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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讀書筆記最大的好處是能貯存著書立說的資料。常言說得好：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們做學問必須依靠準确可靠的資料，如果讀書不記筆記，單憑一些模糊印象來寫論文，當然不可能獲得成功。正因為寫讀書筆記是我們積累資料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人們幹脆說：不動筆墨不讀書。梁啟超還專門論述過這個問題，他說：

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征引那麼繁博，分析那麼細密，動辄伸着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們不能學步了；其實那裡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铢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有用者，立刻鈔下來。短的鈔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頁數。資料漸漸積得豐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他便成為一篇名著。想看這種痕迹，讀趙瓯北的《廿二史劄記》、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最容易看出來。這種工作笨是笨極了，苦是苦極了，但真正做學問的人總離不開這條路子。（《治國學雜話》，《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一《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附錄二，中華書局1936，24頁）

凡卓有成就的學者都在寫讀書筆記方面下過苦功。顧颉剛之子談及其父時說：

父親一生治學，留下了一部分極富特色的文字，這就是他從1914年至1980年記了六十多年的、積累了約二百冊四百萬言的讀書筆記，它們已成為父親全部著述的重要部分。父親生性遇事注意，并勤于動筆，或寫下直接的聞見，或記錄偶然之會悟，總之不放過每一個思想的火花，使其留于劄牍，把筆記簿當成随手可稽的工具，為作文著書打基礎。（《關于顧颉剛先生讀書筆記的特色》，《文史哲》1993年第2期）

記筆記還可以節省查資料的時間。現在雖然也有目錄索引之類的工具書，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研究課題，這些工具書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研究的需要。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将文獻調查與社會調查所獲得的資料以及資料線索随手記下來，使用起來當然會既方便又實用。

一邊讀書，一邊寫讀書筆記，對書的印象将會更加深刻，對書的理解将會更加透徹。清龍啟瑞說：

愚謂今日諸生，讀史必須手邊置一劄記，随其所得，分類記之。記古人之嘉言懿行，則足以檢束其身心；記古人之善政良謀，則足以增長其學識，以至名物象數，片語單辭，無非有益于學問文章之事，當時記錄一過，較之随手翻閱，自當久而不忘，且偶爾憶及與蓄疑思問，其檢查亦自易易。此為讀史要訣，諸生所宜盡心。（《經籍舉要》史類《資治通鑒》提要）

龍氏所說，當然不局限于史學著作，而具有普遍的意義。梁啟超也談到過這個問題：

讀書莫要于筆記，朱子謂老吏斷獄，一字不放過。學者凡讀書，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議論為主，久之觸發自多，見地自進，始能貫串群書，自成條理。經學、子學尤要，無筆記則必不經心，不經心則雖讀猶不讀而已。（《讀書分月課程·學要十五則》，《飲冰室專集》之六十九，中華書局1936，4頁）

他還談道：

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的，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麼方法呢？是抄錄或筆記。……當讀一書時，忽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它抄下來。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腦中，和滑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碰着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系的，又把它抄下來，那注意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之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跳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得來的實況。（《治國學雜話》，《飲冰室專集》之六十九，中華書局1936，25頁）

記筆記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迫使你在讀書時思考。誰都不願多寫一個字，什麼該摘錄，什麼不該摘錄，都是四考的結果。嚴家炎說得好：

讀書要有效果，一定要做筆記。筆記的作用，不僅是消極的，不僅是為了記下讀書的當時産生的那些閃光的思想和精彩的語言，使之不要被遺忘；它還有更積極的意義，即可以促使我們在整理自己原始想法的過程中把思想系統化和深刻化，促使我們擺脫那種“學而不思”的狀态，不做思想懶漢。我自己有這樣的體會：一些本來尚處于朦胧狀态的思想，經過做筆記過程中的加工整理，不僅明确了，而且豐富了、升華了，于是變得一發而不可收，記下一大篇東西來，猶如從蠶繭上理出一個絲頭，能得到一大堆蠶絲一般。這就是記筆記的好處。我們應該養成這個習慣，不要偷懶，不要把它看做可有可無的事情。（《嚴家炎自述》，《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473頁）

