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發表、發表少就出局”。頂着最高學曆的光環，高校青年教師卻似乎比同齡青年有着更多的焦慮和迷茫，而他們所承受的論文指标考核（包括今年6月曾經引起熱議的“非升即走”制度考核）壓力，是高校中老年教師在青年時無法比拟的。

這裡将探讨的便是他們的論文發表。

電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劇照。

我們知道，期刊所刊登的文章其實經常良莠不齊。然而對于一般投稿者來說，即便文章在平均水平以上，投出去也可能沒有任何回音。

頂部學術期刊長期處于“僧多粥少”的局面，一些“核心”期刊更願意向專業領域内的“頭部作者”約稿，且多為熱點選題，甚至對投稿者有着奇怪的歧視性要求，比如：“第一作者須為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第一作者須為雙一流高校教師”，“論文須為省部級及其以上的課題基金研究成果”。學術發表演變為某種意義上的買，概率低，并充滿随機性。被一般的期刊拒絕，卻又可能被較好的期刊接受，同樣的文章，加了某個作者或通過某個途徑和編輯部溝通卻可能更容易刊發，或者提前刊發，不至于因為審核時間過長而錯過考核期。

投稿者在網上曬的某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拒稿郵件。期刊名已作處理。

我們為此采訪了4位高校青年教師。這些個人故事自然無法反映整體情況，不過個人故事也可能表達出一些重要的側面，而這也是社交媒體上每有相關帖子或話題總能引起共鳴的原因。4位受訪者來自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不同專業，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他們為“文科博士”“文科教師”（當然在嚴格意義上“人文社會科學”與“文科”并不完全一緻）。他們剛博士畢業到高校工作不久，都未滿5年。他們的情況各不相同，處于不同的境遇之中，有的已得到長聘崗位，有的即将接受考核，有的在中外合資辦學的高校，暫無論文發表和晉升壓力。

受訪者甲：“985”高校博士，就職于一所廣東院校。

受訪者乙：“海歸”博士，就職于一所“985”院校。

受訪者丙：博士畢業于某香港高校，就職于一所西南地區院校。

受訪者丁：“海歸”博士，就職于一所中外合作辦學院校。

采寫 | 李永博

01

指标裡的“數量”

新京報：論文發表與教師聘用挂鈎，是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普遍做法。在發表論文數量和質量上，學校對你是否有明确的要求？這些要求或指标對你将來的考核、職稱評定是否有關聯？

甲：我和學校簽訂的是現在所說的“非升即走”合同，大緻的發文要求是3年發3篇SCI或者C刊（CSSCI，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這樣的考核要求和同等級學校比起來算是中等的，也絕對不是最高的考核要求。我之前打聽過，一些“985”院校的考核指标大緻是要求3年發4、5篇SCI或C刊，同時主持一個國家級社科項目。這樣的要求讓人覺得壓力實在太大，獲得這樣一個科研項目的概率，其實就相當于買。那些對自己比較有信心的，或者年紀相對比較年輕的，才敢去做這樣的賭博。

考核的期限一般是三年，理論上在兩個聘期也就是6年之内，你應該要聘上副教授的職稱。如果你沒有評上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你就得走人。在和學校簽訂“非升即走”的合同之後，你就成為副研究員或研究員，但這隻是一個崗位，不是職稱，工資待遇上和講師持平，福利待遇上會更差一些。這個頭銜隻是便于對外申請項目，但和傳統意義上的副高職稱（副教授或副研究員）并不一樣。

現在也有一些學校把考核的時間拉長到5年，大家知道社科出成果比較慢，3年時間往往是不太夠的。但這帶來另外一種負向效應，比如5年合同過後，很多博士的年齡會超過35歲，超過了申請“四青人才”的年齡線，屆時如果要換學校或者轉行，往往會面臨更大的困難。

乙：我剛進校的時候會和學校簽一個合同，合同上會寫明發表要求，但其實是一個比較低的要求，比如幾年發幾篇SCI或“核心”就行了。但這個要求無法讓你留下來。能不能得到長聘合同，還有另外更高的要求，是否留任的指标是院系自己來确定的，有的學校要求青年教師必須在國際知名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有的則不用，不同學校和院系之間的差異很大。

