣呢？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認人是單獨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會，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仁”字，從二、人，鄭玄曰：“仁，相人偶也”。(《禮記注》)非人與人相偶，則“仁”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執異，絕非儒家所許。蓋人格專靠各個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沒有别人，我的人格，從何表現?譬如全社會都是罪惡，我的人格受了傳染和壓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個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會的人格向上。然而社會的人格，本是各個自己化合而成。想社會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這個，意力和環境提攜，便成進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立人、達人，非立、達别人之謂，乃立、達人類之謂。彼我合組成人類，故立、達彼，即是立、達人類。立、達人類，即是立、達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來體驗這個達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論語》一書，講仁字的，屢見不一見。

儒家何其把仁字看得這麼重要呢?即上面所講的，儒家學問，專以研究“人之所以道”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仁之概念，與人之概念相涵，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謂之仁。知乎人與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惡，即是人的好惡。我的精神中，同時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現世的人為然，即如孔孟遠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潤在國民腦中不少。可見彼我相通，雖曆百世不變。儒家從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實踐，“無終食之間違仁”，這種精神，影響于國民性者至大。

即此一份家業，我可以說真是全世界唯一無二的至寶。這絕不是用科學的方法可以研究得來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實行體驗。體驗而後，再為躬行實踐，養成了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觀，生趣盎然地向前進。無論研究什麼學問，管許是興緻勃勃。孔子曰“仁者不憂”，就是這個道理。不幸漢以後這種精神便無人繼續的弘發，人生觀也漸趨于機械。八股制興，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後人日稱“尋孔顔樂處”，究竟孔顔樂處在哪裡，還是莫名其妙。我們既然誦法孔子，應該好好保存這份家私——美妙的人生觀，才不愧是聖人之徒啊！

此外我們國學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傳于印度，但是盛于中國，現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絕。正法一派，全在中國。歐洲人研究佛學的甚多，梵文所有的經典，差不多都翻出來。但向梵文裡頭求大乘，能得多少?我們自創的宗派，更不必論了。像我們的禅宗，真可算得應用的佛教，世間的佛教間，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發生，的确是表現中國人的特質，叫出世法與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講的宇宙精微，的确還在儒家之上。說宇宙流動不居，永無圓滿，可說是與儒家相同。曰：“一衆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達人之意。蓋宇宙最後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實現之圓滿相，絕非求得少數個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現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居多。至于他的共同目的，都是願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

現在自由二字，誤解者不知多少。其實人類外界的束縛，他力的壓迫，終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隸。儒、佛都用許多的話來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縛，解放淨盡，頂天立地，成一個真正自由的人。這點，佛家弘發得更為深透，真可以說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産品。這話，東西人士，都不能否認。此後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們先人既辛苦地為我們創下這份産業，我們自當好好地承受。因為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這種安身立命之具，再來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種學問，那麼，才算盡了人生的責任。

諸君聽了我這夜的演講，自然明白我們中國文化，比世界各國并無遜色。那一般沉醉西風，說中國一無所有的人，自屬淺薄可笑。《論語》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這邊的諸同學，從不對于國學輕下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自然，我也聞聽有許多人諷刺南京學生守舊，但是隻要舊的是好，守舊又何足诟病?所以我很願此次的講演，更能夠多多增進諸君以研究國學的興味！

注：此文是1923年1月9日梁啟超在南京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所的演講，後半篇由李競芳筆記。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