寫讀書筆記的實際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有許多著名的學術著作都是讀書筆記彙輯而成的，如洪邁的《容齋随筆》、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錢锺書的《管錐編》。顧炎武《日知錄·自序》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辄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逐削之。”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明顯受到了《日知錄》的影響，其曾孫錢慶曾稱：“公弱冠時即有述作意，讀書有得，辄為劄記，仿顧氏《日知錄》條例。後著各書，即于其中挹注，又去其涉于詞華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編定，題曰《十駕齋養新錄》。”（《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43頁）還有依靠寫讀書筆記從事文學創作獲得成功的，蔡尚思曾舉一例：

資産階級方面，在世界上也出了一個最博學、最多寫筆記最多産的小說家，他就是法國科學幻想小說家凡爾納。他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寫出此類小說近一百種。他每研究一個科學問題，都要看大量的資料，以便寫得有根有據，有聲有色。他親自摘錄的筆記，就有兩萬五千多本。他為了寫一本《月球探險記》，就研究過五百多冊圖書和資料。（《中國文化史要論（人物·圖書）》，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08頁）怎樣寫讀書筆記

胡适在《讀書》一文中讨論過寫讀書筆記的方法問題，指出：

劄記又可分為四類：（a）抄錄備忘。（b）作提要，節要。（c）自己記錄心得。（d）參考諸書，融會貫通，作有系統的著作。（《胡适文集》第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6頁）

顯然，第四類已超出了寫讀書筆記的範圍，或者說是寫讀書筆記的最高階段，茲不具論，僅對前三類略作介紹。

抄書

這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一種方法。鄭闆橋曾對兒子說：

凡經史子集，皆宜涉獵，但須看全一種，再易他種，切不可東抓西拉，任意翻閱，徒耗光陰，毫無一得。閱書時見有切于實用之句，宜随手摘錄，若能分門别類，積成巨冊，則作文時可作材料，利益無窮也。（《濰縣署中谕麟兒》，《鄭闆橋全集》，齊魯書社，1985，500-501頁）

王筠在指導學生讀書時也是這麼要求的，嘗雲：

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閑步，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一年之内，約得三千段。（《教童子法》，《叢書集成初編》本）

如果自己時間緊，當然也可請人代抄，當年蔡尚思在南京國學圖書館讀書就是這麼做的。

不少古書都是抄錄纂輯而成的。汪辟疆歸納道：

竊以抄書亦有六等：一曰全抄，基本書全抄全讀，如巾箱《五經》是也。二曰節抄，讀書時随所嗜而節抄之，如《群書治要》、《意林》是也。三曰撰抄，每閱讀一書将其書中精要，撰次而抄之，如《九經要義》、《文選理學權輿》、《說文段注撰要》是也。四曰比抄，兩書皆有相當地位，比合抄之，如《班馬異同》、《新舊唐書合抄》是也。五曰摘抄，随所閱覽，摘其字句而抄之，如《兩漢博聞》、《兩漢蒙拾》是也。六曰類抄，與摘抄略同，但分類隸屬，以便挦撦，如《文選類林》、《楚騷绮語》是也。抄書至此，似為最下，然取便記憶，本無不可。（《讀書說示中文系諸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1-72頁）

梁啟超說：“善抄書者可以成創作。荀悅《漢紀》而後，又見之于宋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中國曆史研究法》，《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三，中華書局1936，20頁）《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漢紀》提要稱：“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通鑒紀事本末》提要複雲：“唐劉知幾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别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标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晉，終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千年事迹，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有也。”

不少學者都将抄錄資料作為寫作的基礎工作，如顧炎武于《天下郡國利病書》自序稱其：“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梁啟超評論道：

