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13日，智利詩人聶魯達做了反對維德拉軍政府的演講，此後不久，為了躲避刺殺被迫流亡，經曆“盲鼠的一年”，東躲西藏，落腳墨西哥。

聶魯達寫過一首詩：現在，春天，請告訴我有什麼用，對誰有用，幸好我還記得/你有什麼用/我覺得是用來拯救落在任何一口深井裡的人/那個詞本身即是青春的儀式/對誰有用，好吧，依我拙見，你對生活有用/比如，我隻需念出“春天”這個詞，就會感到生命力、勇氣和活力。

這首詩出現在烏拉圭作家馬裡奧·貝内德蒂的小說《破角的春天》臨近結尾處。被關押五年之後終獲釋放，聖地亞哥在飛機上禱告，輕輕念出“春天”這個詞語，他想：春天就像一面鏡子，但我的那一面有一個角破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經曆了無比充實的五年之後它不可能保持完整/但即便有一個角破了，鏡子也依然可以用，春天也依然有用。

撰文 | 林頤

《破角的春天》，（烏拉圭）馬裡奧·貝内德蒂著，歐陽石曉譯，S碼書房|作家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經驗是想象力的出發點

馬裡奧·貝内德蒂于1920年9月14日出生，童年起就對文學感興趣，後來他當了記者，做訪談，撰寫旅行筆記和評論文章，擔任過著名的《前進》周刊的文學主編，再後來，他創辦了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學研究中心，曾任教于烏拉圭共和國大學人文系。

貝内德蒂關心政治和民生。他于1960年在美期間加入支持古巴革命的知識分子團體，寫作描寫烏拉圭經濟、政治和道德沒落的作品——《麥草尾巴的國家》，踴躍地參與政治、軍事活動，領導左翼政黨“三月二十六日運動”。1973年6月27日，烏拉圭發生軍事政變，貝内德蒂離開祖國，長達十二年流亡在外，輾轉阿根廷、秘魯、古巴和西班牙。

《破角的春天》出版于1982年，在烏拉圭公投前一個月。貝内德蒂寫作這部小說時的心境，與聶魯達寫下詩歌時的心情，必定産生了共鳴。經驗是想象力的出發點，是想象力通過奇妙的思維調和伸向虛構的跳闆。回憶的線索經過作家精心的編造，構成具有獨創性的文學活動，事件轉化為文本的時候也經曆了一番深刻的變動，從而獲得更普遍的價值。

流亡，在名為“自由”的監獄

《破角的春天》是一部特别的多視角小說。主要人物包括聖地亞哥、聖地亞哥的妻子格蕾西拉、女兒貝阿特麗絲、父親拉斐爾和聖地亞哥的朋友即格蕾西拉的情人羅朗多。在聖地亞哥坐牢期間，拉斐爾帶着格蕾西拉和貝阿特麗絲流亡異國，得到聖地亞哥舊友的照顧。這些人物的活動、對話、占很大分量的内心獨白，構成小說的主幹。獨白是一種容易引起讀者共感的方式，有助于理解人物各自的想法和立場。

書中還有一些斜體字的章節，這些章節是貝内德蒂自己真實經曆的描述，或其他烏拉圭流亡者的遭遇的講述，這部作品以虛實相間、相互印證的方式，完成了曆史與叙事、記憶與書寫的轉化與表達，而真實經曆像《破角的春天》這座虛構房屋的堅實地基，讓整部作品更有現實感，更有力。不同人物、不同形式之間的自如跳轉，表現了作者高超的寫作技藝和語言的掌控能力。多線并發，組成複雜又清晰的全景圖像。

《破角的春天》外文版書封

聖地亞哥服刑的監獄名叫“自由”。這座監獄真的存在。烏拉圭大作家加萊亞諾曾經描述，那裡關押着很多政治犯，氣氛肅穆，未經允許不準說話、唱歌、吹口哨、打招呼。圖書不能有鳥兒、情人、蝴蝶、星星、孕婦等圖案，因為它們代表着希望、愛情、自由、光明與生命。監獄是剝奪自由的地方，名之為“自由”，是荒誕的現實，類似虛構的悖謬，不可理喻的證明。據說，有五歲的小女孩去“自由”探望父親，她帶着的圖畫是一株大樹，樹葉上畫着一些圓圈，女孩悄悄告訴父親，那是藏在葉間的鳥兒的眼睛。小說裡，寄往“自由”的信件都要審查，人們發明一些暗語，小心翼翼地繞過暗礁，偶有消息傳遞成功，必須抑制喜悅，不可表露于外。

