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的技術革新讓對話變得更加便利，同時也使争論更容易發生。在這樣一個衆說紛纭、“雞同鴨講”的嘈雜時代，該如何“溫和”地對話，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濂的新書《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首發式上，他和青年作家蔣方舟、大象公會創始人黃章晉一起，給出了他們的思考。

伊拉斯谟與馬丁·路德：“溫和”與“強力”的兩種範式

說到“溫和的力量”，周濂首先想到的是文藝複興時期的著名學者伊拉斯谟。他對普通中國讀者來說很陌生，但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因為他上承文藝複興，下接宗教改革，在西方這一大轉折時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有趣的是，從文藝複興到宗教改革，伊拉斯谟經曆了從先鋒到保守的轉變。文藝複興時期，他寫了《愚人頌》，翻譯了希臘文的《聖經》；而到了宗教改革時期，面對激進的馬丁·路德，他又變成了一個相對保守的力量。面對呼嘯而來的革命狂潮時，溫和而理性的兩面不讨好的性格使得伊拉斯谟格格不入。他理性地講道理，把對方看作一個平等的、可溝通的對象，不斷地對話。馬丁·路德則不然，他覺得自己已經想明白了，接下來要做的隻是說服别人。伊拉斯谟是溫和的，馬丁·路德則帶有強力的因素。

周濂

然而，正如蔣方舟所說，曆史上經常是溫和的一方失敗。伊拉斯谟的失敗就是非常典型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經為伊拉斯谟寫過一部傳記，叫做《一個古老的夢——伊拉斯谟傳》。他在書中對伊拉斯谟的“溫和”就很失望，感慨說伊拉斯谟在教皇派看來是皇帝派，在皇帝派看來又是教皇派，他在曆史上變成了一個面目模糊的人，也沒有追随者。曆史從來不欣賞溫和的人，而欣賞狂熱派、極端分子。

蔣方舟

但是，溫和不等于脆弱或軟弱。伊拉斯谟身上有一種溫和但堅持的力量。用周濂的話說，是用一種理性的方式去表達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理想。他自己也在踐行這一點。說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理解。所謂“理解”，就像人們在十字路口相遇一樣，彼此之間以一種禮貌、正派的方式打交道，彼此問候，交換意見。但這并不意味着雙方從此要走到同一條路上。周濂指出，今天也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知識人需要思考：如何自處，如何在堅守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理想同時又能夠與不同意見的人有效地溝通，而不是陷入各說各話、雞同鴨講的全民亂講時代。

哲學的有趣之處恰在于無用

周濂這樣解釋自己的新書《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的命名：西方哲學的智慧和面向大衆的西方哲學史課程，其核心目标就是打開，打開人們的視野、既定的思維模式和各種思想的可能性，讓人們從一種教條、沉悶、封閉的意識形态中解放出來。他提到梁文道在2011年理想國文化沙龍上的一張照片，那場沙龍的主題就是“打開”。照片上，梁文道左手持話筒，右手做出一個非常有力的拳頭的動作，身後是紅底白字的“打開”兩個字。在周濂看來，哲學正應該通過漫長的說理和潤物細無聲的示範的力量，慢慢讓大家體會到說理和教養的力量。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作者：周濂，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4月

對此，蔣方舟卻說，哲學通常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帶來巨大的困惑。她舉了那道著名的“電車難題”：一個瘋子在鐵軌上捆了5個人，可以拉動車上的轉向杆把車引上另外一條軌道，那條軌道上隻被瘋子綁了一個人。會不會拉動轉向杆就是一個道德難題。但是，哲學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無用，它拷問人們平常不需要去拷問自己的問題，這跟文學是有共同之處的。她談到特别打動她的一篇短篇小說——托爾斯泰的《伊萬·伊裡奇之死》。故事本身情節很平淡。伊萬·伊裡奇是一個法官，他一輩子按部就班地、非常快樂地生活，到臨死前的一刻才覺得好像活錯了。他覺得他這一輩子好像在一個倒着開的火車上，方向是錯誤的。那一刻他非常恐懼，但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蔣方舟說，伊萬·伊裡奇這一刻的恐懼，恰恰是文學史上最閃亮和震撼的一刻。