他從小受祖父之教，說“著書不如鈔書”（《文集》卷二《抄書自序》）,他畢生學問都從抄書入手。換一方面看，也可以說他“以鈔書為著書”，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全屬鈔撮未經泐定者，無論矣。若《日知錄》，實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們試留心細讀，則發表他自己見解者，其實不過十之二三，鈔錄别人的話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說，他主要的工作在鈔而不在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專集》，中華書局1936，60頁）

近人著述，如錢穆之《國學概論》也複如此，“正文僅為綱要”，（《弁言》，《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1頁）主要内容是所稱引的大量材料，這些材料當然都是抄錄而來。

寫提要

這種方法有利于從宏觀上對所讀書進行把握，能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根據提要、節要所提供的線索去尋求原文當然也比較方便。現存最早的讀書提要當推《書》序、《詩》序。因為單是從篇名還不容易看出各篇詩、書的内容，所以閱讀和傳播《詩》、《書》的人，根據自己的理解，給它們加上了内容提要。如《詩經·鄘風·載馳》的小序雲：“《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國颠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闵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再如《尚書·虞書·舜典第二》的小序雲：“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将使嗣位，曆試諸難，作《舜典》。”漢成帝時，劉向父子整理圖書，整理完了，往往寫一篇提要，介紹書的作者、整理情況、書的内容，并且作出分析和評價。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仍然是這麼做的。近人張舜徽讀清人文集，每讀一部就寫一篇提要，一共寫了一千多篇，後來選了八百篇編成《清人文集别錄》出版了。他寫提要的方法是盡量輯錄原文，并标明出處，挺實用。現代出版的書發表的學術論文多有内容提要，對我們了解這些論著的内容和特點當然是有幫助的。

寫心得體會

這種方法難度又要大一點，因為讀書真有體會，還将體會寫下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代呂祖謙《呂氏讀書記》中的部分内容大緻屬于這種情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該書為“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之書，随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上面提到的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大抵也是這類讀書筆記。今錄洪邁《容齋随筆》兩則為例。

其一，《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禮，以處為處，以輿為與，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禮字雲：“古文。”處字雲：“止也，得幾而止，或從處。”與字雲：“賜予也，與輿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正。

其二，《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雲“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雲：“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雲‘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這種心得體會偏重于資料考證，還有一種心得體會着重于對思想内容的探索，實際上就是學術短文，如朱自清的讀書筆記《<元曲三百首>與<蕩氣回腸集>》。作者首先介紹了将《元曲三百首》與《蕩氣回腸集》聯系在一起是因為“前一書任中敏先生主編，民智書局出版，後一書任夫人王悠然女士編，大江書鋪出版，都是散曲選本”。接着分析了《元曲三百首》内容上的特點和缺點，并結合詩歌中“歸隐山林”這一主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詩人的“歸田”，大概是說說罷了，心裡總還想着做官的。所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正可描寫這種人，這種詩。這也可以說是儒家思想作底子，道家思想做幌子。散曲家身份本不甚高，無甚遠志；他們隻圖個自己快活，說想歸隐，倒是真的。

可謂一針見血，辨析入微。作者還論述了體裁與主題的關系問題，并指出：“散曲這東西似乎隻夠寫寫兒女之情，用來言志，總覺得有種俳諧氣而不切摯。宋詞除蘇、辛一派外，似乎也是如此。……詞這個體裁似乎根本上并不宜于言志。”作者最後道出了《蕩氣回腸集》“專取私情之作，以尖新為主”的特點，但是又指出：“在禮教高壓的時代，讀了痛快淋漓的，現在時移世易，卻也覺得有點遼遠了。”從而說明了讀者對作品的接受程度，随着時代的推移而有所變化的道理。這則筆記雖然不長，但閃光的地方卻很多。

做索引

如果我們自己有書，或者該書常見，容易找到，不需要摘錄的話，還可以做題錄和索引。題錄可以隻記錄論著的題名與出處。索引可以寫關鍵詞，或主題詞，或用最少的詞句撮其要點，然後再注明出處。其優點是節省時間，中心突出，便于查找；其缺點是不如抄錄原文那麼直接了當，内容完整。

