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稼雨

三、以“文人相輕”為特征的士人人格缺陷以往帝王文化背景下，“修齊治平”是一種共性人格模式，它幾乎不需要個性人格的支持。而士人文化的人格則更多展示出個性人格特征。個性相交的必然結果就是産生碰撞，士人之間的矛盾就會頻繁發生，人際關系就會受到影響。而服藥習慣又更能催生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服用五食散對人副作用之一就是容易使人性格乖張暴躁，經常失态。所以士人之間經常發生龃龉和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的情況。

曹丕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這個問題伴随士人文化進入中國文化主角地位的形勢變化而愈發尖銳和突出。在帝王文化背景下，“修齊治平”是人格主體，其人格目标能否實現，實現的程度需要由帝王方面來衡量判定。而士人文化人格的核心主體是文藝和個性，實現的效果主要由社會輿論（人物品藻）來衡定。因此，人物品藻這條文人求名之路顯得相當擁擠。當然，這種情況不是發生在每個人身上，要因人而異。而作為藝術家的王羲之，則是魏晉時期以“文人相輕”為特征的士人人格缺陷的典型代表。他經常忽略人際關系中傳統而基本的與人為善通例，動辄對别人随便非議：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并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岩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世說新語·輕诋》）“更克”二字，各家注本都解釋為“變得更加苛刻”。也就是說，老友王修、許詢去世後，王羲之不是對老友發出善意的緬懷，而是用尖刻的話來損毀老友。所以遭到孔岩的批評。當王羲之剛到會稽上任做官時，孫綽向王羲之推薦了傑出新秀僧人支遁。從玄學學術思想史的角度看，支遁的貢獻遠在王羲之之上。可王羲之傲慢得都懶得見支遁：“王本自有一往隽氣，殊自輕之”（《世說新語·文學》）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嚴重到影響王羲之本人晚年的生命軌迹程度的“相輕”對象便是與大名鼎鼎的個性文人王述（藍田）交惡的悲劇。

王述出身太原王氏，與王羲之不是同宗。這個血緣出身或許已經為二人的對立關系埋下了伏筆。這兩位來自不同家族的王氏傳人，為人們演出了一幕幕相輕相斥的狗血劇：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複于地取内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耶?”（《世說新語·忿狷》）王藍田性急吃雞蛋的故事，千古傳為美談。可在王羲之眼裡，王述此舉連“無一豪可論”的資格都沒有。更有甚者：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于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至終。（《世說新語·仇隙》）

據《晉書·王羲之傳》，當聽說郡守王羲之要來吊唁後，“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辄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而這裡的描寫又換了一個角度，王羲之來倒是來了，但不是來吊唁的，而是來羞辱王述的。兩人的梁子愈結愈深。而後來王述官拜揚州刺史，成為王羲之的頂頭上司。王羲之為了擺脫王述的報複，竟然向朝廷請求把自己為官的會稽從揚州分離出去，另設為越州。可派遣的差人又未能把話及時帶到，“大為時賢所笑”。惱羞成怒的王羲之不但不去檢讨自己的過失，反而把兒子們召集起來怒罵怒斥：“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把自己地位不如王述的理由，歸罪于兒子們不如王述的兒子王坦之。而王述則果然沒有放過王羲之，以上司督查工作為由，對王羲之所轄會稽提出諸多質疑和責難。受到報複的王羲之深以為恥，跑到父母墓前發了一通毒誓：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闵兇，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颡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晉書·王羲之傳》）至此，王羲之自己終于品嘗了自己種下的惡果，不得已稱疾辭官還鄉。 後人提到王羲之，每每以“書聖”溢美稱贊豔羨。殊不知“書聖”之事，隻可遠觀欣賞，不可效法複制。此處王羲之因“文人相輕”而産生的人生悲劇，倒是可與人人相關的人生慘痛教訓！

（本文節選自甯稼雨《王羲之的文化價值僅僅在于“書聖”嗎？》，《文史知識》202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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