丙：學校對論文發表的要求有一個标準，沒有規定年限，但是有針對職稱的規定。如果這一年沒有在比較好的期刊上發文，年底的績效就會受到影響。如果論文能發表在C刊或者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等水平比較高的雜志，或者在特定的出版社發表專著，學校也會有相應的獎勵機制。

和我同一批進校的青年老師，就我了解，基本上沒有幾個人可以拿到這筆錢，少數拿到的是啃自己在博士期間積累的老本，比如出版博士論文。為此我還咨詢過一些出版社，因為我的博士論文是英文寫作的，我不知道國内是如何操作的，但在國外把博士論文出版為專著需要做很大的調整，有些章節甚至需要重寫，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我認識很多從國外或香港回來的青年教師，我發現大家在科研上往往是有心無力的，都面臨這種情況，覺得老本快啃不動了。

丁：中外合作辦學的學校和青年老師簽訂的合同，大緻都是三年一簽，每年還會對你做一個年度考核，主要從科研、教學、行政三個方面看你的表現，教學和科研各占40%，行政占20%，這會影響到績效工資。雖然沒有明文寫出來，但學校比較人性化的一點是，在入職的前兩年，學校不會期待像我這樣剛加入的老師發表很多論文，因為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準備新課。三年合同滿了之後，學校對老師這三年做一個整體評估。簽完兩個三年合同之後，如果學校決定繼續聘用你，你就會獲得一個長聘合同。發表高質量的論文仍然是職稱評定最重要的指标，但老師不會僅僅因為沒有發表足夠的論文而被開除，我還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

在國内的公立院校，學校會期待青年教師在幾年之後升到副教授，如果失敗了可能就意味着走人，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非升即走”。我雖然也是和學校簽訂合同，但不屬于這類情況，不會面臨如此激烈競争的壓力。

我所在的學校有不少講師，但講師想要升副教授或教授是非常困難的。有些人來到我們學校會感到驚訝，副教授和教授隻占很少的數量，大多數老師都是講師，或者叫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在中外合作辦學的學校，很多講師/助理教授通過在幾所相似性質的學校之間“跳槽”來獲得提升職稱的機會。有些不如意的教師也會選擇回到自己的讀博所在地任教，畢竟教學體系和國外學校是比較相近的。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2017）中，劇中人物陸亦可與一位高校基建處處長相親。這位處長原是教師，花錢買版面發表論文，擠破腦袋當上了基建處長。陸亦可懷疑他涉嫌貪污。

02

難以集中的寫作時間

新京報：在網絡上的各類反饋中，很多青年教師都提到自己沒有時間寫論文。你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嗎？在平時的時間安排上，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大緻各占多少比例？

甲：我所在的學校，給我提供的是一個類似于研究員的崗位。我主要的工作是科研，教學時間可能占到工作時間的三成左右。教學會對科研産生幹擾，比如備課、批改學生作業都會打斷你的寫作狀态。作為一個教師，我認為教學是本職工作，從個人意願上，其實我很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在教學中。但實際上，現在大部分的考核指标都放在了論文發表，你不得不把更多的時間去投入到論文寫作中。

有時我也會被分派一些行政工作，比如本科生和研究生論文的預答辯，以及一些監考工作。行政工作沒有很多，占到工作時間的一成左右。但有些時候學院臨時需要人手，行政老師會優先在像我這樣沒有編制的老師群體中分派工作。

乙：我所在的學校不太會強制青年教師去做一些行政性事務，在這方面我的時間還是比較有保障。教學的工作量，各個學校的情況不太一樣。一些學校要求一年需要總共完成多少課時，但可以由你自己來規劃具體上課時間。但也有學校不是按照固定課時來約定的，給你安排多少門課，你就必須得上。我隻要不上課的時候都在寫論文。上半年，我備課和上課占了一周的大部分時間，幾乎隻有周末一兩天的時間可以寫論文，因為可利用的時間很碎，論文進度比較慢。

丙：今年是我成為大學老師的第三年，但我隻完成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還是畢業以前的約稿。我心裡很着急，但根本的原因是，教學占用了我過多的時間。我覺得自己幾乎被淹沒在了課堂中。