讀書筆記寫在哪兒寫在書上

最省事的方法是幹脆買一本書，就在書上做記号、加批語、移錄有關材料。這種方法的好處是，讀書筆記附書以行，不易丢失；讀書筆記可以和原文比照，容易收到直觀的效果。所以，從事學術研究最好買一些與自己的研究有關的書。胡适說：

有個買書的習慣也是必要的，閑時可多往書攤上逛逛，無論什麼書都要去摸一摸，你的興趣就是憑你伸手亂摸後才知道的。圖書館裡雖有許多的書供你參考，然而這是不夠的。因為你想往上圈畫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寫。所以至少像對于自己所學的有關的幾本必備書籍，無論如何，就是少買一雙皮鞋，這些書是非買不可的。（《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胡适文集》第1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86頁）

将讀書筆記記在書上的方法起源甚早，漢代的鄭玄似已用之。《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毛詩正義四十卷》提要稱：“鄭氏《六藝論》雲：‘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隐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别（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别曲說也。”

王季思介紹過古人常用這種方法，指出：

最簡單是在書上作記号，最先他們所用的記号是劃、是抹。《朱子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又朱子論讀書法說：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所謂抹，所謂劃，都是在文章的緊要處或精采處，劃一條線。宋呂祖謙的《古文關鍵》，樓昉的《迂齋評注古文》，也都是用這個方法指示讀者的。現在學生看書，遇到應該注意的地方，大都用鉛筆、自來水筆或顔色筆劃出來，不知這正是八百年前人的讀書方法。稍後一點，是用圈點。謝枋得的《文章軌範》，方回的《瀛奎律髓》、羅椅的《放翁詩選》，邊都是附有圈點的刻本。（這圓點不是标點的符号，而是鑒賞的符号。）這種方法從元、明以來，日見流行，直到現在才漸漸的少用了。（《語錄與筆記》，《玉輪軒古典文學論集》，中華書局，1982，322頁）

王季思還談到人們常在書的天頭地腳寫上自己的批評意見，稱為“眉批”。不少線裝書的天頭地腳，都留得特别寬大，以備人們寫批語。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稱為文學批評，也由此而來。金聖歎批本《西廂記》、脂硯齋批本《石頭記》，就是這方面的突出例子。前輩學者都喜歡采用眉批的方法。殷孟倫在《談黃侃先生的治學态度和方法》一文中說：

他讀書一定要動筆或加批語。現在看到他存下的批點過的書有百餘種，集錄下來一定對後學啟發不少。他批過《文選》，他的學生曾傳抄過。所批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幾乎等于替郝氏改文。《說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廣韻》也是如此。這三部分整理出來就是很可傳世的名著。他又批過《資治通鑒》，顧颉剛在主持二十四史斷句時，曾通過齊燕銘同志在陸宗達處借去一部分采入标點本。 （殷孟倫《談黃侃先生的治學态度和方法》，《量守廬學記》，三聯書店，1985，43-44頁）

有的學術著作就是利用批在書上的讀書筆記寫成的，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談到了他的傑作《十七史商榷》的寫作過程：“凡所考者，皆在簡眉牍尾，字如黑蟻，久之皆滿，無可複容，乃謄于别帙，而寫成淨本，都為一編。”沈祖棻的《唐人七絕詩淺釋》、《宋詞賞析》是很受讀者歡迎的兩本書，程千帆在整理時，用了沈氏讀書時的批語。程千帆在唐人七絕詩淺釋·後記》中說，有四分之一取自沈氏平日批在各種詩集上的評語。“舊釋二十三首，也是她在各書上所加的評語。這些評語，除了已經改寫為《淺釋》的各篇之外，還有一些較為精審的。零璧碎金，棄之可惜，就又選抄了一部分，附錄于後。”（《唐人七絕詩淺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0頁）程千帆在《宋詞賞析·後記》中複雲：“姜、張兩家詞劄記是從她手批的四印齋本《雙白詞》中輯錄出來的。她的批語有的很簡略，有的則比較詳細。現在隻能把較詳的錄出，因為這一部分對于讀者的幫助可能大些。（《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0，245-246）