在牆内，獨自一人，熬過一個又一個重複的日子。監獄生活的特性，空間的縮小和時間的延長，在聖地亞哥的感官裡變得格外鮮明。月光是奢侈的，在最初的兩年裡，連月亮都看不見，聖地亞哥仔細觀察牆上的污迹，在污迹中想象面孔、動物、物體。對家人的思念，是他最深切的實在的擁有，他回憶與妻子的愛情，懷抱對父親的歉疚，想象他那出生不久就分離的小女孩的成長，擔憂父親的缺席會對她造成的影響。在冬天裡，他等待春天。

貝内德蒂小說插圖

拉斐爾是一個典型的流亡知識分子的形象。作為聖地亞哥的引領者，與監獄之外的社會觀察家，或者說，作為貝内德蒂本人的主要投射對象，拉斐爾有強烈的漂浮感，覺察到原生文化的風化與無法重組，但是，他在因流亡導緻的“殘疾，遍體鱗傷，身體的一部分被挖空了，并且失眠”的煎熬中依然不肯放棄：“我們這些老人都是靈車，……靈車還依然可以行駛的人，将幫助他們記起他們曾看見的東西，以及他們未曾看見的東西。”

格蕾西拉和羅朗多，代表了脫離家國之後的新一代移民的本地化，他們打算開啟新的生活。流亡的原意是“跳到外面去”，跳躍進入新的生活，無可厚非。而且，也許，就像書中所說，融入另一種生活是對流亡最好的反抗。

新的社會，新的希望，更多地被寄予在貝阿特麗絲這一代人身上，盡管她與父親從未謀面，在蒙昧的狀态裡，她已經在承襲，在探尋父親與祖父的理想，什麼是“政治犯”“自由”“祖國”“赦免”，為什麼一個人在沒有犯罪的情況下會被投入監獄，她以孩童的方式解釋那些難以捉摸的貌似龐大實則空虛的概念，在詞與詞之間，女孩以自己的文體創造着世界。

去流亡化，不能朝現實關上門

布羅茨基在《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态，或曰浮起的橡實》裡寫道：問題的實情在于，一個人脫離了專制，則隻能流亡至民主。由于他前世的生活，他能遠比民主制度下的居民更強烈地體會到民主制度的社會優勢和物質優勢。然而，恰恰由于同樣的原因（其主要的副産品是語言上的障礙），他發現自己完全無法在新社會中扮演任何一個有意義的角色。

拉斐爾想：我無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夠适應那個轉變後的國家，那個此刻正在禁锢的密室中孕育的國家。是的，也許“去流亡化”會跟“流亡”本身一樣艱難。

去流亡化，一直是貝内德蒂寫作的核心命題。

流亡，它表現為自由的特質，是向着自由而去的決心的履踐。人在軀體上離開故鄉，位移進入不同的文化語境，精神上也要經受洗禮和考驗。流亡，在情感取向上，又指向懷舊的自我束縛。懷念之情幫助作家駐守在他的故園，在流亡的旅程中領悟往昔的可貴、命運的無常，流亡因此也常常會被浪漫化。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作家還要思考自己的作用意義，反思性的懷舊的立足點是當下和未來，要探索國家和族群的潛在機遇和未完成的許諾。

卡彭鐵爾說：“在拉丁美洲，小說是一種需要。”馬爾克斯說：“不積極參與政治是一種罪過。”貝内德蒂說：“不能朝現實關上門，如果天真地試圖把它關在門外，也不過是白費力氣，因為現實會從窗戶跳進來。”在拉丁美洲，寫作與政治，從來無法分開，也不能分開。

在《百年孤獨》《族長的秋天》等作品裡，馬爾克斯用一種我們稱之為“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塑造獨裁者，貝内德蒂的寫作遵循傳統的現實主義路徑，注重描摹生活細節場景，在寫實的基礎上作結構、形式的創新與對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畫。貝内德蒂的另外兩部小說《休戰》、《感謝火》，都借助主人公的觀察和感受呈現碎片化的日常，也都曾經被批評為瑣碎與庸碌，貝内德蒂在拉美作家中長期被低估，在近年的文學回歸潮流裡，他的重要性方才日漸凸顯。

1973年政變之後，烏拉圭成為全世界政治犯密度最高的國家。這就是烏拉圭人的現實，現實比小說更魔幻。《破角的春天》所表現的現實，将一個家庭的分離與國家的問題熔為一爐。作品更以文學的形式揭示了，人類總是監禁和流亡在自身之内的困境。虛構小說是拉美民族的私人曆史，它比故事走得遠，也比曆史走得遠，它賦予全人類一道分享的崇高與不幸。

它說：“沒人能将春天從我的手中奪走。”

撰文｜林頤

編輯｜張進、宮子、李永博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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