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夏朝以及夏朝時期形成的華夏文明，是中華民族心中永遠的向往。所謂華夏文明，民得其生，國得其昌，政得其遠；君得其名，民得其利，故中華人民以華夏自美。

華夏文明來自于夏朝，夏朝的建立得力于堯、舜、禹三代形成的文明禅讓制度。對于堯、舜、禹三位帝位傳承者，所形成的接班禅讓制度，現代人普遍認為是一種神話傳說，堯、舜、禹也是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很能相信他們是實實在在、從普通人中成長起來的、具有高尚品格的帝王。從懷疑堯舜禹人物的真實性，到懷疑禅讓制度的真實性，進而否定夏朝在中華曆史中的真實存在。

根據中國考古研究成果，我國在12000-9000年前進入早期陶器時代，9000-7000年前進入中期陶器時代，7000-4500年前進入晚期陶器時代，4500-4000年前進入晚期後段陶器時代。湖南道縣玉蟾岩、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的考古發現，中國至遲在公元前12000年就出現了原始陶器，在中國北方，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也發現了公元前9000至公元前8000年的陶器。中國南方最早的陶器多圜底，中國北方早期的陶器多平底。

進入新石器時代後，中國因為幅員遼闊，農業經濟類型可分為三大經濟文化區：1.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包括黃河中下遊、遼河和海河流域等地，這裡是粟、黍等旱作農業起源地；2.水田農業經濟文化區，主要為長江中下遊。3.狩獵采集經濟文化區，包括長城以北的東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積大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二。這個區域除個别地方外基本上沒有農業，陶器也不甚發達。

根據《孟子••盡心下》記載，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 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及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中國夏朝的開始的年代為距今4100千左右，堯舜禹的年代距今4200-4100年左右，屬于晚期後段陶器時代，陶器發展也進入了比較成熟期，陶器成為人們生産生活的主要用具。

陶器在人類考古學上的劃分，完全是近代的事情，遠古人們隻是把它做完一個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通過對我國文獻中對于陶器的記載，可以為我們研究堯舜禹，提供不少的可靠資料，來印證堯舜禹做為現實中的真實存在。

在《孟子•公孫醜上》中記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 故君于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水暢茂， 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人，雖欲耕，得乎？

在《孟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禹“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就是史料中對大禹從普通人成長為帝王過程的真實描述。大禹在成為管理天下的帝王前，也要依靠農業生産耕種來生活，還要進行制作陶器來獲得生活用品，還要進行捕魚來改善生活。這完全就是一個普通勞動者，在不同時節進行不同的勞作，在生産力比較低下的狀況下，通過多種的勞動，實現家庭的衣食溫飽。這與神話傳說中的高、大、上的大禹故事，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有着根本區别，是讓堯舜禹走入現實人物，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至少在2400年前的孟子時代，大禹還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現實人物，否則，孟子的話就會遭到人們的反駁，或者孟子論證的道理就缺乏說服力。因此，大禹在孟子時代是位實實在在的曆史人物，而且得到了人們的普遍尊崇。

如果我們從現代曆史研究的角度來分析，大禹從事的“自耕稼、陶、漁”，完全符合我們所得到中國曆史文明發展的脈絡，符合4100年前人們的生産力水平，符合人們所主要從事的生産生活内容。4100年前，農業生産已經成為人們的主要食品來源，捕魚也是人們必不可少的保障，陶器的使用是當時人們的主要生活用品，必不可少，必須大量生産制造。大禹所從事的勞作完全符合4100年前人們的生活狀況，因此，從考古學的成果來判斷，曆史記載中的大禹也是實實在在的曆史人物，大禹建立的夏朝，也有着考古學上理論基礎。

在《孟子》的記述中，還為我們提供了大禹生活的自然環境，可進行農業耕種的廣闊土地，可方便進行捕魚的衆多湖泊、河流，擁有衆多人口，方便人們生産陶器、交易陶器、獲得陶器。農業生産離不開溫暖的氣候與充沛的雨水；捕魚離不開豐富的河流湖泊，這樣的自然環境，隻有在中國的南方或者相對南方，才容易滿足。如果更具體一些，在中國的版圖中，給這樣的環境一個精确的定位，那麼，淮河流域淮北平原，就與這樣的自然環境不謀而合。