還有移錄可同本書比較參證的材料的。如果書上的空隙處寫滿了，可再買一本，或另用紙寫了貼在相關部分。清代著名學者王念孫就是這麼做的，柴德赓說：

陳先生（陳垣）搜集了很多清代學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手稿。從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孫是如何搞學問的：他著《廣雅疏證》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對的，但是後來又發現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劃掉，而是将後來發現的新材料寫在小紙條上貼在上面，再發現再貼，而用到書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有些後人不懂王念孫做學問的這種方法，往往找到一條材料，一看現在的《廣雅疏證》上沒有，就批評他不全面，要給他補，實際上王念孫早已有了，而沒有用上。（《陳垣先生的學識》，《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37頁）

很多學者都用方法積累資料，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許多專著也都是依據眉批寫成的，如邵懿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标注》、範希曾《書目答問補正》、程千帆《史通箋記》等。範希曾《書目答問補正》之史部補證《跋》介紹道：“某案頭初置此書一部，辄就知見，随手以硃筆補注眉上，積久上下眉無隙地，更置一部注之，如是者兩三部，竊自比于橋西劄記所載邵位西标注簡明目故事。乙卯閑居，遂取數部審擇迻錄，合為一帙，成《補正》五卷。”（《書目答問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61頁）當然，寫學術論文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如季羨林介紹道：

陳寅恪先生把有關資料用眉批的辦法，今天寫上一點，明天寫上一點，積之既久，資料多到能夠寫成一篇了，就從眉批移到紙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對《高僧傳·鸠摩羅什傳》的眉批，竟比原文還要多幾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季羨林自傳》，《文獻》1989年第2期）寫在卡片上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調動自如，有利于分析排比。宋人已普遍使用卡片，王季思說：

以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其采用之書，正史之外， 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書成以後，存在洛陽的殘稿還滿兩屋子。後來李焘作《續通鑒長編》，他的方法更精密了。據《癸辛雜識》說：“李焘為《續通鑒長編》，以木櫥十枚，每櫥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乙記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這種方法是合乎科學的。（《語錄與筆記》，《玉輪軒古典文學論集》，中華書局，1982，322頁）

《金史·元好問傳》稱元好問“構亭于家，著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綴所聞。有所得，辄以寸紙細字，為紀錄至百餘萬言”。（《金史》，中華書局，1975，2743頁）既然用寸紙細字來寫，當然也是用卡片的形式寫讀書筆記了。祁承㸁稱宋人“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蔔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于壁間，環坐既遍，即合為一編，幾數十冊”。（《澹生堂藏書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9頁）從“片紙記錄，黏于壁間”幾個字看，陳瑩中也是用卡片來記讀書筆記的。

今人當然也愛用卡片。如王利器說：

讀書要全靠記憶，哪裡記得住許多。除了我在家塾裡讀的那些死書，至今尚能背誦而外，我全是利用卡片來幫助記憶力之所不及，來處理所搜輯的第一手資料。十幾二十年來，我積累了數以萬計的卡片。十年内亂中，我蒙受的損失最大的要數這批卡片。（《王利器自述》，《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210頁）

郁賢皓也自我介紹道：

我決定把李白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從考證李白生平事迹及其交遊入手，以期逐步解決李白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疑點與難點。當時在閱讀李白作品時做了不少劄記，同時将詩文中提到的交遊全部制成卡片，然後查稽各種典籍和石刻資料，發現有關材料即寫入卡片，通過對資料的排比研究，如有心得或有所發現就寫文章，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與唐代文學》，《學林春秋》三編，朝華出版社，1999，168頁）

