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3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學會的徐旭生､蘇秉琦等在沣河沿岸開展第一次考古調查開始，豐鎬遺址的考古工作曆經了八十多年，已經取得一系列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僅以西周時期的遺存發現與研究成果而言，可以總結為四個方面：①初步确立豐鎬遺址的區域､分布範圍，年代和性質;②建立西周考古的分期斷代标尺;③确定先周文化與西周文化劃分标準;④發現大型宮殿基址與建築區，鑄銅､制骨､制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以井叔家族為代表的貴族墓地，多處青銅器窖藏等大批西周遺存，為全面掌握豐鎬遺址地下遺存分布狀況和聚落布局提供大量材料｡從總結的四個方面研究成果，不難看出在相當長時間内，豐鎬遺址的考古發掘是以解決年代學問題為學術研究目的，以重要遺存大型建築､大型墓地､貴族墓葬､青銅器窖藏等為主要發掘内容｡這就造成雖然獲得了大量考古材料，但受制于發掘理念，能夠解決聚落形态､聚落發展演變過程的材料相對較少｡聚落考古學以文化生态學為理論，以地理學和民族學為闡釋的出發點，以遺址為基本研究單位｡由于缺乏聚落考古的理念，也導緻對豐鎬遺址的古環境､古地貌､古水系的研究關注甚少，對古環境與豐鎬遺存分布的關系缺乏專門的研究;把重要遺存集中分布的郿邬嶺，比如客省莊､馬王村､張家坡､大原村一帶，作為發掘重點，對于遺存較少分布的郿邬嶺以南地區則缺乏關注，導緻對豐鎬遺址地下遺存的整體分布狀況，不同時期遺存布局情況缺乏全面了解;人為地把遺存分為重要遺迹和一般遺迹，對貴族墓葬､大型墓葬重點發掘和研究，而對于一般的灰坑､居址､作坊遺址等不重視，導緻對豐鎬遺址聚落内部布局的演變､遺存反映的活動性質等問題難以厘清｡近年來，尤其是自2011年以來，為了制定豐鎬遺址保護規劃，以文化遺産保護為目的，在多學科相結合的聚落考古理念下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将工作的重心從占壓嚴重､以往工作做得較多的郿邬嶺上轉移到其南部以往未做工作或工作較少的區域，取得許多新發現和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 初步建立豐鎬遺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統，确定遺址四至和西周遺存分布範圍豐鎬遺址作為第一個在西安建都的都城遺址，其聚落布局一直是我們的考古工作重心｡2012年，為了制定豐鎬遺址保護規劃，受西安市文物局豐鎬遺址保管所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隊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開展“豐鎬西周都城遺址範圍确認及地下遺存分布狀況考古調查勘探”項目，分别對鎬京遺址和豐京遺址進行全面考古調查和大面積鑽探，初步建立了豐鎬遺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統。并通過全面考古調查､空白區域大面積考古鑽探，科學準确地确定了遺址四至和西周遺存分布範圍，并确定的豐京遺址西周遺存的分布範圍約為8.62平方千米(圖一)。

2. 郿邬嶺以南區域内中型墓葬的發掘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隊在新旺村西南發掘兩座西周晚期墓葬。2013年，在大原村東南發掘了兩座西周墓葬。這些墓葬屬于郿邬嶺以南區域内的中型墓葬，為研究西周盜墓史和豐京遺址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的資料(圖二)｡3. 曹寨古水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和大原村東古水池等水系遺存的勘探與發掘

2013年至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豐鎬隊在大原村至曹寨村一帶進行大面積鑽探時，發現曹寨水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和大原村東古水池等水系遺存(圖二)，并對它們進行小面積解剖性發掘｡确定曹寨北水域最長270､最寬187米，面積約31000平方米，并有專門從沣河引水的水道（圖三）。古水域廢棄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總長約2600米，總體走向為東南一西北方向，呈圓弧狀｡在曹寨村南斜向與沣河灘地相接，在大原村西南河道突然變寬，再略偏向北與靈沼河斜向相連。古河道的廢棄年代不會早于西周晚期。

另外，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還在沣東地區馬營寨一帶發現西周時期一大型壕溝。這些水系遺存的發現和發掘為研究豐鎬遺址聚落布局及演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4. 馮村北制骨作坊遺址的發掘2011年和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豐鎬隊兩次對馮村北制骨作坊遺址進行發掘(圖二)。确定該遺址為西周晚期制骨作坊遺址，面積9000平方米以上｡不僅對西周晚期制骨工藝的全流程､操作鍊和各個制骨環節的工藝細節有了深入的認識，而且對制骨作坊的範圍､性質和内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此基礎上，豐鎬遺址的制骨遺存與制骨手工業，制骨作坊與豐鎬遺址手工業布局的問題，得以進一步探讨｡5. 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遺址的發掘2012年，在對大原村和馮村之間進行大面積鑽探時，在大原村西南､東南距離馮村北制骨作坊遺址約400米處發現陶窯29座｡2017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隊持續在大原村西南發掘制陶作坊遺址（圖二）。發現陶窯十餘座(圖四)，發現大量細砂石､泥坯､陶墊､紡輪､陶丸等可能和制陶相關的遺物，系統采集了動植物遺存，對制陶工藝､制陶作坊的生産､陶工生活等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初步确定該遺址為一處燒制夾砂褐陶疙瘩鬲的西周晚期制陶遺址。