在淮北平原，既可以種植北方的粟、黍等旱作谷物，也可以種植南方的水稻等作物，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河流縱橫、水源充沛。在遠古時期，人少地廣，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更适合農業生産的地方，來進行生産生活，淮北平原就是人們進行生活生産最還好的生活環境，也是文明最容易形成、積累的自然環境。相信大禹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生産與生活。

在淮河以南的淮北平原，不僅有平坦肥沃的土地，适合人們農業生産，還有豐富的河流湖泊，來滿足人們從事捕魚生産，豐富人們的食品來源，給人們提供豐富的魚類與水生植物食品。這些豐富的魚類與水生植物食品，更容易促進人類的智力發展，催生文化與文明的誕生。而在雙墩遺址發掘的雙墩文化遺址，其7300年前人類文明印記，就是對這種自然環境催生人類文明最後的證明。4100年前發生的“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這一重要的夏朝曆史事件，就是發生在淮河岸邊的塗山。因此，大禹生産生活在淮北平原，從事“耕稼、陶、漁”就是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人類生存最好最優的選擇。

淮河流域即使在現代，其發生洪澇災害的頻率，都要遠高于中國其他地區，是國家治水的重要區域。4100年前的大禹治水，曆史記載也是重點發生在塗山地區，是大禹的夏興之地。史料記載中最明确、詳實的大禹治水曆史事件、地點都是發生在塗山地區，大禹文化的傳說也是最具體、豐富的。因此，大禹生于此、長于此、生活于此、治水于此，是最合情合理與符合史料記載的真正區域。

大禹生于此、長于此、生活于此、治水于此的淮北平原，大禹建立的夏朝，其國都會遠離這個地方嗎？會遠離生活的地方、遠離具有豐富自然環境、建功立業的地方？遠離治水成果受益最直接的地方嗎？其他地方的人們會到幾百公裡外，八年亦或一十三年長期在外治理别處的水患？不要說遠古時期人類的生産力極其有限，就是放到現在，人們的精神境界普遍崇高的情況下，讓大禹帶領衆多的異地人士到淮河流域來治理洪水，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為治理淮河建立不世之功的大禹以及大禹的追随者，必是身受水患的本地人民；他們才具有長期為徹底解決水患的動力、決心、毅力與條件。

“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中原地區的概念太大了，更具體、更精确地說，夏朝國都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為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标志。以夏朝國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才是更精确、嚴謹的說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四方”一詞在我們的話語中還包含有一種自豪、自美、自信；“四方”一詞具有深厚的夏朝文明特色，夏朝時期建立的方國，是形成“四方”詞語的根本來源。那麼，“四方”一詞可以為我們尋找确定并夏朝國都，提供一些隐含的重要線索嗎？

在淮北平原（亦或就是原始的淮北中原）淮河流域，有一條古稱夏水的支流北淝河，在北淝河的下遊有一個稱為“四方”的湖泊四方湖，在四方湖畔有一個人們不知原始曆史來源的古城遺址。這座古城遺址與四方湖，共同構築了《詩經》中的詩情畫意，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這還不是古城與四方湖的全部曆史，更深厚的文化曆史内涵就包含在這“四方”之中。

四方之中是什麼？四方之中就是夏朝的國都；夏朝國都旁的河流，四方人士人們怎麼稱呼？當然是夏水；北淝河的古稱是什麼？就是夏水；夏朝國都具有多大的規模才能成為夏朝的國都？“三裡之城，七裡之郭”是《孟子》對天子失國的夏都描述。而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規模就與“三裡之城，七裡之郭”如出一轍。

因此，大禹不僅是真實的曆史人物、也是一個為了生活從事生産勞動的普通人物，其建立的夏朝也是真實存在的中國第一個世襲王朝，夏朝時期形成的華夏文化與華夏文明是有着深厚曆史與物質、文化基礎的。夏朝曆史之所以撲朔迷離，是因為夏、商、周政治統治中心的地域變遷，而被刻意隐去、淡化的結果，曆史總會恢複其真實的面貌，回歸正軌。（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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