他研究李白的成果彙集成《李白叢考》一書，後來他撰寫《唐刺史考》也是用的這種方法。他說：“從1973年起就有意識地搜集刺史（太守、尹）的材料，制成卡片，幾年以後積累的卡片竟數以萬計。”終于完成了這部二百二十萬字的著作。（《我與唐代文學》，《學林春秋》三編，朝華出版社，1999，171頁）

目前圖書館用的卡片，多為7.5厘米×12.5厘米，我們用來摘錄資料的卡片可以大小不拘。劉乃和介紹陳垣搜集資料的方法時說：“他抄資料都是用大紙的稿紙，有時也随手用‘另紙’，即零散紙頭上，也就是我們所用的卡片。寫在稿紙上的材料，無論字數多少，都是一個問題另起一頁，一紙不抄兩段材料，将來用起來方便。”（《書屋而今号勵耘》，《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141頁）季羨林鈔資料的紙頭似乎更随便一些。他介紹道：

我自己既很少寫卡片，也從來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較大張的紙，把材料寫上。有時候随便看書，忽然發現有用的材料，往往順手拿一些手邊能拿到的東西，比如通知、請柬、信封、小紙片之類，把材料寫上，再分類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這個情況，向達先生有時就把材料寫在香煙盒上。用比較大張的紙有一個好處，能把有關的材料都寫在上面，約略等于陳（寅恪）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積太小，這樣做是辦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後，要十分認真細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門别類裝入紙夾或紙袋。否則，如果一時粗心大意丢上張把小紙片，上面記的可能是最關重要的材料，這樣會影響你整篇文章的質量，不得不黾勉從事。（《季羨林自傳》，《文獻》1989年第2期）

呂叔湘的卡片則是長條紙，後人回憶道：“呂先生當年做的例句卡片，是用毛筆寫在裁成長條的粗紙上，然後分門别類粘貼在廢書頁上。字作率更體，方正挺峻，字如其人。”（劉堅《呂叔湘先生學術述略》，《文史知識》1997年第11期）裘錫圭用的卡片是自己用廢紙做的，他說：“正規的卡片很貴，我極少購買。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張白紙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無字的廢紙裁成的，還有一些是用印刷廠用紙時剩下來的邊角料裁成的。正規的卡片盒我更買不起，隻能用較淺小的放罐頭等物的集裝紙箱代替。直到今天，我還在用廢紙裁成的卡片。”（《我和古文字研究》，《學林春秋》三編，朝華出版社，1999，458頁）

剪貼圖書或複印資料，也可算做變相的使用卡片。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陳澧》談到：“先生治學之法：凡閱一書，取其精要語，命鈔胥寫于别紙；通行之書，則直剪出之。始分某經，繼分某章、某句、某字，連綴為一，然後别其得失，下以己見。如司法官之搜集證據，乃據以定案也。餘因閱《學思錄》與《讀書記》，而悟其法如此。”（《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頁）周本淳也談到過一個故事：“張曉峰先生攻人文地理，當時買書極易，凡遇到有用材料則剪下，床下有兩巨箱皆所分類剪下之書，此法在當時不失為科學省時之作。王先生（王瀣，字伯沆）曾與之戲言：《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君則‘為書日損’。張先生一笑而已。”（《如是我聞》，《文教資料》1994年第1期，60頁）

寫在本子上

這種方法的好處是便于保存，如果每個筆記本隻記錄某類材料，則檢索起來也不困難。宋人葉廷珪就是采用這種方法來收集資料的。其《海錄碎事》原序雲：“始予為兒童時，知嗜書。家本田舍，貧，無書可讀。……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資，不能盡得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其文多成片段者，為《海錄雜事》；其細碎如竹頭木屑者，為《海錄碎事》……”（《四庫全書》本《海錄碎事》卷首）《海錄碎事》流傳下來了，還保存了不少資料。

