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奇聞：沈萬三是土地經營起家，輾轉貿易發家

元朝中葉，沈萬三的父親沈祐，由湖州路烏程縣南浔鎮（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區）沈家漾村遷徙至周莊東垞，後又遷至銀子浜。沈萬三在緻富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他曾支持過平江（今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萬三助築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兩個兒子的官；在南京還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萬三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了他的餘生。

沈萬三始終把周莊作為他立業之地；“萬三住宅在蔫西北半裡許，即東莊地及銀子浜、倉庫、園亭與住宅互相聯絡”（見《周莊鎮志》），“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見明·楊循吉《蘇談》）。盡管他受到張士誠、朱元璋的封賞，但他不願離開這塊寶地。元止仲，吳縣人，被沈萬三請為西賓（老師），每一文成，沈酬金一镒“（見《周莊鎮志》雜記），可見，他連自己的子孫都要留在這塊富裕之地，不惜重金加以培養，使沈家久盛不衰。

沈萬三确是一個“富可敵國”的人物。一“镒”即二十兩，僅一篇文章竟有如此高的報酬，沈萬三的家底可見一斑。

據《明史》介紹，朱元璋實施築城計劃時，單造磚單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衛(駐軍衛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十八個縣，另有三個鎮。而沈萬三一人便負責從洪武門到水西門十餘公裡長的城牆，工程量占整個工程的三分之一。

明人孔迩《雲焦館紀談》說：沈氏“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釀酒引水，都需用田數十頃，如此家産令人咋舌。明人田藝蘅也在其《留青日劄》裡寫道：朱元璋準備犒賞三軍，沈萬三說要代其出犒銀。朱元璋有意刁難：朕有軍百萬，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萬三豪爽應答：願每軍犒金一兩！

沈萬三“躬稼起家”，這一點，從明人《留青日劄》裡也可以得到印證：“初居東蔡村時，人以圩菜之地歸之，佑(沈三萬的父親)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潴洩有法，由是緻富不赀。”這段文字，描述了沈萬三随父親從浙江遷居蘇州後，通過躬耕田地而發家。明人孔迩還記載，沈萬三很注重興修水利：“萬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築成石岸以障田。”

對于沈萬三究竟如何緻富，最具傳奇色彩、也是傳說最廣泛的，當屬“聚寶盆”一說。說是沈萬三貧時，見一農夫攜蛙百餘，他便好心買來放生。哪知第二天，看見衆蛙聚在一瓦盆不散。沈萬三于是将瓦盆帶回家，用來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時，不慎将一支銀钗掉在盆中，不料銀钗一變二、二變四，不一會兒已是滿滿一盆，不可勝計，沈萬三由是富甲天下。傳說南京中華門(古稱聚寶門)的名稱也源出于此。

明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潘群教授認為，沈萬三的财富積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财富起于“農”，而繁于“商”，是一個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蘇州學者陸允昌等專家也持相同看法，說沈萬三是土地經營起家，輾轉貿易發家。

潘群表示，元代江南農業經濟發展有兩個明顯突出的迹象：一是農田水利發展，帶來水田種植發達，稻田面積日益擴大；二是土地高度集中，租佃關系逐漸蔓延。沈萬三這個家族，正是借着元末這種土地關系的變化，将一部分失去業主和佃戶的土地，占歸己有，“糞治有方，潴洩有法”，改良土壤，興修水利，并進一步兼并土地而發家緻富。

就其商業發展和對外貿易而言，潘群教授表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社會經濟問題。”他解釋道，明人記載沈萬三來往的“徽州、池州、太平府、常州”等地，恰是“徽商”頻繁貿易活動的地區，出現一個沈萬三實不足奇。而另一方面，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曆來是聞名全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産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為商品出售。而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今北京)在内所需食糧，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肯定是一“售糧大戶”。由此，沈萬三積累了大量資本。

富起來的沈萬三轉而“通番”，将當地産的紡織品、瓷器等輸往亞非各國，而回船進口大量的珍寶、香料和藥材，一去一回，從中賺取巨額差價。陸允昌就此解釋道，元代的社會環境，非常有利于商業，特别是海外貿易的發展。據史料記載，元代為了鼓勵和發展工商業，實行輕商稅的政策。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等年間，朝廷數次布诏減稅，鼓勵中外貿易。而沈萬三也在此背景下“暴富 ”。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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