同時她也尖銳地指出，大多數人也可能有一個瞬間像伊萬·伊裡奇那樣，覺得一輩子都活錯了。但人們會找各種各樣的借口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化和自我辯護。這是一種生活的慣性，人們沒有武器和它進行抗争。而哲學的意義就在于，它提供給人類一把劍，不斷促使人類更加深刻地自我懷疑，與自我合理化的慣性對抗。這種鬥争的過程會非常痛苦，但它是人之為人、人之為一種思想的動物的本質。

列夫·托爾斯泰

因此她也認為，《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這本書的閃光點，一是專業性與講稿的通俗性的平衡，二是一種對話的沖動。書中每一章都是一個疑問，在她看來，這種日常、謙卑的對社會、生活的好奇，正是哲學的本質。

當說理無法進行時，有必要亮出肱二頭肌

蔣方舟談道，西方最早的哲學傳統就是對話的傳統，它預設了人和人之間交往的兩個規範：第一是不能使用暴力。第二是雙方有共同的語言和對話基礎。哲學的對話要回應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什麼，一個是憑什麼。前者是社會科學和心理科學的焦點，後者則是一個哲學命題。回應“憑什麼”的問題，有兩種方式：即伊拉斯谟式和馬丁·路德式。

但是，伊拉斯谟式的溫和的對話總是以失敗告終。在蔣方舟看來，這是由于對話要求的前提和條件過于嚴格。首先，對話雙方在智識和身份上是要平等的。其次，每個人都能離開自己狹隘的立場去思考問題。再次，每個人都能承認自己有被說服的可能。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在觀點不同時，第一反應是怎樣找出對方的漏洞，赢過、說服對方。像《奇葩說》式的用誇張的語言說服另一方，就是一個例證。因此，即使在最平和、民主的社會條件下，達成對話的理想條件都非常難。

伊拉斯谟畫像

周濂認為，說理是有限度的。當說理無法進行時，有些自由主義者需要亮出肱二頭肌。但是，哪怕跟對方隻共享着非常薄的生活世界或者論述的前提，也依然要懷抱一種說理的希望。

黃章晉從自己從事媒體行業的感受出發，談起他對“溫和”的看法。他說，在他剛開始接觸互聯網時，中國人民的分歧大到什麼都可以談，當時人們會談論大是大非的基本問題。他舉了80年代初一則引起巨大争議的新聞：當時有一個叫張華的大學生跳到化糞池裡，救了一個農民，自己卻死掉了。當時的報紙就提出張華不能算烈士，不值得學習。理由是國家花了那麼多錢培養的大學生，怎麼能跳到糞坑裡救一個農民。而到了今天，即使有人這樣想，也不敢公開說。在一定開放的社會裡，社會交流信息充分、碰撞多的時候，人們反而逐漸趨向中庸。同樣，“9·11”事件發生時，很多人有大快人心之感。而最近巴黎聖母院失火，網上幾乎沒有人像“9·11”時那樣認為應該公開慶祝。人類正越來越趨向正常的共情和同情心。

黃章晉

蔣方舟則認為，互聯網上語言的暴力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大家在觀看節目時，會自發地腦補出一種對抗性。王爾德曾說：“藝術對生活的模仿遠遠低于生活對藝術的模仿。” 與此相似，大衆傳媒對生活的模仿也遠遠遜于生活對大衆傳媒的模仿。人們的語式、表态、動作、對人際關系的想象，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感受，而是被社交網絡、大衆傳媒定型過的一種更戲劇化的感受。對此，黃章晉認為，以前不是沒有沖突，隻是人們被隔絕了。周濂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說，現在的朋友圈和當年的BBS有相似之處，都是一個封閉的圈子，人們在公共事件中不斷取關、拉黑與自己可能存在價值觀抵觸的人。此外，很多話題已經悄悄地、不知不覺地被屏蔽到公共讨論的範圍之外。

作者 沈河西 實習生 劉雨晴

編輯 張進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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