宋末王應麟撰《玉海》，是一位很博學的人，他主要也是靠本子來積累資料的，元人孔齊《至正直記》稱其“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複藏袖中而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于該書提要中對《玉海》的文獻價值作了充分的肯定，稱其“所引自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無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曆，尤多後來史志所未詳。其貫串奧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近現代一些著名學者如楊樹達、柳诒徵、汪辟疆等采取記日記的形式積累材料，也可算作将筆記寫在本子上。如柳诒徵之孫柳曾符曾談到：“先祖遺稿有《劬堂日記抄》數十百冊，皆平時讀書時編摘材料，間加按語，以備著述之用。”（《劬堂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21頁）汪辟疆介紹道：“餘年十四，随侍梁園。時五經甫畢，先府君日督課讀《資治通鑒》、《三國志》、《文獻通考》、《文選》諸書。日有定程，夜則疏記一日看讀所得于日記冊。日必三四百字，文事日進，即始于此。”（《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01頁）

輸入計算機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儲存量大，檢索方便，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歡。

西安君翰

注意事項

1、一定要注明出處

我們寫論文要言必有據，注明引文出處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在寫讀書筆記時就應當不厭其煩地詳細注明出處。謝伯陽曾經對筆者說，他和他的嶽父淩景埏花了數十年時間編成《全清散曲》，起初未注明出處，出版社的同志要求他們一一注明出處，他不得不花很多時間重查資料來源。我們應當記取這一教訓。我們在注明出處時還要做到詳細而準确。文獻名稱、文獻作者、出版社名稱、出版時間、報刊名稱、發表時間，乃至頁數都要寫明，否則複查起來非常困難。

2、來自實踐中的信息也可以寫入筆記

我們做學問的信息，一部分來自文獻，一部分來自社會實踐，所以我們既要讀有字書，也要讀無字書。我們的讀書筆記既可摘錄文獻資料、也應記錄來自社會實踐中的有用信息。《論語·衛靈公》雲：“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雖州裡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禦，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可見這種做法，起源很早。後來的各種各樣語錄，大抵也是學生們将老師的言行記下來彙編而成的。

近人夏承焘也是這麼做的，他的學生蔡義江回憶道：“夏先生手邊有一本小筆記本，在談天中，他時而拿起來寫上幾句。不論是我轉述讀過的書，文章中的話，耳聞别人的談吐，還是我自己的想法、意見， 隻要夏先生覺得有點意思的，他都會記下來。老師們聽學生談話而記筆記的，不但從來未遇到過，實也聞所未聞。”（《憶夏承焘師》，《文史知識》1992年第8期）李靈年也将聽來的有價值信息寫成筆記，其《聞學瑣錄》，文前說明雲：“予從事學術研究有年，與衆多前輩學者有不少接觸，或論學術，或談逸事，随時恭錄，散見于日記之中。自愧不敏，不能窺其堂奧。隻是陳迹惟恐湮沒，雪泥鴻爪，可飨後來學子，故一鱗一爪，不嫌其瑣屑，摘取發表，公諸同好。”（《聞學瑣錄（一）》，《文教資料》1995年第2期）今舉一則為例：

施孝适先生問我《鬼神傳》《巫山豔史》各家目錄有無著錄，他在整理這兩部小說。我仿佛記得查過書目，印象中無記載，于是便順口說：“無。”後蕭相恺同志來，我向他請教這兩部書的著錄情況。他說，孫目、柳目都有著錄，《鬼神傳》又名《終須報》，全名《陰陽顯報鬼神傳》，國内存有幾個本子，一曰丹桂堂刊，四卷十八回；一曰丹拄堂刊，四卷十八回；又有二十回者。阿英藏書的一部分現藏蕪湖圖書館，有鹹豐年間廣東省城刊本《鬼神傳》，蕭曾去查閱，為丹桂堂刊本，究不知二刊本有何區别。丹桂、丹拄二堂在清代均為廣州坊刻處。《巫山豔史》一名《意中情》，孫目有錄，北大圖書館和日本千葉菊香有藏。由此事可知勤于請教的重要。蕭同歐陽健搞了四年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跑遍全國各大圖書館，曆盡艱辛，遂成專家裡手，對小說版本異常熟悉。（《聞學瑣錄（二）》，《文教資料》1995年第4、5期）