我在當老師的頭兩年都在備新課。我剛到學校的第一個學期，一周要上十幾節課。學院對我們的要求是，一年需要完成300多個課時，而我在第一年完成了400-450個課時，這其中也包括指導學生的論文和社會實踐，等等。我自以為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直到有一次，我了解到其他院系的一位青年老師一周要上将近20節課，在學校工作三年，整個人看上去很憔悴，白頭發都多了不少，相比起來我還算比較好的。

因為行政老師人手不足，我也會被安排去做行政工作，比如在辦公室整理往年學生的材料和試卷，都是一些行政案頭工作，在我看來非常可笑。行政老師也很辛苦，但這些工作不應屬于我的職責範圍之内，這是對人力的極大浪費。

很多同事告訴我，大學是以科研為主，如果你的文章發得多，對包括職稱評定在内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利的，不應該在上課和備課上花太多的心思。可能我是新老師，雖然我知道科研很重要，但還無法接受老教師這一套比較“油膩”的做法。甚至有的老師私底下告訴我，他從不認真準備上課，連課件都是網上随便找的。但他的科研部分，發表數非常高，所以盡管教評非常低，但也很快評上了教授。後來我也發現了這個現象，所謂的教評，隻要不是學校倒數，就完全不會影響大學教師在職業晉升、職稱評定上的任何事情。

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3 Idiots2009）劇照。

丁：我從國外讀博歸國之後，找工作時選擇的是一所中外合作辦學的學校。這所學校提供的報酬比較合理，也沒有發論文的硬性要求，這是我選擇這所學校，而不是其他“雙一流”學校的重要理由。我有發表論文的熱情和興趣，但是我不喜歡那種“必須每年在哪類期刊上發幾篇論文”之類的規定。

說實話，工作兩年來，我做科研時間是很少的，教學、科研和行政的比例，學校要求是4:4:2，我目前而言可能是7:1:2。我一直忙于教學，第一年剛來學校就教了兩門新課，接手的課當然會更想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釋。到了第二年我們系的課綱大改，等于我們又要準備兩門新課。所以我一直在上課和備課，根本基本沒有時間做科研。當然，我也非常看重教學，很樂意首先做好一名老師。

我也會參與學校的行政工作，實際上每個系的教職員工都有自己一定的行政角色，比如我上學期參加了兩個委員會，主要工作包括開會、閱讀文件和投票，等等。也會有一些管理學生的事務，以及各類雜事。這些行政工作部分是教師自己找的，部分是被指派的，總之院系會希望每個老師的行政工作比較均衡。

03

期刊的标準有時讓人捉摸不透

新京報：你覺得在國内期刊發表論文困難嗎？就你所知，在論文完成之後，如何才能讓它更快地發表出來呢？

甲：這幾年我看過一些報道，刊物本身就在減少，我所在學科的C刊并不多，一本期刊一期其實隻發6到8篇文章。我自己的估算是，稍微好一些的刊物，能夠投中的比例不到10%，我猜可能是5%～8%，這個概率是很恐怖的。如果你還想追求在質量更好的期刊上發文，比如業内比較認可的權威頂刊，投中的概率就會更低。我自己感覺，投中的概率可能是千分之一，甚至是萬分之一。

我有一位同事，先後給11家C刊投了同一篇文章，前10家都被拒了，最後一家他選擇了業内的頂刊，後來居然被接納，論文發表出來了。當然這是一個很小概率的事情，但投稿就是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時候就像是在買。

想要更快地發表論文，我的辦法主要有兩個，可能也是其他人會采用的辦法。一是多參加一些質量比較高的、業内小圈子的學術會議。他們會對你的論文提供一些修改意見，同時這些會議往往是由某個期刊合辦的，因此你至少能獲得一些投稿的渠道，獲得推薦的機會。

當然這也不是必然成功的，我去年參加了一個比較權威的期刊主辦的論壇，論壇可能總共有100來人投稿，評審了一兩天，主辦方告知我的論文評優了，可以直接推薦給刊物，我當時挺開心的。但後來期刊的編輯告訴我還是退稿了，退稿的理由不詳，我也沒有詢問出來。

第二，就是嘗試盡量多與業内比較有聲望的學者合作發文，現在很多人喜歡把他們叫作“大佬”或“大咖”。通常這樣的人就是自己的導師，但是想要獲得與業内大咖合作的機會，這本身也要競争。現在發文往往都要挂國家級社科基金，實際上這一塊的競争也很激烈，可能也不是一種比較穩妥的方法。