除了上述發掘工作以外，近年來每年還對郿邬嶺以南以往工作較少或未開展工作的區域進行大面積普探，以期全面了解豐京遺址地下遺存分布狀況。上述考古工作不僅獲得許多新發現和成果，而且也使得我們對豐京聚落布局及其演變有更深的認識，有的學者還對西周都城遺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進行了相關探讨。通過近年來豐鎬遺址的工作，我們也對豐鎬遺址的考古工作有一些認識和看法，同時也對未來的工作提出幾點建議。(1) 通過對豐鎬遺址大面積的普探，至目前為止我們在豐鎬遺址工作過的區域内還沒有發現城垣，而在豐､鎬京遺址周邊均發現有古河道和壕溝等水系遺存環繞，這些現象顯示豐鎬原本可能沒有城垣｡至于西周王陵，目前在遺址内也未見任何線索，因此可能還須在遺址周邊去尋找。(2) 今後的考古工作應在理念､宏觀和微觀不同層面做出調整與深化｡

理念方面:走出“證經補史”的傳統史學思維方式，開展考古本位的學術研究。從傳統文獻指導下的曆史探索轉向考古本位的曆史探索，從分期斷代研究和重點遺存的發掘轉向以文化遺産保護為目的的，多學科相結合的全方位的聚落考古｡宏觀方面:以聚落考古理念為指導，對豐鎬遺址所在的沣河流域進行區域系統調查(SystematicRegionalSurvey)｡區域系統調查是在宏觀的時空框架内探索人地關系､聚落布局演化､社會複雜化進程等重要問題的重要手段｡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随着聚落考古學傳入中國，區域系統調查已在我國的聚落考古研究中有了不少實踐案例，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作為西周都城的豐鎬遺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曆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表明在豐鎬遺址所在的沣河兩岸及周邊更大範圍内分布多處西周遺址｡利用區域系統調查方法對沣河流域及周邊更大範圍内西周遺址開展系統調查，以及在系統調查基礎上有針對性的發掘，将有助于認識豐鎬遺址與周邊遺址的關系，更深入理解豐鎬在西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遺址内，對每個區域開展詳細勘探，尤其是過去開展工作極少的中南部區域｡在勘探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遺存進行發掘，通過發掘确認每個聚落單元，如手工業作坊遺址､道路和水系等的年代､性質，進而通過這種拼圖式的工作逐漸掌握整個聚落不同階段的布局狀況｡微觀方面:對具體遺存現象開展多學科結合的精細化發掘，從問題提出､課題設計到田野發掘､相關現象解釋與曆史過程構建全方位開展真正的多學科合作，強調明确的､盡可能多的學術問題意識和重在解決學術問題的考古發掘，放慢速度，提高質量，在一定發掘面積内獲取盡可能多的曆史信息｡研究目标方面以發掘區域所能反映的古代人類行為為研究目标，對年代學､類型學､形成過程的相關研究都圍繞這一研究目标開展｡目前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的發掘正是對這一理念的實踐，通過精細化的發掘，嘗試對制陶作坊的生産工藝､陶工的生活､制陶業的組織與管理､手工業與聚落等開展更深入細緻的研究｡(3) 随着考古科技水平的提高，多學科合作參與發掘成為未來發展的一種趨勢｡但從目前情況看，科技考古介入程度不夠，還需要相關科技考古人員實時加入田野工作｡在發掘前做好工作計劃､發掘過程中同步提取樣本和發掘後及時進行分析研究，真正做到多學科全方位合作研究｡(4)豐鎬遺址不僅是第一批公布的國家重點保護遺址，也是第一個在西安地區建都的都城遺址｡但同時它也位于西安市的近郊｡随着西部大開發進程，西鹹新區的建立和發展，如何使得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和保護利用協調發展就成為一個重要且迫切的課題｡首先要經過詳細充分的論證制訂科學合理的遺址保護規劃，否則保護規劃未通過，勢必影響遺址未來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反之，我們的考古工作也要以文化遺産保護為目的，使得遺址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用｡

(作者：付仲楊 王迪 徐良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八》2019年11月 此處省略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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