呂叔湘說過“朱（自清）先生身邊經常備個小記事本，聽到别人說一句話他認為值得注意的，馬上記下來，積累多了，自然從中發現好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劉堅《呂叔湘先生學術述略》，《文史知識》1997年第11期）可見聽來的信息記下來對選題也是大有幫助的。

3、應當有指引卡或編索引

資料積累多了，不便檢索。為此，要給資料卡片做指引卡，要給書本編制索引，用電腦貯存資料，一般都會預先設計好檢索途徑。所謂指引卡，就是在卡片盒中高于普通卡片的卡片。其高出部分是用來寫關鍵詞或類目名稱供檢索用的。王雲五說：“關于利用卡片的方法，凡就所讀的書，對其内容某一段落認為足供将來參考者，可以卡片列其标題及所見書籍的頁數，再将積累的卡片分類排列，則于應用時一檢有關的标題，便可以在已經讀過許多書籍的某些頁中同時搜集許多有關的資料。”（《漫談讀書》，《談讀書》，大衆文藝出版社，2000,42頁）王氏所說的分類排列，其類目就是寫在指引卡上的。王氏強調了用卡片來做資料索引，其實也可以用卡片來摘錄原材料，或寫自己的體會。

4、最好單面寫

為了節約紙張，一般人都會在一張卡片或一張紙的兩面摘錄資料，這會給我們寫論文時排比與剪貼資料造成一定的困難，而單面寫筆記就會避免這一缺點。

5、一張卡片隻抄一條材料

劉乃和稱陳垣：“他抄材料都是用大張的稿紙，有時也随時寫‘另紙’，即零散紙頭上，也就是我們所用的卡片。寫在稿紙上的材料，無論字數多少，都是一個問題另起一頁，一紙不抄兩段材料，将來用起來方便。”（《書屋而今号勵耘》，《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141頁）

6、要勤筆免思

我們在讀書時常有這樣的經驗。當我們讀書讀得非常起勁的時候，往往不願意停下來摘錄有關資料。而書讀完了，時過境遷，往往又找不到想摘錄的資料，或者沒有興趣去摘錄有關資料了。劉乃和介紹陳垣的一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吸取的：

他凡是看到有用的資料，馬上就寫，随手抄錄，決不耽擱。在思考問題時，也是偶然想起什麼，或有何心得，也即刻寫在“另紙”。他經常教導我要随手寫，“勤筆免思”，不管是材料或想法，有時稍縱即逝，不及時記下，考慮的問題就會忘掉，翻到的東西，當時未寫下，再找時會很久也找不到。（《書屋而今号勵耘》，《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141頁）

鄭天挺有一個生動的比喻：“收集史料如捉賊，稍縱即逝，不可放過。”（劉澤華《我和中國政治思想史》，《學林春秋》三編，朝華出版社，1999，436頁）最好的辦法是随讀随記，或者一邊讀一邊寫上需抄資料的頁碼并用鉛筆做上記号，待讀完了再摘錄。胡适雲：“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着‘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吳淞月刊>發刊詞》，《胡适文集》第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43頁）

7、将引文與自己的話嚴格區分開來

我們在摘錄材料時，往往寫上自己的感想，或者為了文從字順，而加上自己轉述的話，如果不用引号，或采用其它方法加以區分，我們在使用這些材料時，将難以反映引文的原貌。

8、用什麼方法應當先具體分析一下

譬如自己有書就可以将讀書筆記寫在書上，再做個索引就可以了。需抄的資料又多又零碎，最好用卡片。已經有了書、論文或文稿，就可以将新獲得的材料就批在書、論文或文稿上，如果再抄成卡片放在卡片盒裡，就很難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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