這兩種都是比較常規的渠道。目前為止，我自己也沒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解決論文的發表渠道。可能你隻能多寫論文多做産出，因為現在的遊戲規則就是用論文換待遇和職位。隻要你手上有足夠好的論文，你就有了在業内議價的資格。身處不同的學校或平台，不會對你的發展造成太大的影響。

電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劇照。

乙：在國内發表論文，很大程度上看你是否認識期刊的編輯。期刊編輯的權力在于，即使他不是直接決定這篇論文是否會發表，他也可以決定由誰來擔任這篇論文的評審人（reviewer）。比如可以把論文送到喜歡這篇文章結論的評審人手上，這樣的論文自然更容易獲得發表。

我中文論文發表得比較少，并不熟悉内部情況。但從朋友了解到，比如說他的某篇論文在某個期刊上原本需要很久才能發表，但是因為他要趕着畢業，他的導師會跟編輯說一說，然後論文就會更快地發出來，類似的事情是有的。

丙：在C刊上發表論文，在我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不僅取決于論文質量本身，也涉及其他的一些問題。由于面臨“僧多粥少”的局面，那就必然會産生競争，競争激烈到從起跑線開始比起。到最後，大家可能拼的是人脈，拼的是資源，拼的是平台了。

有些人會利用身邊的資源，或認識業内比較有名的老師，甚至通過一些我不屑的行為途徑更快地發文。其實很多“海歸”在國内學術圈沒有資源，就我和身邊同事的經曆來說，發C刊并不容易。盡管我也許可以通過導師尋求幫助，但我不太願意這麼做。

04

另一種選擇的困難：

與國外期刊的距離

新京報：你有沒有考慮過在國外期刊發表論文？在論文發表上，你覺得國内外學術期刊的評價體系是否存在差異？

甲：在國内讀博，英文學術寫作是天生的劣勢。我也參加過一些國際會議，但如果要發表英文論文，可能還需要找英語母語者進行潤色。在考核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我會采用比較保守的策略，因為英文寫作對我來說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我當然會考慮國際發表，但這要等到過了考核安全期之後。

乙：在人文社科領域，實際上大部分院校對教師發表英文論文沒有很多硬性要求。自然而然，大多數教師也會尋求在國内期刊上發表論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英文期刊的發表周期比中文期刊長很多，尤其是投頂級期刊的話，即使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從投稿到發表可能也要2到3年的時間，大部分時候都要3到4年才能發出來，相比之下，大多數中文期刊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可以發表。如果現在青年教師簽訂的是5、6年合同，那可想而知的是，發英文論文的回報率就會變得很低。

文科論文的水平高低本來就比較難界定。國内比較看重期刊的評級，比較看重SCI或核心期刊。國外學術圈其實對這類期刊評級不太在意，其更注重期刊在業内的綜合口碑。比如你的論文發表在一本比較新的雜志上，而且也沒有多少引用率，但是這份新期刊的口碑很好，業内同行都比較認可，你的論文也會得到比較高的評價。

丙：對于沒有很多資源的朋友，我會建議他們嘗試發英文期刊，英文期刊的考核标準相對來說會簡單一些。

我覺得，國内的期刊評定本身是沒有錯的，但人才聘用、職稱評定與論文發表的标準結合起來，整個邏輯就畸形了，最後遏制了真正的學術興趣的發展，反倒在惡劣和不公平的競争中讓人變得扭曲。

從事社科領域專業的研究人員，多少會帶一些批判意識，對于論文發表中的惡性競争，很多人是很不屑的。但是你會逐漸發現，你的生活因此受到了很多限制，然後被生活折磨着拖着走，最後還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去迎合。

丁：國際上大多數比較好的期刊都是有平衡的同行評審制度，比較而言，我們國内大多數期刊沒有建立完善的同行評審制度，比如我所在專業而言，有同行評審制度的期刊可能隻有五六家。我不是說同行評審制度肯定是好的，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論文發表過程中不透明、甚至“走關系”的現象。

05

并不太反感“非升即走”

新京報：最近“非升即走”制度引發了很多讨論，你覺得這種制度框架是否合理？為何在國内會引起争議呢？

甲：我個人并不太反感這樣一種制度設計，我并不認為這種設計是完全負面的。既然選擇了這份工作，這樣的考核要求既是壓力，也會成為我研究的動力。從個人的發展來說，如果你想要在學術圈取得成績，無論你有沒有編制，你都要拿出成果。從這個角度考慮的話，如果平台好一些，你出成果的機會就會大一點，即使面對的是更激烈的競争。

我更看重的是，作為雇傭方的校方是否遵守契約精神，如果契約的條件對于雙方來說是平等的，那就不妨把它作為一種“你情我願”的市場交易行為。

這個制度設計本身對于院校的教學質量和教學連續性也有影響。三五年換人的碎片化設計，對學生的學習可能會有非常不良影響，影響專業教學氛圍和經驗的積澱。尤其是那些需要較為密切的師生關系作為維系的專業。如果科研考核不合格，可以提供專門教學的崗位，讓不同類型的教師各盡其能。

乙：我覺得這個制度本身沒有什麼問題，這跟國際通行的“Tenure-Track”制度是一樣的，你發不夠文章就得走。其實“Tenure-Track”在國外也很殘酷，很多國外高校的老師在獲得終身教席之前過着非常人的生活。但相對而言，社會福利提供了保底機制，你在一所學校失敗後，也不至于萬念俱灰，甚至可以休息一年，再去尋找下一家的機會。

但這套制度引進國内之後，尤其是以同樣的難度和殘酷程度引進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國内的大部分學校沒有辦法像國外那樣提供很多配套的研究資源和時間。國外高校也會提出要求，但同時也提供了可以供你安心科研的環境和時間。

我發現的一個現象是，國内相對比較好的學校，通常給你的行政工作會比較少，你的研究時間會相對多一些，但是學校對你的科研要求非常高，所以這些青年老師的壓力會很大。另一方面，水平相對一般的學校，可能對你的發表要求會低一些，但與此同時，你又會被安排參與很多項目和行政任務，結果是兩頭都在抱怨，青年教師不管在“985”還是普通的二本院校，普遍都會感覺沒時間做研究。

《老友記》第六季（Friends Season 6，1999）劇照，圖為大學教師羅斯。

丙：在我博士畢業之後，我沒有選擇加入“非升即走”的競争行列。因為家人生病需要照顧，我有近兩年時間無法專注于自己的畢業論文寫作，所以讀博時間相比别人要長很多。由于這些緣故，我更期待在畢業後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因此無法接受一些實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學校帶來的激烈競争。比如一些學校提供的“3 X”合同，在我看來是未知的狀态，就是一個無底洞。

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幸運的，沒有被迫卷入這個“非升即走”的評價體系之中。我在畢業5個月之後，找到了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面試時聽起來待遇還可以，學校會給一筆安家費，而且有正式的編制。這樣我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一些事情，同時又可以兼顧到我的父母。

每個人在學術上的抱負不同，我可以接受一所比較普通的院校，但另一些人會按照一套成功的标準要求自己，比方說，必須進入到全國排名多少名的學校。他們面臨很大的挑戰，同時也會有更多機遇。一些比較好的學校學報都是C刊，這些學校的老師發文，會比其他人擁有更好的平台和資源。

丁：我沒有經曆過“非升即走”，我隻能談談對學術圈的整體看法。我覺得現在學術圈也被卷進了市場化的大潮裡，論文被商品化了，論文發表往往成為可量化的指标，學校以此提升國際和國内的大學排名，獲得更多的資源。這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大環境下，“非升即走”隻不過是學校用來提高論文産出的一種手段而已。

我之前提到過，我個人非常注重教學，但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教師想要升職，隻看重你發表了多少論文，從來不看重你教了多少好學生，教學滿意度如何，等等。相信很多人在上大學時都遇到過不認真上課的老師，學生們都能很快察覺到，哪些老師隻是在走過場，對教學毫無熱情。我作為學生的時候不理解，但我當了老師之後，越來越能理解這些青年老師的心理感受了。如果認真備課、上課不能幫助他升職甚至保住教職，每天還要為論文發表數量達不到要求而焦慮，那麼應付式上課成為常态，恐怕也是人之常情。

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06

壓力從讀博就開始了

新京報：作為青年教師，你感受到的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怎麼看待“青椒”這個群體的生存處境？

甲：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數青年教師，在選擇這樣一份工作的時候，已經做好基本的預期。有的人會選擇去“985”，接受更激烈的競争，有的人會選取去層次稍微低一些的院校。大多數人産生的抱怨，我覺得主要不是對硬性工作指标的不滿，大家在做出選擇時，大多做好了心理準備。現在抱怨和不滿的聲音，更多的是對周遭大環境的抗議。

圈内曾流傳一種自嘲式的打比方，我們這些新制度下的青年教師，如果手上沒有好的文章，就相當于古代沒有子嗣的妃子，在後宮裡根本擡不起頭。我有一位朋友之前沒有轉崗成功，後來應聘了另一所學校的副教授。他曾跟我說，每當在學校裡遇到學院的科研秘書詢問他論文的發表情況，給他的感覺就像是地主在催糧。他所面臨的處境和描述讓我印象深刻。青年教師需要一個更加寬容的大環境，而如今這些在事業上剛起步的年輕人，沒有獲得一個比較好的過渡空間。

乙：“青椒”的壓力從讀博就開始了，可能有一小半的人會得抑郁症。博士讀完之後，你發現在拿到長聘合同之前還是很累，相比起來，其他同齡人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已經相對穩定了。我其實不太會為此困擾，雖然壓力很大，但也獲得了時間上的自由。你也可以選擇朝九晚六的工作，但說到底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

電影《論文》（Tesis 1996）劇照。

丙：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職稱評定。這似乎是在高校教學科研中獲得認可的唯一标準，雖然我選擇從事教育并不是為了一個title來的，我有自己的理想，我覺得教育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我希望我這輩子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所以畢業後我堅定地選擇進入這個行業。但人活在社會裡，很多時候你是需要獲得外界的認可才能更笃定那個意義感的。不然，時間久了你或許會産生困惑，缺乏自我實現感。但職稱評定似乎是現在高校對教育者的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重要的标準，所以大家都鉚足了勁去獲得這個認可。好像你不是個教授，你就不算個好的老師和科研人員，這種評價機制我覺得是嚴重不健全的。

二是薪資水平。這很好理解，因為需要生存。我自己是很反對消費主義的，對生活标準的要求并不高。但是我不止一個人，讀完博的人大多都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我們還需要照顧家人。我不知道其他學科的收入狀況，人文社科的薪資狀況在我看來是不盡如人意的。而薪資水平直接決定了你能否更有尊嚴地工作，人不能為了幾個錢就沒有原則沒有底線，但你面臨生存的壓力時，你能怎麼做呢？我雖然不屑于一些人為了名利而做的那些事，但有些時候我也能理解他們，這可以給他們帶來金錢的回報。作為教育者，你為了錢丢失原則和底線，這真的荒誕又可悲。

而這兩方面其實是不能分離的，職稱直接決定了你的薪資水平，而它們同時又與論文發表有關。在這樣的機制下，不僅論文發表失去了科研的初衷，連作為個體的人也被嚴重異化了，但你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你繞不開這個怪圈。

丁：我的家庭沒有給我很大的壓力，主要的壓力來源都是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比如朋友圈裡的同行在某某期刊發表了論文，或是一些同事提到在什麼地方有發表論文的機會，這都是壓力的來源。我可能處在比較“佛系”的生活狀态，但周圍的人都在拼命發論文，一邊在抱怨不滿，一邊又跳回到“内卷”的遊戲中。

從明年開始，我的備課時間應該會有所減少。希望在不用備新課了之後，自己能夠一年完成一兩篇論文。做學問是需要時間需要積澱的，不是說一年産出很多篇論文，文章的質量也需要有保證。如果想得比較多，讀得比較多，寫得比較少，出來的研究作品可能更有意思一些。其實我還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作為社科學者，我們的研究怎麼能更接地氣、更有社會效用一些。有時感覺很悲哀的是，大量論文被發表，但它們不僅語言晦澀難懂，而且大多時候普羅大衆也很難讀到這些文章——因為存在學術版權的問題，很多期刊隻有通過大學圖書館才能看到。這也是我不滿現存學術制度的另一個地方。

作者｜李永博

編輯｜西西；走走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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